丹尼斯·芬奇·哈顿游猎回来，在农场上住过一段时间，但当我开始收拾屋子打包行李时，他不能再住下去了，搬去了休·马丁在内罗毕的房子。他每天开车从那里过来农场和我一起吃饭，到最后，我已经在出售家具时，我们坐在一个包装箱上，在另一个包装箱上吃饭，一直坐到夜深。
有几次，丹尼斯以一种我真正要离开这个国家的口吻对我讲话。他自己把非洲视作他的家，他非常理解我，曾和我一同哀伤，但他也会笑话我的离愁别绪。
“你觉得，”他说，“你离了西伦佳没法活？”
“没错。”我说。
但我们在一起的大多数时候都谈笑如初，好像未来并不存在。他从不担心未来，就好像他知道，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调动我们未知的力量。他与我放任自流的计划很自然地和谐一致，随其他人怎么想怎么说。只要他在，我们坐在空房间的包装箱上吃饭似乎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很符合我们的品位。他引一首诗送我：
你必须把你悲哀的小曲，
变成愉快的节拍，
我永远不为怜悯，
而只为欢娱而来。
那几个星期我们常飞短线，飞越恩贡山或南下动物保护区。一个早晨，丹尼斯很早就来到农场接我，然后就在太阳初升的时候，我们看见山南的平原上有一头狮子。
他说过要打包他的书，书在我家放了好多年了，但他从没有真正开始过这项工作。
“你留着它们吧，”他说，“我现在也没地方放书。”
他一直没决定在我家关门之后该搬去哪里。有一次，在一个朋友的执着建议下，他甚至开车去了内罗毕，去那里看出租的小别墅，但他回来后似乎对所见的一切异常反感，连提都不愿再提。晚饭时，他开始向我描述房子和家具，突然自己停了下来，呆坐在那里，脸上有不常见的厌恶和悲伤。他接触到了一个不堪的世界。
这完全是一次客观的非难，并不针对他个人，只是他忘记了自己本身也注定要参与这个世界。我这么说时被他打断。“哦，至于我嘛，”他说，“我待在马赛保留地的帐篷里就会很开心，要不然我可以在索马里村庄里找一套房子。”
但这次，仅此一次，他提到了我在欧洲的未来。他觉得我在那里会比在农场更开心，可以免于遭受我们将在非洲收获的所谓文明。“你知道，”他继续说，“非洲这片大陆有可怕的强烈讽刺感。”
丹尼斯在沿海地区有一块土地，在蒙巴萨以北三十英里处，塔卡翁佳溪沿岸。这是一片旧日阿拉伯殖民地的遗迹，有一座端庄的唤礼塔和一口井—我提过，盐渍土地上的灰色石头在日渐风化，中间是几棵芒果树。他在他的土地上盖了一栋小房子，我去那里住过。那里有一片神圣、干净、沉闷的巨大海景，眼前就是蓝色的印度洋，南边是塔卡翁佳的深溪，目所能及之处只有陡峭完整的绵长海岸线，有着浅灰色和黄色的珊瑚岩。
潮退后，你可以从房子朝海里走上好几英里，就像走在铺砌得有点不平的巨大露天广场上一样，能捡到奇怪的长尖贝壳和海星。斯瓦西里渔夫过来闲晃，穿着腰布，裹着红色或蓝色的头巾，像水手辛巴回到人间。他们拿出多彩的尖穗鱼来卖，有些非常好吃。房子下方的海岸上有一排凹进去的深洞和岩穴，你坐在阴凉里看着远处亮晶晶的蓝海。潮水涌进来后淹没了洞穴，一直淹到房子的地基。大海在多孔的珊瑚岩里奇怪地唱歌叹气，好像你脚下的地面是有生命的，长浪像突袭大军一般匆匆涌进塔卡翁佳溪。
我在塔卡翁佳时遇到满月，光芒四射的静谧夜晚有着极致的美丽，让你的心为之折服。你打开面向银色海面的大门睡觉，嬉闹和暖的微风低语着吹进一些细沙，吹到石头地板上。有一晚，一排阿拉伯单桅木船开来，就在海岸附近，在季风来临前无声地行驶，一队棕色的影子在月亮下扬帆起航。
丹尼斯有时提起，要把塔卡翁佳变成他在非洲的家，可以从这里带队去游猎。我刚说起要离开农场时，他曾提出让我去住他在那里的房子，就像他在高地时住在我家一样。但白人没法在沿海地区久住，除非他们有很多舒适的设施，而且塔卡翁佳对我来说太低太热了。
我离开非洲那年的五月，丹尼斯要南下去塔卡翁佳待一个星期。他计划建一栋大点的房子，还计划在土地上种芒果树。他开着自己的飞机离开，打算回程时经过沃伊，看看那里有没有可供游猎的大象。土著多次说起过从西边走到沃伊附近的象群，特别提到一只大公象，体型有其他大象的两倍大，常常独自在灌木里散步。
自诩非常理性的丹尼斯有时会受到一种特殊情绪和预感的影响，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他会连续沉默几天或一星期，但他并不自知，我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还会惊讶。他出发去海岸前的最后几天就处于这种恍惚状态，好像沉浸在冥思里，但我这么说时他还笑话我。
我让他带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看到大海会很愉快。一开始他说好，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说不行。他告诉我，他不能带上我，因为侦查沃伊的航程会非常艰难，他可能要降落在灌木丛里睡觉，那样的话他就必须带上一个土著男仆。我提醒他，他说过开飞机是为了带我飞遍非洲的。是啊，他说，他确实带我飞过啊。如果沃伊真的有大象，他会在摸清降落处和营地之后，再带我飞去看它们。这是我唯一一次要求丹尼斯开飞机带上我，而他没答应的。
他在八号—星期五—出发。“星期四在门外等我，”他走时说，“我会及时赶回来和你吃午饭。”
他已经发动汽车准备去内罗毕机场时，又关掉引擎，回来找一本诗集，他说突然想带它上旅途。他一脚踩在汽车踏板上，一手指着书，给我朗读一首我们讨论过的诗。
“听着啊，是你的灰雁。”他说。
我看见灰雁飞过平原
野雁在高空充满生气—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矢志不渝
它们的灵魂梗在喉间
—它们发灰的洁白为浩瀚天空扎上缎带
太阳的光辐洒遍褶皱的丘陵。
然后他对我挥舞手臂，与我永别了。
丹尼斯在蒙巴萨降落时折断了一根螺旋桨。他发电报回内罗毕索要备用零件，东非航线公司派了一个男孩去蒙巴萨送零件。飞机修好后，丹尼斯又准备起航，他让航空公司的男孩跟他一道，但那男孩死都不愿意去。这个男孩对飞行习以为常，也和很多人一起飞过，甚至在这之前和丹尼斯也一起飞过。丹尼斯是个很好的飞行员，在土著圈子里，他的飞行能力和其他能力一样备受赞誉，但这次这个男孩就是不肯跟他一起飞。
很久以后，男孩在内罗毕遇到法拉，他们聊开了很多事。他对法拉说：“当时就是给我一百卢比，我也不和白达老爷一起飞。”命运的阴影—丹尼斯自己在恩贡的最后几天已经察觉到了—在土著的眼中更加强烈。
于是，丹尼斯带着他自己的男仆卡马乌飞去沃伊。可怜的卡马乌害怕飞行，他在农场告诉过我，飞机升空离开地面后他就死死地盯住自己的脚，一直盯着不放，直到再次回到陆地上为止。如果他稍微瞟一眼飞机的舷外，从高处看到下方景貌的话，他会被吓死。
星期四我出门等丹尼斯，估算他在日出时从沃伊起飞，飞两个小时回到恩贡。但他没有回来，我想起自己在内罗毕有事情要办，就开车进城。
每逢我在非洲生病或是异常担心的时候，就会被一种特殊的强迫想法折磨。那种感觉就像我周遭的一切都处于危险或不幸之中，在这一灾难里，我自己却不知何故站错了边，因此每个人对我的态度都不信任或是害怕。
这个梦魇实际上是对战时的回忆。当时有好几年，殖民地的人怀疑我本质上是个亲德派，用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他们的疑心起于战争爆发前夕，我曾经出于无辜的好心在奈瓦沙为德属东非的范·莱托将军买过马匹这件事。我们六个月前一同旅行来非洲时，他拜托过我帮他买十匹繁殖用途的阿比尼西亚母马，但我刚到这个国家时有太多其他事情要考虑，忘了这件事，于是后来他写信给我一直重提母马的事，最后我北上奈瓦沙帮他买了马。战争随即就爆发了，母马也没能运出国。但我还是无法逃脱这一事实，即我在战争爆发之际，为德国军队大批买马。不过，这种针对我的怀疑没有延续到战争结束，后来我弟弟自愿加入英军，在鲁瓦以北的亚眠猛攻中取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整件事就烟消云散了。那次嘉奖甚至在《东非旗帜报》上刊登出来，标题：一枚东非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那个时候，我能轻松地应对这种孤立，因为我一点都不亲德，而且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站出来澄清。但这件事对我的侵蚀其实比我想象得要深，许多年后，在我非常疲累或发烧时，这种感觉就会回来。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每件事情都在和我作对，有时它突然间像一团黑暗笼罩住我，我有些害怕它，就像害怕某种精神错乱。
星期四在内罗毕，这个梦魇毫无预警地偷袭了我，它变得那么强烈，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不知何故，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压抑的悲伤里，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而且在这悲伤中每个人都避开我。没有人愿意停下对我说话，我的朋友看见我时，马上钻进汽车开走。就连邓肯老先生—苏格兰的杂货商，我在他那里买生活用品买了很多年，甚至还在总督府的大舞会上和他跳过舞—在我走进店里时，都用一种惊骇的眼光看着我，快步离开店铺。我开始觉得在内罗毕竟像在荒岛上一样孤单。
我留法拉在农场上迎接丹尼斯，所以我没人可以讲话。基库尤人不擅长这种事，因为他们对现实的理解，甚至他们的现实本身都与我们的不同。但我要去和绮罗莫的麦克米伦女士午餐，我想在那里可以找到白人聊一聊，恢复我的正常心智。
我驱车去绮罗莫可爱的内罗毕大屋，在竹林长街的尽头找到了午餐会。然而，绮罗莫的状况和内罗毕街道一样，每个人看起来都伤心欲绝，我走进去时谈话戛然而止。我坐在老朋友巴培特先生旁边，他垂下头去只说了几个字。我尝试摆脱正重重压在身上的阴影，向他问起他在墨西哥的登山活动，但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想：这些人对我无益，我要回农场。丹尼斯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理智地谈话行事，我就会恢复正常，能了解和明白一切。
我们吃完午餐后，麦克米伦女士让我跟她进小客厅，在那里告诉我沃伊发生了一起事故。丹尼斯坠机了，他死了。
就在那时我恍然大悟：只是听到丹尼斯的名字，真相已经大白，现在我了解也明白了一切。
之后，沃伊的地区委员写信给我交待事故的细节。丹尼斯前一晚在他那里过夜，早上开着飞机离开，机上带着他的男仆朝我的农场飞去。他刚飞走很快又掉头回来，飞得很低，在两百尺的高度。突然间飞机摇摆，开始飞快旋转，然后像一只俯冲的鸟一样一头栽下来。它撞击地面时起火，赶过去的人都被热浪阻挡了。他们把树枝和沙土丢向火里，把火扑灭后，发现飞机已经完全撞毁，机上的两个人都在坠机时死了。
这天之后的很多年里，殖民地都觉得丹尼斯的死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普通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中萌芽出一种美好，一种超出他们理解的可敬价值观。当他们提起他时，最常把他归为运动员，他们会讨论他作为板球队员和高尔夫球手的辉煌成就。关于这些我自己一点也没听说过，所以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在所有比赛中的盛誉。在人们称赞作为运动员的他后，会顺便一提，当然啦，他也很有才气。他们真正铭记的是他全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私利，一种无条件的真实坦率，除了他以外我只在白痴身上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质通常不被立为典范，但一个人死后它们可能会相对容易被真心欣赏。
土著比白人更加了解丹尼斯。他的死对他们来说就是丧亲。
我在内罗毕被告知丹尼斯的死讯后尝试南下沃伊。航线公司派了汤姆·布莱克过去汇报事故，我开车去机场想让他带上我，但我刚踏进机场，他的飞机正好起飞升空，飞向沃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