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从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８年这三十年的一个文字结集。按照稿约的要求，尽量避免了“苦涩冷僻的内容”，也少选不太好读的学术论文，而是想尽量反映我从事思想学术工作后面的一些心路历程。下面就是编选这本书的一些基本考虑。
我把从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２年的头五年放到了一起，那还是一个在学界之外的“学徒时期”。这四年我每年选择了一则日记；读者或还可从《四个女孩》这篇散文看到当时我是从什么年代和环境里走出来的，以及心底一种忧伤的同情；而《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这篇未刊稿则表现了一个年轻人洋溢的生命热情和自我警醒。１９８３年的《试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是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太好读，也还是有意放到这里，以纪念我由此走上了一条学术之路。１９８４年我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但家还在南方，《列车上》反映了当时奔波两地之间的一些思绪。
１９８５年开始的《都市散步》则是更惶惑或许也更深入的一些思考。１９８６到１９８８年的三篇文字，表达了我对心仪的几位哲人的仰慕，他们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又还有宗教和文学的维度。那也是一个我比较专注于西学的时期，但我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伦理学领域和体系的独立思考也渐渐有些眉目，这见于我在１９８９年初发表的“提供一份草图”一文。
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是寂寞的两年，我转向中国的历史和古典的心灵。１９９２年写作的《蚂蚁的寓言》描述了一个人一生的某种困境。１９９３年社会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这回是热市场经济。《我们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海？》就是想描述和分析这一现象。当年秋天我去哈佛访学，年底写的《山中日记》展示了我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些感受。１９９５到１９９６年我专注于写作解释中国三千年社会结构演变的两本书，解释传统中国如何从世袭社会演变到选举社会。１９９７年发表的《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则是对我１９９４年出版的《良心论》的一个解读，就此我也提出了“底线伦理”的概念。１９９８年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９９９年就临近新世纪的门槛了。２０００年冬天我去南极，在那里写了一些散文和随感，现选了其中的两篇。
２００１年我编了有关“公民不服从”的一本书。２００２年罗尔斯去世，我写了《罗尔斯的思想遗产》，以纪念因翻译《正义论》而和他的思想结缘。２００３年写了一篇时评，关注孙志刚之死，同时也开始关注国际政治的伦理，而无论国内国外，我最优先关注的都是保存生命的原则。这种对时政的观察和评论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开始比较集中地形成文字，这两年仅在《新京报》就发表了五十篇时评。
同时我也在考虑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类思考可见于《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等文。２００７年我主编“大家西学”三十种，其发愿和宗旨可参见“观念的力量”这篇总序。２００８年则写了一些有关２０世纪心灵史的一些文字。
最后在“附录”中有一篇在１９９７年发表的我对自己学术工作的一个回顾和自省。
这三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变化巨大，时常让人觉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至少社会和个人还是相当平安，没有战争和大的内乱外患，变化也多是积极的，中国正在相当程度上趋近了近代先贤所抱的“富强”梦想，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向世界开放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也早就走出了再往前的三十年的禁锢状态，这就要相当感激上苍了。
至于反省自己在这三十年里扮演的角色，觉得无论是在思想启蒙、政治改革还是经济大潮中，我都不是一个中心的弄潮儿，而基本上是一个处在边缘的旁观者，当然还是一个心里有承担、行动有努力的旁观者，不会完全冷眼，但的确总是与众人瞩目的聚焦点保持一段距离。这可能也就是一个学者的恰当地位，但即便从学者的身份来说，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回归到一个传统的读书人，而不是一个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新型学者，如果说还是受了时代的一些影响的话，那就是有了更多的反省意识。在思想上，我想我主要是一个提问者，我更愿意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世界还会有什么大的变化？甚至会不会有根本的转折？我无法预言，但或希望这以后的三十年能稍稍放慢一些变化的速率，以便给人们留出比较从容思考和选择的时间。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私下的愿望，与滚滚的“历史洪流”无关。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７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