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普告诉我，悲剧的开头十分和平欢乐。他的厨子告假一天，厨子不在的时候，七岁的厨房“托托”卡贝罗—我的老佃户、农场最近的邻里“老狐狸”卡尼奴的儿子—在厨房里开起了派对。深夜，这群孩子疯得肆无忌惮，卡贝罗拿来他主人的枪，为那些来自平原和香巴的狐朋狗友们表演白人的样子。贝尔纳普是个用心的家禽饲养农，他养阉鸡和肉鸡，大量收购内罗毕市面上的纯种鸡，他的游廊上常放着一把猎枪，用来吓走老鹰和薮猫。后来我们详细讨论案情时，贝尔纳普坚称，枪没有上膛，是孩子们自己翻出子弹装上的，但我觉得他的记忆在这一点上蒙蔽了他。即使孩子们真想这么做的话，他们也没这能耐，很可能是枪有一次上膛后放在了游廊上。不管它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当年少气盛又备受欢迎的卡贝罗端起枪，直直地瞄准他的宾客并扣动扳机时，枪管里有子弹。枪声响彻房屋。三个孩子受了轻伤，恐惧地逃出了厨房。两个还在那里，受了重伤或者已经死了。最后，贝尔纳普以一连串的脏话诅咒非洲大陆和厨房里的事件，以此来结束整个故事的叙述。
他在讲话的时候，我的仆人们已经走出草棚，非常安静，然后又走进棚内，拿出一盏防风灯。我们翻出绷带和消毒剂。发动汽车完全是浪费时间，我们拼了命地跑，穿过森林跑去贝尔纳普家。晃动的防风灯灯光把我们的影子从路的这边投到另一边。我们奔跑的时候，听到一连串短促、原始的嘶哑尖叫—一个孩子的濒死尖叫。
厨房的门被猛摔了回去，好像死神匆匆忙忙冲进来又冲出去一样，只留下惨烈的灾难现场，像獾窜进去的鸡窝。桌上有一盏厨房灯仍燃着，浓烟冲天，小房间里火药味仍在萦绕。枪放在桌上，灯的旁边。整个厨房都是血，我一脚滑进地上的血泊中。防风灯很难用来照亮某个特定的点，但它们的微光让整个房间和景况看起来非常骇人。我借着防风灯光看到的东西，远比其他的照明方式记忆更深刻。
我认识中枪的两个孩子，他们曾在农场的平原上放羊。瓦玛依是乔贡那的儿子，一个活泼的小男孩，已经在我的学校上了一段时间小学，他正躺在门和桌子之间的地板上。他没死，但离死不远了，尽管还在小声呻吟，但已经没了意识。我们把他抬到一边，以方便走动。尖叫的孩子是旺阳盖里，他是厨房派对里最小的男孩。他正坐着，上身朝灯的方向前倾，鲜血像水泵一样从他的脸上喷涌出来—如果那还叫脸的话。开火时他肯定站在枪管的正前方，因为他的整个下颚都被轰掉了。他从体侧伸出双臂，像水泵手柄一样上下挥动着，像被砍了头的鸡在扑动翅膀。
当你被突然卷进如此灾难的现场时，似乎只有一条建议，就是猎手和农夫的唯一补救之计：不惜一切代价，就地处决。但是你知道自己不能杀人，你的脑子吓得飞转。我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绝望地压住它，他瞬间就停止了尖叫，好像我真的杀死了他一样，手臂垂下来笔直地坐着，像个木头人。这下我知道，被宗教仪式里的按手礼治疗是什么感觉了。
包扎半个头都被崩掉的病人很困难，你在努力止血的时候可能会让他窒息。我不得不把小男孩放在法拉的膝上，让法拉帮我把他的头扶在原位，因为如果头耷下来，我就没法扎紧绷带；如果头往后倒，血就会流下去淹没喉咙。终于，他坐定了，我也绑好了绷带。
我们把瓦玛依抬上桌，举起灯来察看他。子弹铆足全力地打进了他的喉咙和胸膛，他没有流太多血，只有嘴角流出一小条稀薄的血径。这个土著孩子以前像头小鹿般充满活力，现在却这般安静，让人很震惊。我们看着他时，他的脸色也变了，换上了一副深深惊讶的表情。我让法拉回家取车，因为我们要送孩子们去医院，已经不容耽搁了。
等车的时候，我问起了开枪放血的男孩—卡贝罗。贝尔纳普接着向我讲了关于卡贝罗的一件怪事。几天前，卡贝罗从主人这里买了一条旧短裤，打算从自己的工资里付这一卢比。枪声刚落，贝尔纳普冲进厨房，卡贝罗正站在房间正中，手里拿着冒烟的枪。他盯着贝尔纳普有一秒钟，然后把手伸进新短裤的口袋里，他特意为了派对穿的这条裤子，他掏出了一卢比，用左手把钱放在桌上，右手则把枪也丢在桌上。在与这个世界做完最终清算后，他消失了，尽管我们那时还不知道，但他确实以这一伟大的姿态从地球表面消失了。这对土著来说是不寻常的举动，因为他们通常想方设法不还钱，尤其是欠白人的钱。很可能那一刻对卡贝罗来说太像审判日了，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必须好好表现，也可能是他尝试在危急时刻保住最后一个朋友。或者说，所有的震惊、巨响以及身边朋友的死猛然地凿进了这个男孩的小脑袋里，所以大脑边缘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被顺便带进了他意识的核心。
那时我有一辆老越野车。我永远都不该写她的坏话，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但你别想引诱她用两个以上的汽缸跑起来。她的车灯也坏了，所以我以前开车去穆塔伊加俱乐部跳舞时，都用红丝手帕裹着一盏防风灯当车尾灯用。她必须有人推才能发动，当晚这花了很长时间。
到我家来的访客一直抱怨我家的路况，那晚的死亡飞车后，我意识到他们是对的。我先是让法拉开车，但我觉得他在故意开进所有深坑和货车车辙里，于是我亲自把握方向盘。为此我还在水塘边停下，用黑乎乎的水洗了手。到内罗毕的路程似乎没有尽头，我觉得花这么长的时间都已经能开回丹麦了。
内罗毕土著医院就在开车进入城市核心地段前的山边。医院此时很黑，看上去十分宁静。我们花了好大劲才弄出动静，最后我们抓住了一个印度果阿来的、不知是医生还是医生助手的老人，他露面时穿着古怪的宽松便服，是个沉着的大胖子。他很奇怪，同一个手势，他喜欢先用一只手做一遍，然后换只手再做一遍。我帮忙把瓦玛依抬出车时，还以为他轻轻地翻身动了一下，但我们把他搬进灯火通明的病房里时，他已经死了。果阿老人一直朝他摆着手，叨叨着：“他死了。”然后又朝旺阳盖里摆手，叨叨着说：“他活着。”我之后再没见过这个老人，因为我再也没有在夜里去过医院，很可能那是他的值班时间。当时我觉得他的态度非常让人讨厌，但后来我觉得，那似乎是命运本身披着好几件白大褂，一层套着一层，在那间病房的门口遇上了我们，它在毫无偏私地分配生死。
我们把旺阳盖里带进医院时，他从恍惚中醒了过来，立刻陷入可怕的恐慌。他不愿意一个人被留下，紧紧地抓住我和任何靠近他的人，极度痛苦地哭泣大喊。最后果阿老人用某种注射剂让他镇定了下来，然后透过眼镜片看我，说：“他还活着。”我把两个孩子都留在了那里，死孩子和活孩子，分别留在两副担架上，让他们等待各自不同的命运。
贝尔纳普骑着摩托车和我们一起过来，主要是担心万一汽车在路上抛锚，他可以帮助我们推车发动，现在他觉得，我们应该向警察局报案。于是我们开车进城，去大河路的警察局，在那里径直闯进了内罗毕的夜生活。我们到的时候，白人警官不在，他们派人去喊他时，我们就等在外面的车里。街上有一条林荫大道，两边林立着高大的尤加利树，高地上所有新开辟的城镇都种有这种树。夜里，它们颀长狭窄的树叶散发出一种奇香，而且在街灯的光影里看上去很怪。一个身型壮硕、体态丰满的斯瓦西里年轻女人被一群土著警察抬进了警察局，她拼命抵抗，抓他们的脸，像猪一样尖叫。一群争吵的人被带进来，走在警局楼梯上仍想袭击彼此。还有一个我猜是刚被抓住的小偷，他沿街走来，身后跟着一长串饮酒作乐的夜猫子，有人在帮他说话，有人在帮警察说话，他们在就案件大声激辩。最后，一个年轻警官赶来了，我觉得他是直接从狂欢派对过来的。这个警官一定让贝尔纳普很扫兴，因为他先是抱着极大的兴趣飞速做了笔录，接着就陷入沉思，在纸页上迟缓地拖动他的铅笔头，最后干脆放弃了书写，把铅笔放回了口袋。我在夜风里觉得冷。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开车回家了。
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时就感觉到了屋外凝滞的寂静，那里一定有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谁：农场的老者们蹲在石头上，咀嚼、吮吸着他们的烟草，在吐痰和低语。我也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来通知我，希望就昨晚的枪击案和孩子的死召开“恰马”。
“恰马”，是农场上的长老集会，是政府认可的解决本地佃户间争端的方式。“恰马”的成员因犯罪或意外聚集一堂，会干坐着耗上几个星期，靠羊肉、空谈和灾难来中饱私囊。我知道，现在这些老人想和我彻底商议整件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最后会把我也拉进他们的法庭，来对案件作出最后判决。此刻我可不想对昨晚的惨剧展开无休无止的讨论，我派人去牵我的马，准备出门躲开他们。
我走出房门的时候，不出所料，发现整圈老朽们就聚集在房子左侧，靠近仆人的草棚那里。为了维护长老集会的自尊，他们还假装没看到我，直到意识到我要离开，他们才急匆匆地颤抖着老腿站起来，开始朝我挥动手臂。我也向他们挥手回应，然后骑马扬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