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五”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向广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一些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的进步学生，被反动派通缉，一批批地投进监狱，又一批批地被杀害。也有一些进步学生事先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及早走脱了。中山大学附属师范的学生范桂霞就是上了黑名单又逃出来的。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到了一个织布女工家里（她原来也是织布女工），女工帮她买了去香港的船票。到了香港，人地生疏，她在街头流浪了两天，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后来在莉园书店见到了中大同学何志坚和朱英娥。他们问了范桂霞的情况和住址后，就让她到朱英娥家等候消息。
第二天，省委秘书处派人来找她，将她调到省委招待所工作。当时的招待所是按革命需要租赁房子的，发现问题立即搬走。她在招待所的几个月，已搬过几个地方了。董必武、瞿秋白、林伯渠、彭湃、李立三、杨殷等中央领导都在这里住过。
这一天，省委秘书长给范桂霞一个新任务，要她单独护理一个重要病号。省委秘书处管总务的赖谷良已将一切安排好了，他将范桂霞带到油麻地广东道一间小洋房里，说：“前面一间是杨石魂同志的住处，你住在后面这个家，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妇。”
“我护理谁呀？”
“老周。”
老周？范桂霞不知“老周”是谁，但按组织原则是不能打听的。于是她就静下心来等候“老周”的到来。
一天下午，一部黑色小轿车在门前停下，杨石魂从车上背下来一个病人。范桂霞一看，病人穿着一身绸缎的长衫马褂，一副上海富商的打扮。范桂霞急忙上前帮助杨石魂将病人迎进房里，扶上床，替他脱去外衣，盖好被子。病人仍在发高烧，神志不清，消瘦得很。她问杨石魂：“什么病？”
杨石魂小声说：“急性疟疾。”
范桂霞这时才仔细端详起病人。她看着看着，眼睛一亮，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周恩来吗？她以前见过周恩来，也知道周恩来担任的职务。杨石魂示意她不要暴露病人的情况，吩咐她：“你的任务就是为他探病，协助医生做好诊治工作，为病人打针，喂药。”
一量体温竟40度。医生来看过后，范桂霞就服侍周恩来吃了药，睡下了。
当晚，范桂霞每隔一小时就给周恩来量一次体温，整夜守护在他的床前，观察他的病情，并按医嘱为他喂了第二次药……第一晚就在安静中度过了。
第二天，周恩来的病又反复，烧稍退了又高烧起来，谵语、颤抖不止，处于昏迷状态。杨石魂急了，赶紧将医生接来，进行急救。杨石魂和范桂霞紧张地站在一边，望着周恩来满脸胡茬，两只眼睛紧锁，嘴层紧闭，颤抖的身子紧挺直着，生怕周恩来的病情恶化。
按医生的嘱咐，范桂霞整整三天守护在周恩来身边。
紧张的三天终于过了，到了第四天，周恩来惨白的面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睁开眼睛，轻轻喊了一声。范桂霞和杨石魂闻声过来，一看周恩来清醒过来，范桂霞惊喜地叫了起来：“呀，老周醒了！”
周恩来抬起手，示意他要起来。范桂霞和杨石魂赶紧用胳膊搀住周恩来。周恩来脚落地后，慢慢地自己走动。杨石魂惊喜若狂，一把拉住范桂霞的手，和她跳起舞来，嘴里叨叨：“我说老周命大，不会有事，怎么样？”
被杨石魂一闹，年轻的范桂霞顿时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周恩来慢慢坐回床沿，笑道：“小杨，你真调皮，看，桂霞姐要生气了，快道歉吧！”杨石魂这才发现自己闹过了头，连忙拱手向范桂霞道歉。这反而逗得她哈哈地笑起来了。
为了帮助周恩来尽快恢复体力，范桂霞想办法弄来一只鸡，熬了鸡汁给周恩来喝。周恩来心里很难过，说道：“党的经济这么困难，我想起和我一起战斗的南昌暴动患病的战士，我怎能吃下去？……”
范桂霞宽慰道：“这是党的决定，你是病号，得听我的安排。”
周恩来接过鸡汤碗：“好吧，这次我服从你，但以后还是要节约才好。”
11月初，广东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广州暴动的事，周恩来决定参加，就由范桂霞陪着他去。范桂霞和杨石魂要雇车，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步行至码头，上岸后，他靠在范桂霞的肩头慢慢拾级而上。他的身体仍很虚弱，脚步飘浮，不一会儿额头就冒出一层冷汗。范桂霞掏出手绢给他揩干又继续走路，终于到了坚道的会场。开会回来，他笑着说：“你看，我今天不是挺好吗？还锻炼了身体，真是一举两得。”
这期间，周恩来除了经常谈起南昌起义中的事情，也时常问起范桂霞平时学些什么，爱好什么，会不会抽烟、喝酒、跳舞、打麻将？范桂霞直摇头：“这些我统统不会，我就讨厌这些东西！”
周恩来说得很认真：“桂霞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染有这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嗜好的，但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应该什么都懂，因为这是斗争的手段，而不是拿它来消遣，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区别所在。”这段话给了范桂霞很深的印象。
再说杨石魂送周恩来到油麻地时，匆忙中聂荣臻和叶挺都没问清与省委的联络暗号。他们去省委机关接头时，说不出暗号，又穿得脏兮兮的，机关的人员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不与他们接头。他们又不敢在街上活动，连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吃完就走。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好找了个小旅馆先住下。
他们上街想买点衣服鞋子，换下这套叫化子似的外罩。到了一个商店，看准几样东西，聂荣臻想买，可身上分文没有。叶挺上前一步：“我来。”他有经验，撤退时别人不要的钱，他都缠在腰里。他一下抽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递给老板。老板看这两人的打扮不像是有钱人，疑惑起来。将钱对着太阳照了半天，生气地将钱丢回叶挺手中，说：“先生，这是一张假票子。”
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
聂荣臻将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啊，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就扯了，不怀疑我们吗？”
叶挺解释：“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骗他，找来警察就麻烦了。他看我扯了，就没事了。不过咱们还是快离开这个地方。”
在另一处，他们买了些衣服鞋子抱回小旅馆，将全身换了个遍。再去同省委联系，终于接上了头。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将家属从上海接来，聂荣臻则安排在广东省军委工作。
没有什么事，聂荣臻就反思南昌起义的得失。不久，他还给中共中央军事部致函，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建议：
钧甫兄（中央军事部代号）：
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复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下令返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与消息，虽然派赵自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朱德的字）负总责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