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看到，区别生存原则是否具有正面的道德含义的标准主要是一种“人我之分”、“群己之分”。如果所顾及的主要不是自我的而是他人的，不是一己的而是群体的生存，那么，就赋予这一生存原则以一种肯定的道德意义了。而且，实在说来，领导者一己的生命在一个大群体中，尤其是在一个国家中实在不是很重要的，领导者的自我求生和群体求生一般是联为一体的，“群己难分”。到了领袖的层面，个人的生命也常常不是最重要的值得考虑的因素。领袖自非等闲之辈，他还有比一己生命远为更看重的事情。我们有时简直可以撇开领导者个人的因素忽略不计。这里的关注焦点是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它的其他追求——例如独立、尊严、自由、繁荣等等的关系，是它们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以及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
道德的“范围”当然也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道德主体或代理人（ｍｏｒａ ｌｓｕｂｊｅｃ ｔｏ ｒｍｏｒａ ｌａｇｅｎｔ）的逐渐扩展，可以看到道德从以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为核心单位的扩展，我们现在的道德实践虽然也还没超出一种以国家为基本的政治社会单位的伦理。但一种包括全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伦理观念也在开始有力地发生影响。而伦理无论以什么样的群体组织为基本单元，它有一个最核心的内涵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的确，我们不能说一种家庭或国家的伦理就不是伦理，或者说雅典的排除了一些人的民主就不是民主，人类迄今并没有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没有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而是一直生活在内外有别的政治群体之中，道德的要求也就往往是内外有一些差别。人类道德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但人类是否能实现“人类大同”、“天下一家”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不能不承认一个群体的领袖自然地对本群体的安全和其他利益有一种优先和权重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的，只是他对其他群体的同样利益也必须有所顾及。决策者还会遇到如何处理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生命安全和其他群体的生命安全的关系的问题，会碰到一种“安全困境”。只是单方面的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只是视本国公民的生命为至高无上而不顾他国人民的生存不仅是不智的，也是道德上有缺憾的。只有在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的同时也顾及其他政治体中人们的生存、顾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这样的行为原则才可能获得一种客观普遍性，才可能构成为一种道德原则。
也正是由于人我之分，在个人领域中只是作为明智、主要考虑后果——当然是长远和总体的后果的“明智”和“审慎”（ｐｒｕｄｅｎｃｅ），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确也可以成为一种道义，甚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义，因为这时政治家或决策者的“审慎”不是在仅仅为自己考虑利害后果，而是在为自己所属的群体，甚至是为人类、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考虑利害后果。这就赋予他的考虑和行动以一种道德意义。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一种关注对象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国务家的“审慎”也可以成为一种国家的“道德”，甚至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伦理。
同样，“利益”也是如此，考虑群体的利益，亦即不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成为具有道德意义的。这样，甚至像“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说法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赋有一种道德含义，通过种族、信仰或意识形态来固定敌友常常会比对利益的权衡和竞争导致更残酷的行为。当然，这里的“利益”是一个太泛的概念。“生存”固然可以被包括在“利益”的范畴之中，而且是一种最基本的“利益”，但由于“利益”的概念容易含混，且容易被主要理解为物质或经济的利益，我们常常不如直接说“生存”或“安全”。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相关性也应当主要是关系到生存和安全。一个国家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奋起抗争的，包括诉诸自卫的暴力，但是，用对外战争来追求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实现某种自持的理想信念在今天显然不容易得到正当性的证明。
再回到我们前面所举的罗素的观点。罗素所论当然是一种边缘处境，是生存原则在一种非常极端情况下的应用。在罗素这里，有一种与历史上很不一样的特殊情况就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乃至政治的性质。它第一次使通过一次战争就毁灭全人类成为可能。罗素看起来好像没有谈到道德，而只是谈到“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利益，但这种全人类的生死抉择其实也就是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优先的道德选择了。这里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宁可要一个既有朋友，也还有敌人生存的世界，还是要一个双方同归于尽的世界？或者你宁愿或至少让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有许多阴影、甚至许多黑暗的世界上，还是要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无人世界？有一些人确实宁愿人类毁灭，也不愿看到自己所憎恶的思想体系取胜，即便有全世界同归于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但是，为全人类的生存计，政治家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大概还是尽最大可能、使用一切手段来避免核战争。政治家不能够逞“匹夫之勇”。甚至赫鲁晓夫也说过“脑袋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然而，“不掉脑袋”、不让全人类灭亡，不也是原则，而且不正是更高的原则？这一原则不正是可以凌驾于意识形态的原则？在种种处理人际以致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之上，还应当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就是人类生存的原则。这一生存原则应当可以超越种种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超越国家利益的对立，它应当也可以沟通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屹乃至种种理论的争论，而成为某种可以共享的、底线共识的东西。人们在争取和平的策略和手段上会有争论，在优先和权重上也会有偏好，但对这一原则却有可能、也极有必要凝集共识。在一个全球各个群体和个人的联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上，我们要努力使这种关系不日趋紧张。我们要努力争取自己国家和世界最好的发展前景，但也仍然要随时准备着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尝试阐明一种生命原则
从以上陈述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论点是：有的很基本的道德原则不一定被人们清晰地意识到，甚至“道德”之名还被人们加以批判和否定，但它还是被人们未加反省、甚至是不假思索地作为自己隐含的行为指导和前提。它总是会顽强地透过种种“利益”或观念的“冲突”顽强地表现自己。这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尤其是如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国家之间的道德和个人之间的道德有一个很大的分断。所以，在人们以为自己不能或没有顾及和考虑道德——那实际只是指个人的高尚道德——的时候，却还是在以某种核心的、同时也是更普遍的道德原则行事——当然，这常常是在很边缘、很极端的情况下。
当然，首先要弄清是怎样的道德原则才能够这样起作用，要弄清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才具有这种相关性。这一定只是那种很基本的道德原则，在我看来，也就是生存原则。我们说，生存原则，乃至包括具有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会不自觉地在许多人的心底，通过一种根深蒂固的良知或者恻隐之心发挥作用。
但是，这种未加反省甚至未曾意识到的道德是否足够应付我们时代的危机，或者稳定可靠呢？是否还是有必要对道德原则给予清晰的阐明和强调？罗尔斯、沃尔泽等学者曾经以杜鲁门等政治家在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时并没有多少犹豫和焦虑不安为例说明，如果我们在平时，在和平时期不注意反复申明这些原则，使之成为有力的底线约束，人们在战争时期就可能因一种“军事上的必要性”而变得无所顾忌，且在战时本来就是情况紧迫，无暇考虑。但是，正如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言，人们在战时要考虑以后还要回到和平时期，这样就还是应当尽力遵守某些处理人们日常相互关系的一般和正常的道德法则。而人们在和平时期，也仍然有可能碰到容易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突发暴力事件，面对急需马上付诸行动的决策，在这样的时候，人的心里有没有一些明确的道德格准还是会很不一样的。
如果完全沉溺在一种功利化的实用主义思维之中，沉溺在只是自己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计算之中，道德在心中完全缺席，就很有可能作出一种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来。如果只是凭印象发言的普通人这样做也许尚可谅解，学者和政治家也都这样做则甚可忧可惧。所以，我们下面不妨尝试根据近代以来社会和思想的发展概括出一种具有明确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
在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三个主要社会契约论者那里，可以容易地发现一个作为社会伦理原则的系列：“生命——自由——平等”。而保存生命无疑是最优先和最基本的原则，人们只有首先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其他。生存是压倒一切的。
职是之故，这一原则在霍布斯那里不仅是主要和优先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在其他许多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那里则还容有向其他原则开放的可能，但生命原则总是最优先的。
作为一个价值原则阐述时，如果仅从人的角度看，生命原则的含义有：第一，生命是人类最优先和最基本的价值，是其他一切人类价值的前提，或者说“生生大德”、“生比死好”，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谈到生存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原则来对待时已略加说明，应该说这是这一原则最基本也最具普遍性的内容；第二，生命是本身宝贵，即是本身作为目的的宝贵，而不只是作为手段的宝贵，这一点康德在他有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个绝对命令中阐述得最为有力。这一区分应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也有的观点认为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但只是作为一种生产力或战斗力的宝贵，即只是作为手段、材料的宝贵；第三，我们由此也可引申出：既然生命是作为目的的、自在自为的宝贵，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样值得珍视，都同等宝贵，或至少是：任何生命都应当为作为生命来看待，任何人也都应当作为人来看待，都应当给予某种珍惜和关怀，即应当“人其人”（以合乎人道或人性的方式对待所有人）。说到这里，这一原则就已经具有一种道德义务的含义了。
但是，作为一个义务原则，我们更强调生命原则的义务命令的否定性：即它们主要是作为禁令出现的道德义务。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不要戕害生命，即要尽量避免杀戮和伤害生命，尤其是不杀害无辜者；第二，要给生命提供最基本的供养，即让生命得到基本的营养和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的生存需要有时被视作是“经济利益”，但是，是否尽可能地提供这种基本生存资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分配公正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生存的基本道德问题。
以上对这一原则的陈述已带有现代的一些色彩，这特别表现在对作为价值原则的后两点内容的陈述之中。而且，这一原则要落实到今天以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生活的人们之中，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实现的程度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而且不可能完全消弭一种内外的差别。作为义务来说，像保证基本的乃至像样的（ｄｅｃｅｎｔ）生存资料也许主要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主要是公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的要求；而像“不可杀人”，则是一种应当越过国界的人类伦理，世界公民的伦理，而尤其是应当成为各国决策者的责任伦理。当然，对“不可杀人”不宜做绝对机械的理解，它并不排除那种恰恰是为了保护生命的自卫暴力。这一道德义务在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表现是应当尽力避免暴力和战争，以及在战争中尽力避免残酷和毁灭，尤其是避免伤害平民和无辜者，而核武器目前依然是威胁各国安全和全人类生存的最大危险。导致新世纪最初的两场美国发动的战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的一个最有力动机恐怕还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有可能落入针对美国的“恐怖分子组织”或支持它们的国家手中的深深疑惧，而最近的朝核六方会谈也提醒我们，今天核战的不祥阴影或有所减弱，但并没有消退。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