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着，你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兴高采烈走着的男孩，他一蹦一蹦地，在你这走路的行家看来，他未免太不安分，他的步伐里未免有太多的无效动作。如果仅仅是为了走路，脚不需要抬那么高，身子也不需要那样扭来扭去。他手舞足蹈地走着，前面出现了一道这一带常见的为埋管道而掘的深沟，你看到他轻盈地一跃就飞过去了，你从那姿势觉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和欣喜，你记起十年前在乡间的小路上你也是这样走的，你的脚甚至讨厌平坦，而喜欢一道坎、一条沟或一些水中若隐若现的石头，你喜欢一切向你的脚挑战的东西，喜欢一切可以证明你身体的矫健的东西。而现在你碰到一条深沟时，经常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却是看附近有没有可绕过去的通路。现在你又走到一条深沟之前了，为前面的榜样所鼓舞，你退后几步，然后冲上前奋勇地一跃，你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重了许多，当觉察到脚刚能踩到对过土堆的边缘时，你赶紧顺势俯下身去，用双手扒住了土堆，一些浮土掉下去了，然而你还是过来了。
你拍拍手上的灰尘，笑笑。你是庆幸还是遗憾？你毕竟没有掉到沟里去。但你得承认，你毕竟不像以前了。从前你在部队时曾拿过两次二百米的冠军，你笑着说：“再拿一次，就应当给我复制一个永久性的奖杯了。”然而，你没有第三次，永远没有，你却读到了沈从文的一段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你什么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有些属于三十岁以前的事情你再也不能做了，包括偏走极端和硬入歧途的权利，生命中有一些东西现在就在离你而去。有一些青春的欢乐对现在的你来说已成为一种偶尔才能有的奢侈，它们并且会变得越来越珍奇，你感伤吗？
十年后如果再碰到这样一条深沟，你还敢不敢奋勇地一跃？
你也许还会试图一跃，但那时你就可能要落入深沟了，那时你怎么办？如果你腿已受伤，或者深沟的两面无可攀援，你是会大声呼喊，还是会静静地呆在沟里等待到天明？你也许会索性仰卧下来，望着天空的星星，把手枕到脑后，想起一个小兵的绝妙比喻：“星星就像一个复盖的铁锅顶上的一些窟窿。”然而，城市的夜空总是不太暗，无形中掩遮了星星的光芒。只有在乡间，在漆黑的背景下，它们才发出诱人的亮光。可是它们的闪亮不是仅仅因为在你背后那极远极远的地方有一大堆硕大无朋的爝火吗？现在你背对着它，背对着那终究有一天会消失的太阳，如果你的视线能远及冥王星，甚至冥王星以外，你看到的不是一个无限深邃而黑暗的世界吗，这时，你的脑海里是否又会出现那个使人深深恐惧的问题——“我们是独自呆在这黑暗中吗？”
路 遇
古希腊的哲人毕达哥拉斯说，到奥林匹亚赛会来的，有来参加竞技的运动员，有来兜售货物的商人，还有来看比赛的观众。
现在，我在这条路上也就在客串这种旁观者的角色，行走中也不拒绝一些有意思的人生画面，但视线和心情走的都是单行道，因为别人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视线；或者别人也注意到我，但并没有被我察觉而引起我的回应，直到有一次——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我正沿着那条比较僻静的马路往回走，走了那么久，身上已经冒出了微微的热气，这时，后面一辆自行车追过了我，在我前面十几步的地方突然发出了清脆的一响，有什么东西掉落到地上了。自行车慢慢刹住了，车上的人扭头往回看，我也正好走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看见是车铃掉了，就把它拾起来，走了过去。
骑车的是个女孩子，穿着深红色的羽绒服，黑夜里显得眼睛很亮，我递给她车铃，她连声道谢，一翻身上车走了。刚走了几步，车又停下了，她一只脚踮在地上，手仍然握着车把，回头问道：
“你去哪里？我来带你吧？”
她大概是看见我走得很急，以为我有急事。
“不，你带不动。”
“那你来带我。”
我微笑了，指了指已经在望的校园的围墙：
“你看，我很快就到了。”
她犹疑了一下。还想说什么，但又没说，然后端正身子，用脚把脚蹬踩了下去，骑走了。
远远地，我听见了一串清脆的铃声，是她按的。
我心里感到了一种美好。因为她，也因为我。
而且我喜欢这事有一点儿神秘。
有一辆汽车从大马路上拐过来了，突然的强光使我眯缝起自己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工作小组，赴塞北的一个城市。事情差不多告一段落了，驻地的主管部门邀请我们和来自西南的另一个小组吃饭。
我们稍微晚到了几分钟，几个人急匆匆穿过昏暗的走廊，推开门，一片明亮的灯光，突然照到了我们的脸上。
坐到摆满水果、香烟、茶水的桌旁好一会，心神才慢慢静了下来，这时，旁边的问答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老家是哪里的？”有人问来自西南的一位年轻女子。
“是某某县的”。
这正是我度过少年时期的那个县城。我不禁打量起答话人来，很快认出了她。文革武斗正酣的时候，她的父亲——大概是北京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把她和她的哥哥送回家乡，就在我们小镇上的中学念书，说是念书，实际上已无书可念，只不过是较为平静、不太出事而已。
她哥哥和我同一个年级，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就听到有关他的一些笑话了。他的穿着总是破旧而脏乱，有一次，竟被一个农民疑为行窃，他急了，却只是反复地说：“我会偷你吗，我会偷你吗？”
确实不会，旁边的同学说出了他的身份，农民也就讷讷地走开。
大家好像从没见过他洗衣服，也很少洗脚，一件深颜色的大褂是他的常服，那颜色和质料都是最耐脏的，至于穿过的内衣、袜子，则被塞到席子底下，或用报纸裹裹放到床下。积累得多了，从他的床铺发出的气味足以让人掩鼻。但说实在的，那时我们的生活都相差不多，对整洁和美化的企图我们会给予更厉害的嘲笑，而他毕竟在那一个很容易让人“流掉”的时代里没有“流掉”，旁人正轰轰烈烈地闹“革命”呢，他却跟上一个我们叫做“老板”的老师学起油画来了。
我大概就是这时结识他的，我们谈到了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谈起了劲，他就跟着我走了好些路到我家里，收集了一些外国小说的插图带走了。不久，他们回北京去了，再也没有消息。而我后来也离开了那个小镇。
现在他的妹妹就在我的眼前了。好几年不见，她出落得很漂亮了，瘦长的身材，不多说话，然而对每一句问话都很坦率地作答，眉宇间显出一种沉思。
要不要过去见见她呢？我犹疑着：后来，我们换到了另外的桌上吃饭，我心里又出现了这样的疑问：要不要过去举杯向她的哥哥问一声好呢？这种相逢的概率之低，似乎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我应当走过去的理由。
然而，直到终席，我毕竟没有走过去。
回到宿舍，我翻开泰戈尔着的《戈拉》，开头一页是一首诗：
笼中飞来一只不知名的小鸟，
它来自何方，我不知道，
我的心无力将它的脚拴上，
如今，它已不知去向。
又过了几年，我在北京的一次全国美展上看到了一幅油画，我注意地看了看署名，虽然我不知道这幅画的价值究竟如何，但我知道：在那小镇上播下的种子发芽生长了。
这次我照例没有打听，我想，有时只要相互知道各自好好地活着，也就够了。
心里想着这些事，我走进了校园，我的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停到了路边一棵大白果树下深深的阴影里，仰头望着从树枝间透露的点点星光。
人生有许多次会深深触及心灵的相遇，人生会碰到许多根线头如新生的柳条在春风中飘舞，但为什么要拉紧每一根线头呢？
一个人一生中有许多种相遇，有时走过去，就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也许我的生活会完全改观，但对我没走过的道路，我并不知道它们会通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