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上半年结束时，由于追击红军，薛岳、胡宗南带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驻了四川，控制了四川的局面。加之龙云投靠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多年来梦想统一西南的愿望，总算得以实现。他把这很大程度归结为庐山办训练团的功劳。所以一进川，就派陈诚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他自兼团长，陈诚和四川军阀刘湘任副团长，轮训武官营长以上和文官县长、中学校长以上人员。蒋介石第一次来到成都，登上峨眉山勘察地形，选择校址。
蒋介石一行从峨眉山脚下报国寺出发，经过伏虎寺，驻节半山，再登临顶峰。在圩池之间，卫士们租了一所外国人避暑的竹木小屋，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居住。侍从人员也租了一所洋人的简易房子，分居左右。他们用大竹管接来山溪水，供蒋介石饮用。溪水经过沙石过滤，清冽味甘。蒋介石品了品，不住点头：“比蒸馏水味浓，好喝，跟青岛崂山矿泉水差不多。我以后就喝这种溪水，但一定要注意过滤清爽。此地人多吸食鸦片，防止这种恶习污染。”蒋介石对峨眉胜景极感兴趣，两次乘坐滑竿登金顶游览。蒋介石用望远镜观赏四周风景，舍身岩下，万丈深渊。听说有人追求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曾纵身跳岩。蒋介石用望远镜看了一阵，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就把望远镜递给宋美龄。宋美龄看了半天，放下望远镜，感叹了一声：“愚人何必去舍身呢？”第二天，蒋介石早早到达金顶，果真看到了日出、云海、佛光、圣灯的“四大奇观”。一轮红日在万云簇拥之中突然跳出，顿时漫山遍野红透，云海翻腾，蒋介石大喜，以为吉兆。峨眉山的猴子是出名的顽皮，文明点的被人称作“猴居士”，野蛮点的被人叫“土匪”。最要紧的是不能去招惹打它们。它们一旦被伤害，就会群起而攻之，以至伤人发生意外。所以蒋介石和宋美龄外出游山，侍从事先就要在路口注意猴子的动静，或者把猴子引开。可是宋美龄又特别喜欢引逗猴子。卫士又把猴子引到路旁，让它老实蹲下，让宋美龄开心逗弄。蒋介石在一旁也笑得格格有声。
在山上转了一圈，蒋介石还是觉得山脚下的报国寺最理想。这里三面环山，很负盛名的玉液泉自石罅中流出，绿叶娑娑，溪流淙淙，景色端的非凡。训练团开办之初，只有报国寺周围的几间竹架泥墙的简易棚。蒋介石亲自上课，大讲三民主义。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学者，来讲国内外大事和军事知识。训练团先抽调了四川各路军人邓锡侯、刘湘、刘文辉、王陵基、杨森等部队校尉下级军官训练，后再调训将校高级军官，名曰高级将校班。在训练团内，当师长的可任连长带队。当时四川军人大都有抽鸦片的嗜好，高级军官的家里，竟然公开设置烟具，而士兵几乎个个是“瘾君子”。蒋介石办班，就想改掉这种恶习。谁知这一大批“瘾君子”来到训练团，憋得难受，就每天偷偷摸摸进入大伙房隐蔽处过瘾。蒋介石怕一时抓得太紧反而闹出事来，示意陈诚稍为宽和一些。陈诚心领神会，在夜间巡查时，预先告知带队的川军领袖，让他们及早吹风下去，将烟灯熄灭。但是，在第二、第三期训练中，政治部的干部查岗时，只通知下边的人“熄灯”，然后去查没有得到通知、常在那里大过其瘾的两个大头目杨森和王陵基，当众出丑……
正在蒋介石尽兴游峨眉之时，周恩来他们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连续征战，饥饿与疲惫，病魔再一次将周恩来扑倒了。
周恩来从8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黏液，体温从38度上升到40度，全身逐渐发黄，神智不清以至高烧昏迷。红军中的李治医生化验了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中央马上把在王稼祥身边的王斌医生找来，他给周恩来做了身体检查，发现肝脏肿大，下缘竟达到右肠骨窝，右侧下胸及上腹肿胀，胸围右侧比左侧大四横指。王斌认为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无疑了。幸好药箱里还有依米丁注射液，就给他每天打一两支，没有别的办法。医生还在担心，万一脓肿破裂到胸腔或腹腔，肯定有生命危险。医生急得只好让人到60里外的山找些冰块，放在周恩来的肝区上缘冷敷，每天从早上10点敷到下午6点。人们还是担心，又把邓颖超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周恩来。其实邓颖超自身也难保，从长征开始前就患肺结核，经常发低烧，痰中带着血丝。她一看周恩来昏迷不醒，急得不行，就在周恩来木板床旁边的地上铺了点稻草，躺下。一看周恩来那件灰色毛背心，爬满了虱子。她用指甲掐着，竟有一百七十多只，血把指甲都染红了。被风吹刮着的营火哔剥地爆响着，有人在剥那些战马的皮。地面上的几万红军，都在担忧。周恩来轻轻动了一下，在他不安的脸上，往外突出的颧骨显得黑黝黝的。他开始呻吟，说肚子痛。邓颖超和医生把他扶起来大便，竟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高烧也逐渐减退。他清醒过来，一看邓颖超在身边，好生奇怪。马上嘱咐人：“快，给一、三军团发电报，问他们作战计划执行得怎样？”
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昆正在屋里转圈。马上要过草地了，原先抬担架的同志一个个病倒了。彭德怀已经命令扔掉两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重病号。当时红军总共不过八门这样的炮。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他们为找个担架队长犯了愁：这个人必须有高度政治责任感，能吃苦；同时要有点医学护理知识。这在多半文盲的红军里实在难觅。
突然一个自称“大知识分子”的人冒了出来：“我来当担架队长！”
彭德怀扭脸一看，又泄了气：是陈赓，红军干部团的团长。彭德怀意外地大笑起来：“你是个瘸子，还是先保住你自己吧！”
杨尚昆也直摇头。陈赓的腿部多次负重伤，现在走路还一拐一拐的，再说干部团里管着百十号人，说是“团”，其实好多“团员”都是师团干部。
“你们放心！”陈赓能说会道，“我陈赓没多大本事，可对革命是心地赤诚，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就一定能把周副主席安全抬到目的地。”
也只好“瘸子”里拔将军了。8月21日，由陈赓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去抬担架，抬着周恩来向那荒无人烟、充满沼泽和泥潭的大草地进发。周恩来不愿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担架，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然而他已衰弱不堪，身不由己了。（19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说什么也要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
走出草地，周恩来感激的目光望着陈赓，说：“东征时，你曾经救过蒋介石；长征路上你又救了我！”
陈赓笑了，两手做了个遗憾的动作：“假如那时我知道我们的蒋校长竟如此反动，我说什么也不会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了，弄得我们和他斗到现在！”
周恩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按现代医学的说法简直不可能。王斌医生后来分析：如果当时肝脓肿不是和横结肠黏连，脓肿破裂后不是穿入肠内而是穿入腹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周恩来是不可能被救治的。可奇迹偏偏在命如游丝上发生了。当时陈赓闭眼双手合十念了一道“经”：“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在1976年临终前，对一直在医疗组工作的王斌说：“你40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40年……”
1935年9月中旬，正有峨眉山给军官训练团讲课的蒋介石，突然接到薛岳、胡宗南的来电，说红军已跨过草地，突破封锁线到达了阿坝和巴西地区。蒋介石在震惊之下大发雷霆，当即将失职的师长撤职查办，并急调江西的三十七军，同时命令东北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天水和陕西的平凉一带堵截红军。又利用陇南土匪出身的新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天险腊子口。
不到十天，蒋介石心情忧郁地下了峨眉山，还没坐稳，戴笠来报告红军已突破天险，红一方面军与红三军团业已会师，并统一由毛泽东率领。戴笠说得又快又急促，不时被蒋介石所打断。蒋介石时刻绷紧的身架一下瘫软下来，大声感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戴笠站着不动似有更重要的事要报告：“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出兵北上抗日！”
蒋介石并没吃惊：“这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好对付。”
“可他们的军队已进入湖南衡阳，委员长派去的军队顶了一阵，现在成了僵局，只怕时间长了，军心有变。”
蒋介石喝着水：“我们就是要坐观以变。但变的不是我们的军队，而是他们。广东空军首领黄光锐，拿了两千三百多万，比韩复榘、石友三当年还给的多，他不会变卦！还有余汉谋……”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策动的“两广事变”酝酿已久。就在这年夏天，广西的李品仙作为两广集团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黄旭初的总代表，来到湖南与省主席何键相晤。一天中午，何键请李品仙到长沙容园吃饭。席上只有四个人，另两个人是李品仙的秘书和何键的部下刘廷芳。李品仙边吃边高谈阔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就好比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在后面推它。”接着，李品仙婉言说出两广军队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意思。
何键埋头吃菜，见无人答话，便用眼迅速看了刘廷芳一下。刘会意，马上向李品仙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与大家朋友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之后再作决定？我敢断言凡是中国人，全国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要抗日的，我自然也是不例外。第二，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
李品仙猝不及防，眉毛一竖，直瞪着刘廷芳。何键一看气氛有点僵，忙堆上笑脸：“李先生一路辛苦，早点送李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吧。”
从招待所出来，何键和刘廷芳来到何公馆，何键挺神秘地说：“现在情势很紧张，根据各方面密报，两广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何键吐出牙里剔出的肉丝，继续说：“据我所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渡过湘桂边境黄沙河，来势很猛，拟往岳阳、羊楼洞等地径赴武汉，李先生此行就是来商谈假道过境问题的。”
刘廷芳闷头一想，两广军队有十多万，而岳阳地区的中央军只有陈诚和胡宗南的部队，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如两广军头游说成功，获何先生首肯，使两广得以假道湖南进军武汉，则势必造成分裂之势……他力劝何键不要采纳。
“那就派你前往南京见蒋先生如何？请蒋先生设法制止两广军队发动兵变。”何键望着刘廷芳，征求他的意见。
刘廷芳还在考虑。
何键又说：“前几天我已派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去了南京，已经七天了，没有一字报告，可能蒋先生不见他。我思来想去，别人都不行，只有你去最合适。因为，第一，你与蒋先生相识，他对你印象很深；第二，蒋先生了解你的为人，并以为你很有作为，你的意见蒋先生容易接受。可以说，你是能面见蒋先生而又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唯一人选。廷芳兄，南京之行，非你莫属啊！蒋先生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的信不就称赞过你吗？”
刘廷芳不再犹豫：“可以。”
当下，何键派了专车，立刻把刘廷芳送到汉口，包了一架水上直升飞机飞南京。在飞机上，他就给蒋介石打了电报。一到南京，翁文灏奉蒋介石之命到码头迎接。他与钱昌照交往已久，认为他有远见，所以先去见他。然后由翁文灏陪同，来到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正在隔壁房间与熊式辉、张群、陈布雷等人商谈事情。听说刘廷芳到了，蒋介石来到书房，会见他。刘廷芳先报告了湖南当时的紧张局势，以及何键派他来南京的目的。他还告诉蒋介石：“何先生说他是您蒋先生的弟子，您叫他朝东走，他不会朝西走的，你绝对服从您的领导。”
“那很好，那很好。”本来蒋介石正在担心何键关键时刻倒向两广军一头，听刘一说，顿时露出笑意。
刘廷芳继续强调：“现在的国家只有您蒋先生一人能领导，也许20年、30年后出一位领袖比您蒋先生能干，但现在不可预料。为国家计，为人民计，绝对地不要打内战，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如有不实不尽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
一番话说得蒋介石心旌乱摇，连连说道：“不会，不会，不会。”
他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你马上送到汉口，面交武汉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及高级顾问何成浚两位先生。”又吩咐侍从黎秘书派“美龄号”专机送刘廷芳出发。
当刘廷芳将信交给杨永泰，从汉口返回长沙时，发现两广军队已在撤兵了。
原来被蒋介石买通的余汉谋、黄光锐一倒戈，两广事变就中途偃旗息鼓了。
蒋介石刚松了一口气，又接到特务密报，说西北情况复杂，恐怕要起变化。蒋介石问有什么证据，戴笠说：
“东北军跟红军打了几年仗，没有结下什么冤仇，慢慢地受了红军的影响，赞成抗日了。也难怪，他们老家都在东北，家乡给是日本人一占，家破人亡，不免思想报仇雪恨……”
蒋介石默然，又问：“当兵的，可以理解。当官的呢，高级将领的态度怎么样？”
“美国记者访问过张学良，他们在纽约《太阳报》登出来过文章，提到张学良表示过，他愿意团结抗日，如果政府失去民心，就无存在的基础。张学良甚至说，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国侵略，就应该和平解决。”
蒋介石摇头：“汉卿少爷脾气，随便说说罢了。不过也不可等闲视之，我会注意这个情况。”
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即召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再次作消灭红军的作战部署。10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自兼总司令，调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当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这时的蒋介石已不能像当初那样，亲自指挥对红军作战，原因是日本对签订《何梅协定》的做法已不能满足，又在策动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蒋介石怕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和自己对立，所以，10月7日由重庆飞抵开封，安抚驻天津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宋哲元及其部下。可日本人此时也正在拉拢宋哲元，宋举棋不定，不想见蒋，只派了一个秘书去开封见蒋。蒋介石又火速赶往山西访问阎锡山，劝说他不要参与“五省自治”，希望他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
11月1日，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令蒋介石欢欣鼓舞的是，除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都来了。
早上7点钟，大会代表依照惯例去紫金山谒中山陵，9点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到会议厅门前等候照相。但蒋介石迟迟不到，大家都嚷着先拍。拍完了，委员们三三两两转身上台阶，往会议室走。突然一声大喊：“打倒卖国贼！”随着喊声，只见一个青年从记者堆里闪出身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六响左轮手枪，对着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枪枪命中，汪精卫顿时滑瘫在地。现场大乱。坐在轮椅上的张静江也被人推翻在地；孔祥熙在往汽车底下钻时，慌乱得扯破了新马褂……第一个起来和杀手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从背后把杀手拦腰抱住，抢上来的武将是张学良，他猛踢一脚，托起杀手的臂膀，下了手枪。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杀手胸肺中两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响，急忙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连唤着：“兆铭，兆铭！”
汪精卫脸色苍白，大呼小喘：“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瞪着蒋介石大吵大闹：“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蒋介石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他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但又辩解不清，只好说：“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他回到在中央军校的官邸，把汪派人物陈公博等人叫来，告诉他们：“这件事的确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你们要给汪夫人解释清楚，我蒋某人也不会干的！”他又把戴笠找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三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蒋介石更不知道此次行刺的目标就是他。
杀手叫孙凤鸣。是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四个热血青年筹划的，为首的叫华克之。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发作，不见蒋介石出来，临时决定刺汪的。他在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时也没供出合谋者，只留下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有中国的地方没有？再不打，要亡，要做亡国奴……”第二天，孙凤鸣平静地死去了。
戴笠后来探出是晨光社的华克之主使的，下令悬赏十万重金捉拿。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捉到。不料40年之后，在北京，沈醉被一位熟人介绍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人拉住沈醉的手问：“你还认识我吗？我的老朋友！”沈醉也算是记忆超群，可怎么也想不起此人是谁。那人哈哈大笑：“我就是你追缉多年的华克之呀！”沈醉大惊。原来华克之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力行三民主义。刺汪后，他于1937年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一直战斗在无形的战线上。与沈醉相见时已年逾八旬，两人相聚谈得十分投机。
“剿匪”不成，反蒋派又蠢蠢欲动，日寇又步步进逼，汪代蒋受刺，更招致责难的呼声，到了1936年，蒋介石的日子更是如履薄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