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武汉，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矛盾最错综复杂的时期。既有伟大的胜利，也有毁灭性的失败；既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有致命的错误。政治生活的脉搏跳动得多么急促，各种事件像旋风中的木屑……黑四月大屠杀把世人惊呆了。全国陷于一片沉默。许多将军和政客纷纷不攻自破，变节屈服，抱头鼠窜或噤若寒蝉，但也有一些革命者巍然未被压倒。
7月12日夜晚9点半钟，宋庆龄又是疲惫又是厌烦。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汉口革命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
“他们走了。”宋子文低声道。他的一双眼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瞅瞅宋庆龄：“我们也该走了。”
宋庆龄摇了摇头。
“你走吧，让我留下。”宋庆龄用手撑着前额，平静地说。
然而宋子文并没有走。他在空荡荡的充满郁闷空气的房里踱来踱去，时而诅咒自己的噩运，时而又画着十字乞求上帝的怜悯。同时又把母亲、两个尖嘴利舌的姐妹高压威胁的言论重复了一遍，末了又加上了孔祥熙的“关照”。
宋庆龄朝椅子躺下身去，点上一支烟，长长地喷了一口，说：
“不，我不会与蒋合作。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了，我就干脆回上海，在那里继续和蒋介石斗争。”
宋子文惊愕地转过脸盯着宋庆龄，有点丧魂落魄。他发现她瘦多了，两眼深深陷了下去，全然是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走近宋庆龄，问她能不能随他出去一趟呢？宋庆龄同意了。
下楼时谁都没说一句话。远离了房间，直到宋子文确准已经无人监视他们的谈话，他才拉着宋庆龄的手，眼里闪射着惊恐和希望的光，说：“姐，我求你绝对不要考虑回上海。”
宋庆龄避而不答，只是把随手掐的一片柳叶叼在嘴角，一个劲儿地嚼着。
“你的生命有危险，你肯定会背后挨上一刀！”宋子文急切地睁大双眼叫着。
宋庆龄吐掉嘴里的苦树叶，笑了。
“我可告诉你，二姐向来是言出行随的人。”她谈论暗杀就跟谈论游戏一样。
宋子文发出了撕肝裂肺的声音：“我并不愿意充当蒋介石的说客，这不能怪我。庆龄，你别折磨自己了，离开武汉吧。”
宋庆龄全身颤抖，心里涌上厌恶、希望、怨恨、气愤、思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但她不让这种感情在外表上有丝毫流露。
“要走我随时可以走。朋友们甚至为我准备了一条日本船。你大概认为我是被迫留在武汉吧？不，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我要联合大众，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愿……”
“联合———武汉与南京的联合是有希望的，但必须立即从国民党中正式清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宋子文显然是在传达新上司蒋介石的信息。
宋庆龄转身往居住的银行楼上走。宋子文落在后面，一跳一跳地向前追赶着。宋庆龄停下，等宋子文走近，突然说：“我要看着众将士遵照镇压反革命法，将蒋介石逮捕归案，并送交中央政府严加惩处。”
宋子文像不认识似地凝视着姐姐，全身就像充满了水即将沉没的海绵。
在这之前，宋子文已经见过汪精卫。当晚，他通过孔祥熙给蒋介石发了一份密电，说明汪精卫为立即投降所索取的价钱，目的是保住面子。第二天晚上，宋子文得到了孔祥熙的复电。电文是：“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
“哼，”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把电文的内容转告宋庆龄，愤愤说道，“你想这个商人指的是谁？指的是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那是指叛卖武汉政府。这种语言表明了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思想意识，这是买办的语言。他们把中国的命运当作商品买卖。”
祖籍广东顺德，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的陈友仁，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外事顾问。参加过孙中山、越飞会谈，代孙中山起草了《致苏俄遗书》，他和宋庆龄用熟悉的英语交谈着。他早年当过律师，办过报，常常妙语惊人，出言不凡。
“明天汪精卫又要召开会议，他要说什么我知道。”宋庆龄的声音蓦地变得很低沉，“我不想去了，你代我去发言吧。”
14日晚上，武汉国民党召开“分共”秘密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已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罗易泄露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计划。
顷刻间，汪精卫变得像个热情奔放的诗人，他指着窗外说：“看见没有，共产党人已作鸟兽散，今年早春剪短发以示革命的年轻女同志现在又留起了长头发，共产党的干部从大街上消失了，办公室也空了……舟已不在，何须共济！”
陈友仁神色庄重，习惯地甩手熄灭点烟的火柴，平静地说：“我代表孙夫人说几句，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
孙科猛地站起，扯了一下臂上戴着的悼念其父的黑臂章，拍桌大怒，叫道：“你无权解释总理！你也不理解总理！”
“当然，连儿子都无法理解老子，徒弟也许会误会师父的意思，但总理的临终遗言你总不会淡忘吧？”陈友仁反唇相讥。
“你也无权代表夫人！父亲三十年来日夜操劳，像车轮一样拼搏奋斗，是要为国民党碾出一条路，决非为他人所有，也决不要培养你这样的信徒！”
孙科失去了自控能力，话语脱口而出。他不顾众人在场，也许是故意要在众人面前破坏陈友仁的威望，纵使这样做也有损他本人的体面，他也在所不惜。他变得极端暴戾，言语相俗不堪：“……你狗屁不通，懂吗，狗屁不通！”
“不肖之SON！”陈友仁咆哮起来，一急，变得满口外国话。
他眼皮向上翻起，眼里布满血丝。他的声音透过窗户，传到院子里。
汪精卫十分尴尬，怯生生地插嘴说：
“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
说归说，武汉政府已分崩离析。武汉街头的空气也愈来愈紧张，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
还没有撤走的共产党人依旧在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12时，彭泽民匆匆赶到林伯渠、吴玉章和当时也担任中央委员的高语罕住处，告诉他们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的情况。
林伯渠、吴玉章惊得目瞪口呆。
人称“高大炮”的高语罕禁不住发问：“那几位国民党左派呢？宋庆龄呢？”
“她没有参加会议，陈友仁代她发言。”
“陈友仁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他能起多大作用！邓演达呢？目前只有他能同蒋介石、汪精卫抗衡。”
“邓演达……失踪了。”
高语罕惊愕地扶起眼镜，想再问个明白，但回答他的却是一阵吓人的寂静。倒不是人们无动于衷，而是愤愤然了。林伯渠道：“他曾来找过我们党，希望合作，可惜我们一些领导人书生气十足，没有理会，失策呀。如果我们同邓演达结合成一个坚定的同盟，由他掌握四军、十一军的实力，再加上新编二十军及我们领导的工农群众，我想汪精卫等还会跟着我们向左转，革命的局势，武汉政府的前途，还有可为。”
正说着，忽然看见四个人，背着枪，推开寓所的门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们躲在凉台上，不敢咳嗽，连半点衣服摩擦声音也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跳动。几分钟后，那四个人又从后门进来了，到电话室里，拆了电话，还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外面风声很紧，要吴玉章等赶快离开。
吴玉章一把握住高语罕的胳膊，问道：“恽代英呢？”
“他还在武汉军校。”
“你通知他，叫他赶紧离开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武汉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武汉军校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到处贴着“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的标语。接着，汪精卫反动集团开始捕捉共产党人，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清晨，恽代英还在军校召开师生大会，像一个演说家那样拉大嗓门：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天早晨，打倒恽代英的标语，就会出现在武昌城头上了！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但我敢说，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
以后，恽代英便转入地下。
高语罕好不容易找到恽代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走？”
恽代英用手轻轻扶正了眼镜反问：“你们为什么不走？你们不走我为什么要走？”
高语罕的眼镜对着眼镜：“你是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又是人们共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到处作讲演，认得你的人多，据各方消息，敌人对你是注意的。”
恽代英反而打趣道：“你也是知名人士，还给蒋介石写过公开信，他要来抓我首先抓你！”
“我马上就去九江，你也收拾收拾走吧。”
恽代英默默地点了点头。临别，他告诉高语罕，邓演达已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出走了。大约在7月8日，恽代英接到邓演达的秘书转交的《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留别书。他看了这封信以后，就拿原信向中共中央请示。当时领导上已判定国民党中央已不会接受这个劝告，指定先照相再送交。
下午，恽代英身着便服回到家里，一面将文件、日记本和书报捆扎起来，一面对沈葆英说：“四妹，国民党已经通令捉拿我了，我要走了！”
他的目光和沈葆英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她惊愕地望着他，问他该怎么办。这时，他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走近来，握住沈葆英的手，喃喃低语：“我们匆匆结婚，又要匆匆分手了。几个月前，宁汉分裂，现在是国共分家了。蒋介石、汪精卫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共产党，搞所谓的‘清党’。而我们的党，因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组织反击，以致造成现在这样被动的局面。但是我们是要反击的，决不能让革命果实落到敌人手里，我要走了，你也得有应变的精神准备。”
沈葆英抬头望着恽代英，她那双黑眼睛又大又亮，脸上虽然焕发着二十来岁青春的光彩，但神情忧郁，面孔变得苍白。她扭过脸去擦着泪。
恽代英摇摇她的肩膀：“你不要难过，我还要回来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没有完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
晚上，他辞别了妻子，趁着夜色，登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船。
9时许，船启动了。一切是多么凄凉、阴郁而且肃穆。恽代英站在船舷旁，举目向那浩淼的江面望去，只能隐约辨认出停泊在码头的几艘军舰上摇曳不定的灯光。城区看上去是黑乎乎一片。唯有那单调、苍凉的波浪声，使这个凄凉的地方呈现些许令人压抑的气息。
与此同时宋庆龄乔装打扮，乘轮船顺江而下，抵达上海，在莫里哀路家中稍事停息，匆匆料理了她的事情。这次她似乎摆脱了监视。由于担心如果在上海待得过久，她会像宋子文预料的那样被刺杀或被关押在自己的家中，从而使蒋介石利用她的名字在华中和华南合法地进行屠杀，她决定到国外进行抗议。
午夜已过，法租界静下来了，林荫大道在树影下一片漆黑。宋庆龄衣着简朴，溜出了房子。陪同她的是一头红发的美国姑娘。两位妇女像乞丐似地走到江边，从一个由青帮小喽顾竹轩管辖的地段上了一条小舢舨，摇进漂满垃圾的黄浦江中。摇晃的舢舨在十几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行，擦过吱呀作响的木船，悄悄顺流漂下。经过三小时的紧张航行之后，抵达了一艘锈迹斑驳的俄国货船。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孩子也上了船。货船借着早晨的潮水驶往海参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