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恽代英被捕的同一个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回国前夕，邓演达向宋庆龄告别。依依惜别的气氛笼罩着聚会。宋庆龄把一卷时局通讯交给邓演达，嘴角微微一笑，说道：“看你写的东西，像看小说一样，希望这个小说永远不完地能看下去。”
邓演达举起酒杯，朝宋庆龄示意了一下，嗓子变得喑哑了。他说道：“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们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宋庆龄噙着热泪，想说话，但嘴角抽搐几下，说不出一个字。
邓演达回到上海，昼伏夜出，常常穿着一身中式长袍，约人在偏僻的马路上边散步边谈话，交谈时用德语或是英语、日语，以便瞒住密探。
深夜，他戴上礼帽、眼镜，匆匆来到新亚酒店一间房间。一进屋，他冲着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喊着：“京育，你不认识爸爸了？”
孩子看看生父邓演存。邓演存把孩子送到弟弟演达面前，禁不住落泪了。
邓演达把京育拉到怀抱，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提琴图案的别针，别在京育胸前，握住她的小手、亲着她的小脸，嘱咐着：“好好听伯伯、伯母和妈妈的话，好好读书，长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孩子拨弄着别针上镶嵌的彩色小珠玑，使劲点点头。
邓演达看看表，对哥哥说：“竞生，环境恶劣，我不能久留，你也带着孩子早些离开吧。”
京育握住邓演达的手，嚷嚷着：“爸爸别走，爸爸别走！”
邓演达捧着孩子的额头，又亲了一下，在身后带上门。孩子在屋里哇的一声哭了，邓演达心口上像是有一把锋利的刀子，一阵刀剜，一阵发热，两只眼睛立刻被一层雾似的东西蒙住了。
邓演达开始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企图在国共两党以外寻找一条出路，形成第三势力，人们称之为第三党，（这个组织于1935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亲自主编《革命行动》期刊。
邓演达找中共中央领导谈判联合反蒋，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认为他代表“小资产阶级”，拒绝了。他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去了苏联。失意中碰上了高语罕。
高语罕倒是热火热肠，一把拉住邓演达：“你们是第三党，是从国民党分化而出；我们也算是‘第三党’，是从共产党分离而得，你们反蒋，我们也反蒋，何不我们联合？”
邓演达搔搔头皮，有些不解：“你们托洛茨基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性质，但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埃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么？”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组织苏维埃；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可你们……”
“只是阶段不同……”
“我难以接受。”邓演达忽然问道，“恽代英呢？我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高语罕神色黯淡：“他被蒋介石抓去了。”
“啊？”邓演达一愣。
恽代英被租界当局引渡，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由于他在巡捕房内已被打得通体鳞伤，面部浮肿，又没有戴眼镜，面容变形，所以没有被敌人认出来。
周恩来从欧洲回来，接到恽代英买通看守送出来的一封信。信里详细说明了他被捕的经过，他的口供：
王作林，年三十，从前在武昌电话局做事，本年十月失业，闲住家中半年（家在武昌豹子街）。此次偕友人林君乘大古轮来沪找事。初与林住法大马路鸿运旅馆，因太贵，搬住东新桥车夫住小客栈（三日到沪），每天所住客栈无定处。六日下午到韬明路惟兴里一○二号王春（同乡在铁工厂做事），找不着此号码。出外遇抄靶子，见王穿短衣，戴眼镜，有水笔、手表，及四十元，意似怀疑。又似欲取去此四十元。正争持间，有人搜得传单一包，遂说是王所带。实则王仅穿二短衣，无处收藏。因带至捕房，外国人遂由毒打，强迫承认。有人从旁怂恿说，可认是别人所交，并出五元，嘱为发散。王为所动，承认是旁人所交。但后来因身边无五元票，所以只得说，交者嘱王拿了过街，即自来取。后外人忽拿出收条二纸，钥匙一圈，说是王身上搜出，并说王曾拟销灭收条，更是全无其事。王亦始终不认这是他的东西。外人又加毒打，更逼说地址。说是小客栈，又打。于是只好说鸿运旅馆，但不记得号数。又被强迫，于是胡说是四十号，外人又毒打。逼招共党机关，自然无法说出，进关看守所。夜间外人提王坐汽车去找惟兴里一○二号及鸿运四十号，均无此号码，又遭毒打。次日提公堂，即有司令部包探，诬王为吴淞共党领袖，要求提解。即解公安局问过一次，王仍供如前。即解司令部，现已三天未问。王决在问时，要说明巡捕房逼供实情。王此次在捕房被打得面相都改变，此后未受刑讯。在此无一熟识的人，但同狱颇多关照，有人送与衣被菜饭，亦不成问题，外面勿须挂虑。并不要送钱物探望，以免反引起枝节。但外间有了相告之语，望于接信后，至迟第三天（后天）十二点（午）与来人约定在龙华客栈交一回信来。如尚无回信，亦须派人来与他另约一时间（来人需要酒钱可照信内给他）。
最好能将三号从武汉进口船名开一个来。如能为找一地址、职业可查的交来。此信能在提问以前交到更有用处（手表、水笔、钱都可不要也）。
照此情形，大约判决不过进苏州，不过如能设法早些出狱，自然更好了。
周恩来看完信，对陈赓说：“看来他还没有暴露，你打通关节，设法营救。”周恩来想了想，又说：“通知他不要参加容易暴露身份的斗争，也不要让家属去探监。”
不久，因查无证据，恽代英被转押到清河径监狱，以“煽动集合”的罪名，判了五年徒刑。陈赓也高兴地告诉周恩来，他已通过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释放。
1931年初，恽代英被解到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周恩来经过联系，通知沈葆英可以去探监了。
沈葆英下了火车，经过水西门，走了十多里荒地，来到监狱，走进警戒森严的黑漆大门，穿过好几条阴沉沉的暗道，到了会见的地方，坐在那儿等着。一会儿，传来哗啦哗啦的脚镣声，两个看守押着代英出来了。葆英一见代英那杂乱的头发、蜡黄的面孔，披着一件黄色的囚衣……不禁鼻子一酸，把老早就准备好的话都忘掉了，只说了声“你……怎么啦？”
代英没戴眼镜，表情也很平静：“四妹，你怎么啦？我很好啊！我是被冤枉的。等刑期满了，我们还是能够团聚的。我问你，你来时，家里人都好吗？”
葆英明白他说“家里人”的意思，忙回答：“好，都很好。”见看守不注意，又补充了一句：“伍豪问候你。”
恽代英眼睛一亮：“他回来了，谢谢他。”恽代英又问道：“我带回去的信收到了吗？”
沈葆英点点头。
代英很高兴，说道：“我在这里很好，同伴们都很照顾我，我每天还在练八段锦呢。将来出去还得做生意活命呢。对家里人说，千万不要惦记我，他们平安健康我就称心满意了。”
沈葆英把带来的包裹交给恽代英。那里面包着衣服、裤子、饼干、面包，还有几本旧小说、唐诗宋词等。在书本的缝隙里，她写了想说的话。
恽代英看着东西，看着儿子“小毛弟”的照片，正要说话，一个看守突然从横道走出来，大声吼着：“时间到了，走吧，不许说话了！”
沈葆英急了，连连喊道：“看守，看守，你们放了他吧，他有病，他没有罪，他是好人，你们放了他吧！”
代英站在原地不动，隔着两道墙壁，在两个方洞后面对望着，恋恋不舍。一个看守走上来，推了一下代英，恶狠狠地说：“你还等什么，快走！”
代英轻蔑地瞪了那个看守一眼，厉声说：“不许动我！我会走！”他又对着葆英喊了一句：“费心照顾好小毛弟吧，我不会忘记你的！”说完，便扭转身，拖着沉重的铁镣，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个多月以后，陈赓火急火燎地向周恩来报告：“糟了，顾顺章叛变，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把恽代英供出来了！”
周恩来神色陡变，指示着：“你快通知李克农、李强他们，立即控制顾顺章一家，想办法提前营救恽代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