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因为“东征讨蒋”，在九江调集的部队已达六个团的兵力，共产党内许多负责人也因武汉形势险恶，纷纷来到九江。7月20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开了个碰头会，聂荣臻和叶挺一起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中央委员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等。
李立三是个急性子，虽然人精瘦，却也耐不住九江闷热的天气，不住地用手绢擦脸上的汗水，他的话也和天气一样暴躁：“现在形势异常紧迫，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
聂荣臻不同意：“这不行，我们没有权力擅自行动，必须等待中央的统一命令。”
李立三也不肯让步：“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起义工作已经进行了组织准备，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聂荣臻还是坚持：“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到九江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暴动的准备，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会场不安起来。有几个中央委员发表意见，赞成李立三马上动手的主张。也有人对聂荣臻不满，说起风凉话：“你呀，就是奴隶主义，胆子小。”
如果聂荣臻附和一句，言语马上就会变成行动，但他不肯松口：“这不是什么胆大胆小的问题，临来九江时，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中央对南昌暴动的决定，不是最后决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才准许暴动，不能自由行动。这是原则问题。”
李立三呼地站起来，大声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嘛！”
“大家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聂荣臻心里很不痛快，一扭脸，将椅子挪向窗户，咕噜了一句，“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会场里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争论得非常激烈，但最后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按聂荣臻坚持的那样，等候中央的统一号令。
会上还分析了张发奎的情况。
张发奎作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佩。他的部下，特别是属于广东籍的，暗中还都存有返回广东去的念头。以第四军中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讧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最大，因而才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深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不顺眼。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张发奎爱护他的袍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共党员。但在武汉分共的紧急关头，他又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开来。所以人们担心他究竟会追随汪精卫到何种地步。当时与张关系较密的苏联顾问们，如加伦将军，对这位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可是现在张发奎的态度越来越犹豫，越来越右倾。
加伦总觉得与张发奎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南伐”———先将广东打下，再图发展，胜算将会多一些。张国焘和瞿秋白对加伦的意见也不反对，只是对能否实现这一点颇有疑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束手待毙是下策。
李立三坚决反对依靠张发奎打回广东的做法，认为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会被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牺牲，这与我们回粤的初衷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因此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一点与会者无异议，都同意将这个意见再向中央报告。
会后，五人政治局成员之一的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代表大家的意见，来到离九江不远的庐山，和正在山上的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等人商谈。
7月中下旬，长江沿岸已酷热难当，避暑胜地庐山却是一片清凉。倘在往年早已游客如云，人满为患了。今年，由于发生了大的事变，性命难保，人们谁有雅兴到此游逛。到处空荡荡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这是英国人开的一家饭店，房租很贵，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费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这个饭店当厨师，汇报会议就是在厨房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等。瞿秋白听过汇报，即刻表示完全赞同九江会议关于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鲍罗廷已在做回国准备，对起义没有把握，但不反对。张太雷也赞成。于是，临时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做出南昌起义的部署：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于是九江会议的同志请瞿秋白回汉向中央报告，从速决策。从九江会议到庐山会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形成了。
7月21日，在庐山养病的瞿秋白回到武汉，立即提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里，他告诉张国焘，鲍罗廷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到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纳兹，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鲍罗廷介绍，罗明纳兹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况，素以“左倾”著称。
“老鲍要我们好好和他打交道。”瞿秋白给张国焘端来热茶，说起他在庐山与鲍罗廷谈论的其他话题，“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依我看，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全部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你的意见呢？”张国焘身体白胖，遇上7、8月的天气，总是不住地扇扇子。
“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良策。”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他应该负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他还透露，按鲍罗廷所希望的，是由他和张国焘继续领导中共中央，他主持理论研究，张国焘主持实际工作。
张国焘停下扇子，脸色骤变：“我不这么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这次失败的主因，不认真去检讨，都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中共中央人人有份！如此违背道义，还有什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你冷静些，冷静些。”瞿秋白想劝住张国焘，说，“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我和鲍罗廷的协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
张国焘难以自制，话越说越难听：“我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情，现在想来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个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里，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是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揠苗助长……”张国焘一口气说了好几个有关不切实际的成语。他的结论是：“中共好比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什么用处？因此，牺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绝不是什么避重就轻。”
情绪激昂中是难以说准问题的。瞿秋白虽然不完全赞成张国焘的议论，但还是认真听着，有时点点头，在那张惨白的书生脸上呈现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他们两个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地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党员的紧急疏散工作，已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而再无留驻武昌之必要。他们决定此时先将中共中央搬回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