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师长贺锦斋与一团团长刘达五两人一前一后，不顾军中的任何礼节，一头闯进贺龙的指挥部。贺龙了解贺锦斋的为人，要不是十二万分的紧急，他总要在外屋坐一会儿，问问副官贺龙是否有空，才进来谈事。贺龙也一反往常，站起来迎接：“锦斋，出什么事了？”
贺锦斋将帽子往桌上一扔，直喘粗气：“他娘的，三营副跑了！”
“哪一个？”贺龙回想着问。
“赵福生，就是武汉逃跑又被招抚回来的那个，从营长降为副营长的。”
贺龙记起来了：赵福生，云南宾川入伍的那个小个子，人倒是挺机灵，升营长升得也不慢，深得“老资格”陈图南的喜欢。但到了武汉却摇摆不定，一下子带着三十多个人脱逃了。逃到武胜关，又犹豫不决起来，被贺龙派去招抚的人一说便回转来。归队后，自觉无颜再当营长，自己请求降为副营长。贺龙一般对悔过的人不再深究，便依从了他。赵福生在部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知道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就等待时机另谋出路。
机会终于来了。
31日下午5点来钟，贺锦斋召集会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暴动的命令。赵福生一听，浑身止不住颤抖，本来他就因为贺龙太倾向共产党而不想干了，如今等于全军“赤化”，还得顶着脑袋去送死。他越想越觉对自己不利，“人在曹营心在汉”了。共产党这么大的行动，如果由我告知朱培德，事成之后，岂不功盖天下？事不宜迟，开完会，他匆匆扒了几口饭，放下筷子就往外走。一口气跑到朱培德的指挥部。
当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九军军长金汉鼎都在庐山，既是出席汪精卫的黑会，也是避暑。敌军师长以上的军官无人在南昌。最大的官，只有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赵福生将贺龙、叶挺要兵变的情报一五一十吐了个干净。
徐虚舟真是如雷贯耳，这消息让他吃惊，甚至不敢相信；赵福生急得直跺脚：“你们如若不先下手为强，死期就在今晚……”
徐虚舟是个文人政客，不懂军事，一时手足无措。他急忙去找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说有极机密消息要呈报。当时姜济寰的儿子姜襄正在身边，徐虚舟的意思是要姜襄避一避，但姜济寰却说，在什么事，请秘书长快说吧。徐虚舟只好轻声说：“据极可靠情报，共产党这一二天就要搞武装暴动，请代主席立即离开南昌为好。”
姜济寰回答：“谢谢你，我考虑考虑。”
姜襄虽是“大少爷”，其实已是共青团员，正在秘密为党工作。他问父亲：打算怎样？愿不愿同我们共患难？
姜济寰竟无迟疑地说：“坚决跟共产党走，同你们共患难。”
7月28日左右，姜济寰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他的学生郭亮，先后登门来看望过姜济寰，徐特立还由江西大旅社迁居姜家。姜襄立即将父亲的话告诉徐特立。徐特立很高兴：“你父亲和我都参加暴动，这对湖南教育界将是很有影响的。”徐、姜都在长沙教过书，男女学生极多。
这边，赵福生逃走后，很快被他营里的士兵发现，火速报告了营长，营长又报告刘达五，刘达五又找到贺锦斋。
贺龙并不认为赵福生会给起义军带来灭顶之灾。他心里有本账：从军事上说，敌六个团分属三个军，建制不同，互不隶属；指挥序列各异，谁也指挥不了谁；加上师以上指挥官大都不在南昌，因而不可能有人来实行统一指挥。这样的部队，不能打仗，尤其不能协同作战。而起义军在南昌的力量除了贺龙本军的七个团外，还有叶挺的三个团，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此外，蔡廷锴第十师三个团也在运动中，他们各团都在一千五百人以上；另外还有二十四师教导队，朱德所率的军官教育团一个营。以十五个团对六个团，基本兵力是两万比万余人。从指挥官看，敌方孤零零地几个互不隶属的团长，我方则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组成了一个强劲的班底，并由一直掌握党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直接领导，即使敌人有所耳闻并有防范，也难以阻止起义。
可攻打有备之敌毕竟要困难得多。
“叛徒，祸害！”
贺龙交代一番，便亲自去找周恩来，商量改变起义时间。
本来预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这个时间很好。晚上开进，拂晓起兵，是兵家常用的战术。尤其在当时的南昌，炎夏之夜，很难入睡，天近黎明，才是人们酣睡之时，此时起义，敌人多数蒙在鼓里。既然计划泄露，只有提前。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即8月1日凌晨2时开始行动！
从江西大旅社出来，周恩来突然停住脚步，对贺龙说：“赶快通知朱德同志，他还在佳宾楼与敌军官周旋呢，很有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