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重庆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周恩来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参政会。
这无异于意味着中共表示决裂！
接到公函的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浑身紧张，立刻去找张冲商谈。
张冲在得知“皖南事变”后，为之震惊，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做法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到地上，来回踱步，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但是张冲又是党国要人，虽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同情中共的处境，又不得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当王世杰将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的事情一说，张冲也是脑袋发木，没等约见，就闯到周恩来办公室，要求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出面与周谈话。
周恩来一口拒绝：“十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至极，实属忍无可忍！”
张冲赔笑道：“你知道，蒋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结果必致大家翻脸。”
“脸已经翻到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无非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四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2月25日一大早，张冲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坐就是三个小时，喋喋不休地重复前次的话。周恩来不住地摇头：“七个共产党员的公函不能撤。”
张冲拱手哀求：“为了国家计，我跪下都可以。”
周恩来仍是摇头：“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事，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的确已无让步的可能。”
张冲挠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嘛，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全大局的。我看这样，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回校对一次，以便委员长能见你一次。否则在公函压迫下，委员长会把火发到大家头上，他会说他是被迫而见的。”
“我不管他是被迫还是自愿，反正见不见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不一定。我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见，提出一些具体办法，请你报告你们中央好吗？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的名义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在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议会，毛泽东不能来时，指定别人来，另外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可以蒋为主席，你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委员长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谈判具体条件我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取回公函，更无必要见蒋。”
“如果你们不出席参政会，已表示破裂，则一切无从谈起，如在公函不撤情况下，政治方面仍坚持12条，委员长无法接受，国民党亦将大哗。”
“我们不是拒绝谈判，但绝对不撤回公函。”
两人都沉默下来。看看已过了三小时，张冲要告辞，希望明早能得到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与毛泽东通电后，再次见到张冲，把中央以叶剑英名义起草的电报及毛泽东的意见拿给他看。张冲连连啧嘴：“这不等于破裂吗？”
“责任在你们。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12条。”
“12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在做不到。但昨天三项办法已答复12条了。”
“既然如此，我只有回去和中央讨论了。”
张冲呆愣了两秒钟，懊丧地说：“你如回去，他们又要说你们破裂了。”
周恩来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张冲那凄恻的脸：“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
张冲苦笑了一下：“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邓两位可出席参政会。”
“万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
“如果董、邓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
周恩来嘴角掠过一丝讥讽：“我本来就准备在此待捕的。”
“不说这个了。”张冲又说，“若董、邓不出席，主席团将来选毛先生成立调解委员会，岂不成了单相思？”
“你晓得我们开会赞成不赞成你提的那套办法呢？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对我们岂不是侮辱？”
“骂人都不能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你们出席一人也好，请你报告延安。”
“一切谈判我都报告延安。中央说出席的希望决不会有的。”
张冲再也没有力气谈下去了，站起身来时，摇晃了一下，差点摔倒。
第二天就要开会了。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让侍从室从早到晚向王世杰询问消息。3月1日，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要开幕的清晨，蒋介石又让张冲去请董必武和邓颖超，均遭到拒绝。会议又延期一天，还是不见董、邓的身影。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拿起讲话稿，念一段，停一停，希望共产党人会推门进来。可是奇迹没有发生。
张冲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极为沉痛。一天，他突然想起要立个遗嘱交代家属：“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箱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留一书半纸。”
1941年6月，张冲时常高烧不退，忽冷忽热，一查是染上了恶性疟疾。他起初并不在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合作之事奔走操劳，可渐渐不支，不得不住进医院。周恩来闻讯，多次去医院探视，坐在病榻旁问长问短。张冲抬头望着周恩来，又谈起国共合作之事。周恩来劝他：“国共之间的事由来已久，不是一时一地能够解决的，你现在病重，最要紧的是养息，等你病好了，我们再接着谈。”
张冲眼中滚过一层泪光：“看来我是不行了，但我的后继者中也不乏爱国之人，请你和他们保持联系，一定不要使国共关系冷淡下来。”
周恩来紧握住张冲的手：“你还年轻，不要想得太多，安心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可是，8月11日，当周恩来听说张冲病情恶化，急匆匆赶到时，病榻上躺着的已经是不再说话的僵冷的张冲的遗体。
当时，正值日机轰炸重庆，加之天气酷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年仅38岁的张冲在重庆郊外的山洞里病逝。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倍加沉重。与张冲交往，特别是到重庆以来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重庆，凡周恩来提出要见蒋，或蒋要见周，都由张冲代为转达和安排，并居中周旋。在顾问处常可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张冲通常都是这样开头的：“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如同老友。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所处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一次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的“民众”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不幸事件，张冲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开会，都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
这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不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对周恩来说了一声：“你等我一下，岂有此理！”他知道这是顽固分子在蓄意制造分裂。他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得蒋介石手令后，又赶往机场，亲自将周恩来送上飞机，眼看着飞机升空才放下心。
张冲为人为政，都富有正气。当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屡遭特务破坏干扰时，周恩来曾向张冲提过这个问题。起初他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事实。后来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制止措施。“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两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亲自分给围观的群众。当夜，周恩来身边的外事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感情，陈家康是年轻有为的红色外交干部，他慷慨陈词：“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此语竟然成真。
张冲出此悲言，盖为处境所致。他力促国共合作，必招致顽固派的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在国民党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当张冲谈到国共应继续合作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掷向张冲。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极为压抑，甚至有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念头。
请示中央同意，周恩来为张冲追悼会捐送三万元。追悼会上，周恩来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即席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其中说道：“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数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周恩来望着灵堂中张冲微笑的遗像，忍不住掉下眼泪，以致语不成声：
“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辄属于团结御侮！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许多人听到这里，都不禁唏嘘呜咽起来。事后，连特务头目徐恩曾都感叹道：“周恩来很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其实他说的并不对。此时的周恩来并非来做宣传的，他的悲痛发自内心。
只可惜，迫于形势，张冲去世后，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周恩来与张冲间公谊私情的字迹难以再现。
蒋介石退出大陆后，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读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在家乡参加了革命，与其夫邱清华解放后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