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鉴于蒋介石一天天走向反动,曾拟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想交给程潜执行。参加会议的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张国焘:“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
张国焘不无担心:“蒋介石性情乖戾,不会束手就擒的。”
“他如违抗,江右军总指挥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他逮捕起来。”
“谁想出这个主意?”
“最初好像是鲍罗廷提出,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3月25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26日早6时,林伯渠便携密令从汉口赶往南京。因事关重大,行前他还同各位老友又商谈一遍。国民党左派要人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到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多名随员。郭沫若本来也是慰劳代表之一,他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已义愤填膺,此次肩负捉蒋重任,心情自然是兴奋中夹带着紧张。密令是由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亲笔写在绸料上,又由林伯渠将其缝在衣缝内。那一天,他刚过了41岁生日。他那时的形象已经跟后来差不多了:一副眼镜,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后面,上唇蓄着短须。坐在船上,闲来无事,林伯渠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幅捉蒋的场面,甚至公审、押赴刑场……
他哪里知道,从他出发之日起,捉蒋已成泡影。
原来,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那几天,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叫同样受到武汉政府谴责的陈果夫赶快离开汉口,并嘱他在离开之前,与谭延接洽一次。陈果夫与谭延联系后,直到晚上1点多钟才见上面。谭延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况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想象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定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
当晚,陈果夫向谭延告别,于2时许下船。他离开汉口时,蒋介石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电告了蒋介石,因而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第二日,3月25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去了上海。另一个情况是,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2000万元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潜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得知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意见,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武汉劝和。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
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林伯渠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满怀希望赶往南京时,等待他的自然不是好运。3月30日薄暮时分,林伯渠走下码头。他住下后得知程潜、白崇禧、何应钦正好刚刚从沪归来,便连夜登门,将“密令”从衣缝里取出,当面交给程潜。程潜当即展开绸料,只见赫然几字跳入眼帘:蒋介石不日自安庆乘军舰东下,到达南京之日,请即将其扣押云云。
程潜持着密令的手在微微颤抖,两只眼睛凝视不动,半晌不语,面壁沉思。一会儿,程潜突然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林伯渠倾诉起来。尽管数落的都是蒋介石的逆行,但对密令所言之事只字不提。林伯渠着急了:“颂云,密令之事……”
“祖涵,形势毕竟错综复杂,良好的愿望不可能支配一切。”程潜边说边将绸料点上火,看着它熔化在火焰里。
林伯渠甚惊,不解地问:“你就这般对待?”
绸料燃尽了,程潜的心情似乎也已平静。他拉林伯渠坐下吃茶,听他慢慢道来:扣蒋一事,有三不可行———
南京初复,江南甫定,军政各方,百端待举。奉系张作霖重兵麇集江北,日夜图谋,窥我之隙。蒋军劣迹多端,但面纱未去,原形未露,而国人尚未觉察。此时扣蒋,有重蹈太平天国大业未就,内讧先起的覆辙,是则国人将谓我何?历史将谓我何?国人不同情此举,我将自陷被动,予人以口实。此之所以一不可行也。
第六军自粤兴师出发,跋涉千里,转战经年,主其大者,一战南昌,二战南浔,三战孙、张联军于南京,小战数十尚未计及,喘息未定,疮痍未复,士老师疲,亟待大力休补。而第一军自粤出发,乘孙军主力集结南昌、南京,后防空虚之际,不战而定闽浙,进驻苏常,士正饱,马正腾,气正旺,且与南京相距咫尺。此时扣蒋,第一军起而责难,何以善后?战事一起,我以久战之师挡彼愤激之卒,第六军纵能再战,亦难久持,胜不可必。此之所以不可行也。
蒋现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等虽不值其所为,然而仍是他的部下,昔人以千乘之国,杀其君者必百乘之穴,尚有不夺不厌之诫。来日方长,我的下属不将一遇借口起而效尤,以犯我乎?以下犯上,日后何以统率部属?本为革命,本为共同对敌,一反而为内部仇杀,史绩斑斑,千古所痛。此为所以三不可行也。
这虽然是程潜后来的回忆之言,当时大意亦为此。林伯渠失望地看着程潜,问道:“你虽说得有理,但这密令不执行,如何交代?”
“我已把话说在前头,只能如此了。凡事三思而策,见机行事,谁能体谅我的处境!”
程潜要林伯渠即刻同他一道回武汉去“劝合”。想想捉蒋之事已不可能,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后,于当晚与程潜一道返汉。
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军头上,迅速控制南京。程潜4月4日同林伯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谋妥协,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这时汪精卫已回国,并与陈独秀联合发表了宣言,说国民党领袖驱逐共产党是谣言。此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等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