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训练使我接触到一种最高的智慧，但是，和最好的哲学家内心交谈的结果却使我确信，我并不具备系统玄思或严格逻辑推演那样一种纯哲学的气质，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弱点。哲学是极个别人的事业，我自己觉得从事它的人应该很少很少，但又绝不可以没有，幸运的是，我看到在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已有人在做出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并有望取得成绩，但更多的人却可能会是徒劳无功而仍不自知。
翻译罗尔斯的着作使我进入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理论的领域，这也是我在思想学术上一次大的转折：即从关注个人到关注社会，从注重非理性到注重理性，从悲观到稍稍乐观（人总要做点什么，也总能做点什么），从兴趣广泛到目标比较专一等等。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即试图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去探讨罗尔斯《正义论》的历史蕴含，在霍布斯、洛克、卢梭这三位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代表那里，我试图发现一种由保存生命到法律和财产自由，再到利益分配的平等这样一种正义原则的发展逻辑。我分析了当代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间有关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的争论，探讨了一种哲学的综合是否可能的问题，但是，我虽然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理性，而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则，当时对哲学甚至对理论的期望可能还是过高。我也在分析“契约”概念的汉译时指出：仔细清理一下近百年来涌入汉语中的各种新概念自身的历史，或存或亡、或盛或衰、或常或变，将可以从中引出许多有意义的结果。但我自己尚没有去具体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我的这本学位论文以及编就的另一本书《论“公民不服从”》，主要还是一种评述和介绍性的着作。
我还希望不断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史学方面进行补课。我曾详尽地列出过一个这方面的阅读计划，或者安排在研究所需的时候，或者安排在两次研究之间的间隙时期，一有机会就集中阅读一段时间，试图弥补上那些我认为的自己知识系统上的空白点。对西方宗教与文学，我更觉得是情有独钟。我觉得，阅读西学是把自己从一种比较偏执的传统主义中解脱出来的途径，要建立一种现代类型的学术，要进行一种系统的思考，是不可能对西学置之不理的。西学确实要比我们传统的学问更富于思想上的刺激性，也更能提供一种可以用于交流和讨论的概念工具。
对西学的一次最集中、最投入、也最愉快的阅读经验是我１９９３到１９９４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的。在哈佛的近百个图书馆中，除了不在其查尔斯河畔的本部及一些很专业的图书馆之外，我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图书馆，并找到了自己一些心爱的角落。我与书打交道的才能似乎远胜于我与人打交道的才能，还在“文革”的时候，哪怕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我也能迅速地嗅到可能有书的地方，而哈佛的图书馆自然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但不管图书馆有多大多幽深，也不管它们的分类法有多么不同，或者各馆有多少自己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我都能在那里迅速地找到那些有我需要的书的地方，而我有时则只是流连，漫无目的地在书海中徜徉。书既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客观地凝结了人类最宝贵的精神和智慧，不论古今中外而皆可以招之即来；书又完全保留了我的主体性。我在哈佛周围书店中的阅读也迄今令我神往，在轻柔的音乐声中，坐在一个侧椅或就在地毯上，从一些精心分类的书架上，可以阅读到许多最新出版的书籍。这种阅读许多知识性的东西可能会忘记，而美好的印象却始终长存。书确实就像是我的宿命，我一走进一种书的氛围之中，就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欣喜和激动。
这次赴美在学术上最大的收获则是使我明白了，今天的思想和学术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地位、可做的和不可做的。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将持久存在的事实，感觉有必要更明确地划分“好”与“正当”，划分价值与义务，也更清楚了哲学体系与其他理论（如社会理论）的区别，决心往下走，而不往上走。总之，是心劲越来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我感觉中国的学者完全不必自惭形秽，但出手却不能不谨慎。我想我还要特别注意在学术研究中情感纠缠的问题，要更冷静些，更把学术当学术，使学术与评论区分开来。然而，我的心灵仍然主要是向着大师，向着经典，而并不在意那些时髦的潮流，读许多当代学者的着作可能只是深化一种对时代的感觉，形成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进行交谈，知道一些学术的时兴“行话”，而只有读那些大师们的经典（无论古今中外），才能真正获得根本性的思想渊源和刺激。
一个基本的工作框图
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是伦理学，在１９７９年春天，我就开始考虑以后要开始研究伦理学，研究人。１９８０年夏天我又再次肯定了这一想法，我感觉这里面有许多令人神往的东西：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集，康德、马克思，以及《圣经》，自然还有孔夫子，而且我当时的脑子里有一大堆疑问，人与环境的关系到底怎样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各种道德的同异？爱情、婚姻和家庭？我们民族的气质和国民性？新的人和新的道德？道德和美？人性论等等。伦理学的包容性也毕竟很大，不是那么专业化和技术性的东西，可视为是哲学的一部分，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我当时亦自觉在哲学方面的训练比其他方面稍稍占优，我也希望为恢复伦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把哲学的重心转到对人的研究上来尽一点力。
到北京之后，我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２０世纪中国出版的伦理学专着和一些教科书，以及一些学术性的译着。并且在一段时期里，我密切地注意８０年代在中国重新恢复的伦理学研究，阅读报刊上发表的伦理学文章并作出内容索引，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做不值得而放弃了这件事。后来我所做的翻译工作及西学训练也基本上都是在伦理学的大框架下进行。我也尝试写了一些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大概在１９８８年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有意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时候，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理论化的世界观的时候临近了。我希望形成一套系统的对于世界、历史、人生、自然、生命、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中国、西方……的看法，既注意察觉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之处，又试着把这些看法、观点融为一个体系，这一体系也许还是双轨的（作为社会的和作为个人的），但还是要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统一的东西，要注意补充一些环节，力图自己思考出一切（虽不否认前面的获得），要消弭矛盾，前后一贯，不断地整理、写作、思考，不断地像炼金术那样进行化合分解，对某些问题追根究底，迷得发疯，在一段时间里，哪怕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发表，但若能熔铸出自己的一个体系来就是胜利，就是不虚度时光。当然，这些实际上不可能一次完成，接近年底的时候，我只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形成了一个可作为今后基本的工作框图的简要分类如下：
以上的框图，左边是一种基于现代社会的分类，右边是大致相应于这一分类的中国传统伦理，很显然，中国传统伦理或者说纲常主要是在中间部分用力，集中注意于人的义务，并把人的社会义务和私人关系方面的责任结合起来，或者说“忠孝合一”，至于制度本身的伦理，传统社会主要是通过一种人格化的“圣王”、“明君”来体现的，而在德性人格与终极关系方面，传统“内圣”的自我也是始终处在人伦关系之中的，传统伦理具有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突出特点。
当然，这一分类并不是很严格和详尽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体系，而只是作为一个方便工作的框图而提出来的，虽然它还是反映了我对现代伦理学的性质及主要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一分类显然反映了一种现代社会的观点，即对社会领域与个人领域的一种区分（或者说公领域或私领域的区分），对价值目标与行为义务的区分，反映了一种试图在现代趋于多元的社会中寻找一种基本的道德共识的努力，这一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是我们绝不应当忽视的。
这一分类也表现了我对中国传统类型的伦理哲学及其当代表现形态之一种——当代新儒学的反省。传统儒学在西汉以后的发展看来前一千年较重外王，后一千年较重内圣，这一现象在近代以来从康有为到牟宗三似乎又有一重演，亦即朝向内圣方向的发展渐渐超过外王，所以有人有一戏言似的批评，说是“内圣外亡”，这一戏言也许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内剩外亡”，在此“剩”一字可以有两解，一个意思是说相对“过剩”，另一个意思是说“剩余”、“劫余”，传统伦理经过西潮的冲击和２０世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剩下的资源确实已经不多了，人们对之简单地取用甚至糟蹋太甚，而创造性的增加却太少，而它看来必须有一种大死大生的更新和创造，才能从其老树上发出更为茂盛的绿枝，传统虽然依旧是我们心中潜藏的饱含生命力的种子，但它也确实需要大量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回应其他文明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可能的挑战就是：在传统伦理中，外王的层面是否足够独立？而其内圣的层面又是否足够超越？我觉得熊牟一系的当代新儒家高峰已过，再研已断路。总觉其在近现代史将是一“反动”，虽决非无益之“反动”，属“正当防卫”，合理反应，但实在说，其形式上如越来越半文半白，其内容上如形而上，唯我独尊之体系，都可以说是“反动”。所用外来资源也常从佛学而非西学来，此真诚可怪之事。
按照这一工作框图，我目前已经作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类如下：《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是属于在制度本身的正义理论方面的一个准备，而我后面将要谈到的《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与《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两书，则是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其基本结构的道德基础作一个历史的描述，《良心论》则是从传统与现代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一个人要作为一个社会的合格成员所需承担的义务。对执政者义务以及个人关系方面的道德，我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涉及，而在个人追求尤其终结关切方面，我目前也还没有采取系统甚或学术的方式来处理，甚至怀疑是否有可能采取严格学术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主题。
我想我今后的意向是要尽量向两端用力，一端是有关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端是有关一种宗教性或者准宗教性的终极关切，但这两端的探讨需要我采取不同的方式。
我首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分开内圣与外王。我目前的研究还主要是在社会方面，且主要是社会史方面，以后可能要转到当代社会，乃至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和影响，而同时又重视精神宗教，但我在后一方面的探讨又大概不会是纯个人的、纯私人的，而是紧密联系和反映时代与社会的，比如说它可能包括：（１）目前我们精神状态的社会时代原因；（２）一种超越精神对目前社会的可能影响，精神在一个最不精神的社会中的突围等等。
迄今我还没有提到我另一方面的着述，那是个人精神涉及终极关切的一面。除了学术，我还有我的另一面——不时的激情爆发，暧昧、神秘、绝望、宁静的激动或激动的宁静……那是我精神的一个深深隐蔽的园地，我目前还仅仅是在散文、随感中稍稍接近这一主题。８０年代我曾收集了自己的一些随感，名为《若有所思》，９０年代我又把自己的一些散文集为《心灵瞬间》。当然，翻译帕斯卡尔和写作《生命的沉思》也可以说庶几近之。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被一些伟大的灵魂所吸引，但我还不知道是否能达到那些灵魂所在的栖息地，我只能够是耐心地准备、期望和等待。我现在是面对社会与时代，还是主要谈论道德与伦理，而到适当的时候，我也许会拿起笔来写安顿我灵魂的作品，我也许能非常缓慢、非常自然地接近“我的上帝”，或者说趋近“在”或“神”（也是非常理性地，这与信仰有矛盾？）。我们若有一个归宿，这将是最大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最大的幸福。当然，这不仅需要一种努力，可能还需要一种缘份。
追思古代前面说过，掌握古代汉语、熟悉古代典籍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虽然我在以前也读过《史记》、《论语》等古籍，并专门研究过中国哲学史，但我们毕竟是在传统的断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依然缺乏系统的把握，这一巨大的缺憾一直使我耿耿于怀，始终想找机会弥补，我心里很清楚，我的研究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而为此，我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理解，这甚至不可能慢慢补、边做边补、时补时辍。在对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最重要着作没有阅读之前，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大势未曾了解之前，几乎无法写好一个人，一本书，更无法进行中西比较。
借用一个研究中国农村的人的话说，就像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农村，须先“滚过二百个县”一样，要清楚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文化，乃至要真正理解中国的今天，也须让我们的心灵“优游涵泳过两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