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由包瑞德率领的7名美国军官，以“迪克西”观察团第一批成员的名义到达延安。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安然无恙。这反而使机场热闹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来迎接的叶剑英十分高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很丢面子。”
周恩来和杨尚昆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对新中国民主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应把这看做是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正式展开，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延安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改写，加进了许多重要内容：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1938年10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住宿都安排妥当，过了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饭菜也算丰盛。周恩来向包瑞德举起一杯边区的土造酒：“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飞机就是英雄。来来，听说你把张发奎都给灌醉了，我看看你的酒量。”
包瑞德急忙摆手，对周恩来的才华和酒量他都早有耳闻，不敢造次。至于“灌倒张发奎”一节则事出有因：那还是战争初期，他在桂林出席了一位美国将军为张发奎举行的宴会。张发奎有传奇的酒量，他常以显示自己的酒量把同桌灌醉为乐。忠心耿耿、尽可能保护自己上级军官的包瑞德上校，这天晚上首先用大酒杯向张发奎劝酒。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开始摇晃。他鼓起最后的神智反攻，轻轻敲了几下酒杯请大家注意，要求在座的中国军官每人用大杯分别向美国将军敬酒。包瑞德在这个致命指示还没有执行之前，站起来滔滔不绝说了一连串中国成语，转移了目标，巧妙地扭转了局面。从此，包瑞德的这一招成为社交场合令人羡慕的一手。
但今天不行，周恩来已约请他在饭后交谈，叶剑英、谢伟思也参加。
包瑞德特别欣赏叶剑英的风度，他总是麻利地进来出去。说话过程中，他可能偏爱自己的军队，但总的来说，介绍是客观的。后来，他听说史迪威将军可能来延安，和包瑞德单独谈了很长一个晚上。
谢伟思则更喜欢和周恩来交谈。他觉得同周恩来谈话，每次都是思想智慧的交锋，愉快得很。周恩来文雅、和蔼、机警而不紧张，不会使你提心吊胆，他幽默而不挖苦人或说话带刺，他能非常迅速地领会你的意图，但从来不在你表达遇到困难时显出不耐烦，“他自己思想敏捷而不耍花招，他言行如行云流水而从不夸夸其谈。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设法寻找共同的见解。”
这就是周恩来。
那年1月，美国对华政策还没有决定之前，周恩来意识到问题关系重大，他曾对谢伟思说，他准备到华盛顿去，以便同罗斯福总统举行讨论，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取可靠消息，看看到底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美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可后来的赫尔利大使阻挠这个意图。
谢伟思问起周恩来，最近的国共谈判有何进展。
周恩来接过邓颖超送过来的茶，放在小桌上，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后说道：“国民党是利用谈判来捞宣传上的好处，主要是为做给美国舆论看；国民党是希望战争结束时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这样下去，它会不断地衰落。”
“对此您可有高见？”谢伟思继续问道。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要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
周恩来还就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的战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同谢伟思交换了意见。谢伟思有一阵长久的沉默，想得很多。———战后，华盛顿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垮台了，谢伟思和其他几个“约翰”们———有远见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亲中共”罪名革职查办，吃了多年的官司。30年后，谢伟思才能以平静的心情来回首当年：
“历史捉弄了我们。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策制定人没有领会周恩来和毛泽东向我们提供的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此外，周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可能认为从在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的级别太低，同华盛顿的政策中心也距离太远———至少是在美国新派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到任之后不久就同蒋介石取得了默契时是如此。”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陈毅、黄华等也都来走动，有时纵谈抗战形势，有时穿上本地人服装，挎上卡宾枪去黄土高原上猎获野味，有时在延安梨园里举行舞会。这给了包瑞德很深的印象：“周恩来和林彪舞步轻盈，毛泽东跳的曳步舞独具特色。无论哪位姑娘请他，他都跳，而且在夯实的地面上转起圈来相当灵活。”
但最长的谈话要数毛泽东与谢伟思了，长达八个小时。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主要谈国共关系。周恩来则阐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其实你们美国对我们也是有支持的，比如你。”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他换了一支烟，冷不丁地指着谢伟思发笑。谢伟思摸不着头脑。
“我们乔老爷的血管里还流着你美国人的血哩。”
谢伟思这才恍然明白，毛泽东所谓支持是何意。去年，在重庆的乔冠华患了急病，急需输血，当时一般中国人并不了解输血，以为这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给了别人。谢伟思从乔冠华的夫人龚澎那里知道乔所处的险境后，便自愿献血。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可惜呀，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抗敌前线，还缺少你们美国的血液。”毛泽东在不知不觉中转入正题：“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能指望它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内乱。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接受国民党1936年至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是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威胁。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
谢伟思希望毛泽东谈谈中美关系。
毛泽东扇走眼前的烟雾，说：“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问题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国民党对美国只能是唯命是从。你说呢？”
“我不是官方权威人士，我的回答仅是我的个人看法，丝毫不代表官方意图。”谢伟思说，“美国在华利益有长期性和特殊性。在我们国内，不存在因战争造成的重建家园的问题，相反，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战略，要求我们寻求对外贸易和投资。所以我们希望一切国家建立民主制度。”
“你们美国人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好事。我们欢迎在这里设观察组，它有益于打败日本。”毛泽东像是对着许多人在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尤其希望了解华盛顿当前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一支抗日的积极战斗力量？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争取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一股有影响的力量？华盛顿将根据什么来决定它对双方内战的态度？它将怎样保证国民党不利用美援来对付共产党？”
毛泽东连珠炮似的反问，使谢伟思颇感局促，他坦率地反诘道：“你们不怕美国的民主吗？中共能与美国合作吗？”
毛泽东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我们连侵占中国半壁河山的日本都不怕，也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与此相反，我们将欢迎这种影响！我认为，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也愿意得到美国的援助。遗憾的是美国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
谢伟思说：“不再支持一个并没有不友好举动的政府，这在外交上是讲不过去的。公开承认一个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对党，是干涉这个政府的内政，显然是不应当的。”
毛泽东：“美国已经干涉那些驻有美军、实行美援的国家的内政了。这种干涉也可能是盲目的、间接的，然而却是不可否认的。对美国来说，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并不是干涉内政。仅仅援助国民党才是干涉内政，因为这样会使国民党继续与人民为敌。有益于中国人民切实利益的‘干涉’并不是干涉，它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
周恩来插话问道：“史迪威将军怎样？听说蒋介石对他掌管美援非常不满，多次提出撤换？”
“是的。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僵。罗斯福不久还要派赫尔利特使来华。”谢伟思忧虑地说。
“我准备给他写一封说帖，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应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给中国的军火、物资全数的二分之一。”
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讲：“我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做出估价，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对此很关心。”
“请阁下放心，我将再次向赫尔利和美国政府转达主席的热情邀请。”谢伟思又想到一个问题：“主席先生能谈谈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吗？”
毛泽东迟疑了一下，少有地谨慎起来：“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争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再进一步说，国民党由于患有反共的恐惧病，所以它也是反苏的，因而国民党同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至于我们去寻求同苏联的合作，那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已经是够不统一的了！”
“你的意思是苏联将反对美国人……”
“不。苏联不会反对美国人对中国的关心，如果这种关心是建设性的和民主的。”
“你们与苏联的关系如何把握呢？”
“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我们寻求友好关系，但我们不听任何人的指挥。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回答坦率而又富有挑战。并幽默地补了一句：“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从相识到相亲，总不是一厢情愿吧？”
毛泽东的幽默感染了谢伟思，他开玩笑地提到：“美国的一些实业家可能对‘共产党’的名称有疑虑。”
毛泽东笑了：“变名称是可以的，不过人们是否知道共产党并不是可怕的？就是最保守的美国商界，也难对我们的政策提出异议！”
谢伟思对此刻骨铭心，30年后还津津乐道：“谈话总是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似乎不假思索就立即得出恰当而明确的结论，把谈话引入难以预料和变幻无穷的境界。他不感兴趣的问题是很少的，他博览群书，几乎无所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