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中，被描写最多的不一定是周恩来，但被作者倾注感情最多的一定是周恩来。这些描写中，绝少不提到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的。
美国人———斯诺自然是最具权威的，他眼中的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
另一位美国人谢伟思，中国通，专门描写过周恩来的眼睛：他给人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眼睛。浓密的黑眉毛下边有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在凝视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在全神贯注地看你，会记住他和你说过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英国人———休勒特·约翰逊，有“红色主教”之称，他见到周恩来甚至比斯诺还早：周先生的面孔，见过一次，永生难忘。这机警而又慈祥的面孔，显得年轻，甚至带几分稚气。满头黑发，一双黑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发射光芒。这当然是中国人的面孔，但他那特别深陷的眼睛在一般中国人中不寻常。十分和蔼可亲的面孔，眼睛正视着你的眼睛。
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是以写《毛泽东传》而为中国人所知的，在他的书中也有对周恩来的描写：他目光炯炯，但也能随心所欲使之带有笑意……他的眼神坚强如钢，可是有时候笑起来就闪闪发光。
日本人———前外相小坂善太郎见到周恩来是在1966年9月：我当时想，这就是他的魅力啊！可是，他有时闪烁出炯炯的目光，表露了他在革命的风暴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小坂说对了。
是的，这是一双政治家、外交家的眼睛，它总是透出一种冷静，一种稳健，一种历史的眼光。他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长。也许人们还不太注意他目光中的另一种成分：那就是他的军事才能。可能，他的这种才能一半来自天赋：机警，聪慧，指挥若定；一半来自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身先士卒的实战锻炼。所以，在南昌起义之前，他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1926年底，他来到上海中央局时，还不满29周岁，的确是风华正茂。也是个刚刚要做孩子爸爸的年龄———周恩来接到调令时，邓颖超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留在广州。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这以后他们间连音讯都不通。
周恩来这次调来中央，名义虽是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他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他去看望住在医院的陈独秀。陈独秀显得苍老，但还是靠在病榻上掌管着党的主要工作，组织部长的职务却基本停顿下来。他将国际决议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条文指给周恩来看。那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很广阔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大进了一步，扩大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分子。共产党的农民分子不多，但共产党在农民中，现在已经有继续不断的日益增长的工作。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
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清楚，到1926年底，党员已由同年7月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时的约1.2万人增加到1.85万多人。党员中，工人占大多数，约60%；农民占11.75%；知识分子及其他成分占27.35%。其中，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10.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但是仍远远不能适应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陈独秀感叹：如果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
他问周恩来：“黄埔军校现在到底有多少党员？”
周恩来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强识：“因为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都退出了国民党，也离开了黄埔。据我的估算，黄埔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2000人，包括一部分共青团员。北伐开始之后，党派到黄埔军校学习的人就少了。”
陈独秀点头：“是的。我要求这些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运农运工作前去。”
“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许多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中夺得了不少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我熟悉的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他们也想邀请共产党派人去帮助工作。”
“不可。”陈独秀打断周恩来的话，态度坚决地说，“我提醒你注意的正是这一点。党中央要求在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陈独秀说完一段话，低首垂目，默然无语，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稍息一下，陈独秀像是向全党作指示一般：“我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周恩来似有不解，又不好问。
但他知道陈独秀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中国革命最好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在9月陈独秀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已说得明明白白了。
这是陈独秀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失策。
悲剧的导火索已在吱吱地冒烟了。
周恩来在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过了两个来月，他又被调去负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军事工作。
起义不仅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也是为迎接北伐军入沪的。工人的鲜血织就了红地毯，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踏上了欢呼的上海滩，而一夜之间，这里又成了屠杀场！
阴谋揣在心中，虽说只隔着一层肚囊皮，可谁人能看透？！———此之谓包藏祸心。而从微笑到狰狞，只需一眨眼。悲剧不正是这样酿成的么？！
周恩来的办公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霞飞路25号。
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26年10月，周恩来那时还在广东，没有参加。第二次是1927年2月，周恩来没有参与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临时被派去指挥南市区的行动。到那里后，没有见到群众，只找到几个负责人。整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在南市区没有能行动起来。眼下（1927年3月）正在积极筹措的是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的开始准备同第二次起义的停止是紧密衔接的，中间没有间隙。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一方面停止今天的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同时也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新的暴动。前两次起义是由上海区委领导的，由区委书记罗亦农、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负责指挥。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何松林（即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这个军委同时也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书记，又确定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总指挥。这样，他就担负起这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责任。
英国汉学家詹姆士·麦克唐纳研究了周恩来早期的革命活动后，认为“周有两个角色扮演得胜过别人，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而两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而在当时，周恩来这种缜密的工作方式，却被一些“大男子汉”们愚蠢地称之为“女人干的工作”，殊不知女人有时比男人更有力。
周恩来像风火轮似的转着。鉴于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所以这一次，一开始他就抓住两点：一是起义前的周密准备；二是起义时机，一旦条件成熟，果断起义，决不拖延一分钟！
于是起义前几天，当事者们的心情———如同怀里揣着个定时炸弹，滴答滴答的读秒声清晰可闻，心惊肉跳。事不过三，要是再失败了，恐怕就没了工人武装起义的历史……
不。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但历史也是用失败写成的。
23日夜间成立了特委和军委后，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参加上海各区书记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下午，他同各区的军事专员分批开会商议。当晚，在特委会上，他作军事工作报告，重点说明起义的依靠力量有三支：（一）纠察队，目标是5000人，先组织3000人；（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300人，目标是500人；（三）特别队。
他越说越细，说到关键处突然停下了。听讲的人也意识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军委书记有重要的话要说，都把椅子挪近些；窗口的望哨也神经紧张地再次巡视了周遭。周恩来的确讲到了机密处：“要加强敌军工作，在我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每天和我接洽一次。除了添买新枪外，第五个问题，就是情报工作。现在，北伐军正沿南京和杭州这两个方向进逼上海。因此情报工作先分三路：（一）写信给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间的松江、龙华一带；（三）到南京和无锡……”
策反工作在秘密进行。
策动对象是军阀驻上海兵力总头目。此项工作须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国民党方面也同意，派出特派员做李宝章和毕庶澄的投诚工作。
直鲁联军第五路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与驻沪军李宝章有着种种矛盾。毕接替李驻军，李去见毕，毕避而不见，但传出话来，要李让出吴淞炮台，李不允，毕就擅自命令一部分军队开往吴淞，逼李宝章将军队调至江北，李不愿意，但又无法。在双方僵持状态下，倒是策反的好机会。国民党特派员跟李宝章一说，李稍思片刻，便答应下来，只是提出条件，事成之后要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国民党特派员同意这个条件。毕庶澄也答应投诚，但条件可就多了：上海及无锡到松江的地盘给他；暂时的灰色投降，不悬国民党旗；投蒋介石不投国民政府；除军长之职外再加司令或指挥等职衔。显然条件较高，国民党特派员没有同意。驻沪海军司令杨树庄经做工作，于3月12日率部分海军舰艇正式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归附国民革命军。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高兴，立即以军委的名义写信给海军军舰将士，劝他们拥护杨树庄。周恩来跟军委的同事们说，这叫“草船借箭”，是诸葛亮的妙招。共产党派出的策反人员，主要在军阀内部士兵中做工作。有的士兵答应：你们发动起义时，我们可以怠工或毁坏机器以做内应。
周恩来又从黄埔军校调回一些共产党员毕业生，帮助训练纠察队。
当时上海的军阀和资本家办有保卫团，有枪，有弹药。军委派没有公开身份的纠察队员去参加。
被派的人也有想不通的，工人任其祥便是其中之一。他问：“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笑了，问：“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当然是枪支弹药了。”
“保卫团有枪，又有制服，我们打进去，不是可以有枪吗？还可以利用它的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呢。这不是‘草船借箭’吗？”这几天，周恩来脑子里肯定时常转着《三国演义》，新“三国”应该是共产党、国民党和军阀了。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不但任其祥开了窍，有四十多名工人都转过了弯，当即参加了保卫团，有的人还当了班、排长；穿起保卫团的制服，利用这种合法身份运送枪支弹药就方便多了。同时国民党左派也在保卫团活动，一旦有行动，他们可以调动兵力，为起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