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末，全市都笼罩着浓雾。谁也没有想到，战争让人们对灰蒙蒙的雾情有独钟。因为这几个月，正是日军空袭最频繁的季节，恰恰是这飘忽不定的雾，护卫着重庆，使得敌机常常偏离目标。
雾———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包容整个重庆的巨大的防空洞，使得素不相识的人们彼此亲近起来，互助起来。就连那些曾是趾高气扬的外国外交官，低眉锁眼的川民，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甚至那些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都走到一起了。
抗战前，到重庆来“云游”的外国人和来自东部各省的人很少。战争把国内、也把国外的人都唤到重庆，聚集到一起来了。仅仅是雾并不可怕，可惜的是雾中混进了含硫量很高的煤烟，使得重庆到处弥漫着硫磺的气味。
1941年的 1月，就在重庆市充满了烟雾、令人窒息的季节———皖南事变发生了！
日军对这次中国军队之间的互相残杀当然袖手旁观，也许暗中叫好呢。所以重庆有不少人推测，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曾与日军秘密谈和，和解的条件是必须歼灭共产党的军队。
“周恩来认为事态严重，”王炳南心事重重，铁着脸对他的德籍妻子说，“延安会有什么决定下来，要等一等才知道。周恩来请你明天也一起到‘八办’去。我们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在重庆采取些什么措施才好。”
这一夜，他俩仰脸躺着。窗外，寒星闪闪，不时传来小贩叫卖的怪声怪调。在噪音之中，还可以听到“砰砰”的爆竹声。这大概是什么人在举行婚礼，或者是送葬时为避邪逐妖而放的……
国民党方面对这次事件保持沉默，但这一新闻有如燎原之火，在关心政治的人们中间广泛传开。一大清早，就有人来拜访王炳南，想打听更为详细的情况。
当王炳南夫妻进屋时，周恩来步履有些蹒跚，眼眶周围有两个黑圈，面容突然变得很怪，这说明他有很长时间没有睡好。前一段，他演讲，与党外人士聚会，甚至连出口偿债的桐油也要关心。后来因内地对外陆路交通继绝，桐油体积大，无法外运，他又转向猪鬃。由于军需，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为此，周恩来结识了猪鬃大王古耕虞，鼓励他为支援抗战，改进猪鬃贸易……
对国内形势的恶化，周恩来也有清醒的认识。皖南事变前，德意日在柏林签约，正式结成三国同盟。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了协定。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德意日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由德国劝和，日本诱降；而英美则想让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美国愿给以大笔借款，英国则允许重开滇缅公路。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国际上的三大力量都在拉蒋介石，蒋介石从来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样身价百倍，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分析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绝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作。”毛泽东也有一个分析：“在7、8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动摇，至10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觉得有恃无恐，可以为所欲为了。
周恩来在王炳南夫妇对面坐下，对王安娜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至于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我们不讲，这个消息也会传开。”
果然，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重庆。起初，外国记者们就此向政府机关查询，但没有得到答复。他们根据从共产党方面得到的情报所写的报道，也都被新闻检查处压下了。国民党的报纸对皖南事变没有任何报道。
然而，中国的爱国者对皖南事变异常愤激，他们担心内战会再次爆发，抗日因此而受到彻底破坏。重庆政府则并不过分担心他们的愤激，因为可以采取恐怖手段予以镇压。棘手的是如何应付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质问。
关于这一事件，驻重庆的美国大使向本国的报告显然是依据重庆政府所讲的内容，即这一事件是单纯的“军纪处分”问题，毫无政治意味。不料，碰巧那位去过延安的卡尔逊上尉还在中国，他这几年在汉口曾发出许多关于八路军的引人注目的报道。他这次来中国，准备第二次去华北。皖南事变发生后，他随即回到美国。因为他本人认识罗斯福总统，他要亲自向总统提供有关事件的第一手材料。
美国记者经香港秘密传出来的报道，证实卡尔逊的消息是正确的。据此，美国政府便通知蒋介石，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英国政府也有同样的反应。
当王安娜把事件的真相立即告诉了她的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凯尔爵士后，凯尔便把他非常钦佩的周恩来请到自己家里商谈。英国政府收到凯尔大使的报告后，也对事件表示出关切，并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苏联对事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真理报》很快披露了事件的真相，认为这是国民党政府出自党派偏狭之动机，无异于扩大内战，其结果唯有削弱中国而已。
1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来到苏联驻华使馆———这是一座城堡似的建筑，它原是四川一个军阀的住宅，建造在山上，看上去就像统治全市一样威风凛凛地耸立着。他俩同大使潘友新和驻华武官崔可夫会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潘友新听完之后说：“中共领导人应同蒋介石会晤，解释误会。”
周恩来回答：“现在谈不会有什么结果。”
潘友新激动起来：“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同蒋介石会晤，不要期待蒋介石会向中共乞求，不会的！要就所有的问题同他进行会晤和交谈，形势要求这样做，这一会谈只会对中共有利，对中国有利！”
“你的意思是同他摊牌？”叶剑英看了一眼潘友新，又转向周恩来。周恩来目光里有明显的不赞成之意。
“不，我说的不是如何反击，而是主动缓和。”潘友新颇有主见。
周恩来没有答话。而后，潘友新派武官崔可夫先去拜会国防部长何应钦，崔可夫言辞激烈，他询问道：“你们说，目前对外关系唯对我国的外交最为艰窘，那么我请问部长先生，我们为你们提供的武器，是不是都用来和新四军冲突？”
何应钦低下了头，用手托着，猛地吸着大烟斗，支支吾吾，回答相当冷淡。崔可夫是急性子，知道问不出什么，手触了一下何应钦的手，转身就去找参谋副总长白崇禧。白崇禧倒是话很多，并且言之凿凿，咬定是新四军违抗军令。
“你既然这样认为，”崔可夫向白崇禧挪近一步，眼里闪闪发光，“我就要向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报告，是你们政府军蓄意进攻新四军，而他们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得很不坏呀！”
“你也不要这样说嘛，我们政府军在对日作战中也没少牺牲！”白崇禧回答时露出一种捉摸不定的微笑。
崔可夫平静了一些，将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如此一来，如何制止侵略？只有人民的团结，加上友好国家的援助……不行，我要找你们的最高领袖谈！”崔可夫呼地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