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华德路余庆里一间客堂里，坐着两桌麻将客。洗牌的声音哗啦哗啦传得很远，“小伙计”宋季仁跑进跑出，又是买烟又是打开水，两只眼睛警惕地打量着门口走动的人。
看得出，人们的心思不在打牌上。这是华德路街道支部一次党的重要会议，议题是开除高语罕出党。参加会议的除高语罕外，还有李克农、钱杏？、严启文、章朗卿、侯鲁史和他的爱人老梅等。支部书记侯鲁史宣布了党的决定，高语罕拿牌的手抖了一下，又疑惑地看了看主持人，推推眼镜问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
“因为你参与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取消派，你们以中共反对派自居，公开组织托派小团体，这违背了党章。”主持人打出一张很重的牌。
“我不承认我是托洛茨基分子。”高语罕眼睛已经不看牌，“你们知道，我与陈独秀不仅是老乡，而且是多年的至交，但我并没有参与他的治党方针，我不过一介书生而已，把他开除出党，又何必牵连我呢？”
“实际上你们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
“我不同意。”
“那就表决吧。”主持人挨个看着与会者的脸，拿下巴点着数，“同意开除高语罕出党的举手。”
全体都举了手。李克农问警卫宋季仁：“你呢？”
宋季仁放下水壶，也举了手。
主持人宣布：“一致通过。”
高语罕呼啦一下推开面前罗成一串的麻将牌，把嘴角歪扭了一下，做了个敌对的怪样子，失声地叹气。
他找到已经来到上海的恽代英，样子很沮丧。他两眼盯着房门，粗声粗气地说：“我抗议中央把我开除出党！”
“你可以抗议，”恽代英温和地说，“但你必须表示你的政治态度，抛弃小团体，支持中央。”
“政治态度我已在支部表过，但我不同意中央的方针。中央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
高语罕的大嗓门引起了恽代英的注意。恽代英慢慢走过来，坐得靠近些。因为高语罕一跟人争辩往往都会变得激烈起来。
“我不同意中央有官僚主义。”恽代英说，“如果有，我也和你一样反对。”
“你不是对中央有意见吗？怎么又不反对了呢？”高语罕口气缓和了些。
“我只是不同意李立三同志的意见，不同意他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观点的斥责。真的！真是一件大了不得的事，闽西农民反了！什么朱毛红军便是来帮助他们造反，什么土共便是指的那些本地造反的农民。你真以为闽西现在只是一种普通的什么革命，好比蒋介石革命便打倒了张作霖、吴佩孚，自己做起国民政府主席，好比汪精卫不要革蒋介石的命，亦想来抢一个国民政府主席做做？闽西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他是造反，他是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
“我看你也是头脑发昏！”高语罕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脯把短外套顶得膨胀起来，“看来我只有跟着‘老头子’走了！”
高语罕转过身子，钻出门不见了。
1929年12月10日，“老头子”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茨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高语罕在上面签了字。15日，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公开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恽代英的内心也很苦恼。在几次党的会议上，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李立三不能接受，认为他是右倾调和，撤销了他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调任沪中区行委书记。不久又调到工人集中的沪东区任行委书记。
恽代英回到家里，告诉沈葆英马上搬家。沈葆英想不通。代英说：“有意见以后再说，党的决定必须执行。”于是他们把儿子送进托儿所，自己换上工人装束，搬进了闸北的贫民窟。
5月来了。李立三下达命令，为了迎接“红五月”，要工人举行罢工，好乘乱占领上海。
沈葆英的心时刻都悬着。她知道，代英是蒋介石切齿痛恨、被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的人，现在却天天在敌人鼻尖下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回到家里，她看到代英闷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便低声问道：“今天你也上了街？”
代英点点头。
“那么，大马路上的惨剧你都看到了？”
他还是点点头，没有吱声。
“你明天还去工厂吗？不能不去吗？我真是不放心啊，党要我保护你的安全，可是，我……”葆英喉头发涩，说不下去了。
沉默了好久，代英抬起头来，对葆英说：“四妹，困难，困难啊！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尽量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死，我早已看透了。”他望着窗外，无限感慨：“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把群众推入冒险主义的血海。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血是不会白流的，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
5月6日，妻子久久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恽代英穿上短衣，一副工人打扮，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明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然遇上抄靶子（即搜查行人）。巡捕见他穿短衣、又戴眼镜、水笔和手表，遂起疑心，随后又在他身旁搜得传单一包，便将他作为共产党嫌疑犯押到巡捕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