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始终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反共的信号，聂荣臻也说“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一大阴谋。
原来蒋介石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按他的意志来收拾共产党人。行动前，他发了一封密电征求何应钦的意见。电文中说：广州要人（暗指汪精卫）联合重要方面（暗指中共和苏俄顾问）反对我，使我处境极苦，我打算下野以避风头。但下野后到哪里去呢？到上海，西山会议派正在上海开会；到日本，又不愿在此时避居国外；茫茫大地，几无容身之处，午夜彷徨，筹思无策，我兄其何以教我……
何应钦驻防汕头，任潮汕善后督办，兼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校长、惠潮梅绥靖委员，代表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他接电后，马上复电表示他自己和第一军坚决支持蒋，一切作蒋后盾，请蒋必要时到汕头指挥，请蒋务必相信他……
蒋介石接到回电，脸上露出一副摆脱困境的神色，开始考虑每一个派系、每一个集团、每一个人的作用，然后再跟对手比较。
刘峙被叫来了。何应钦走后，刘峙担任二师师长。蒋介石对他十分信任，就是说，在他制造政治事端时，他就可以指望刘峙的忠诚，何况刘峙下辖的蒋鼎文、陈继承两个团都驻防在广州。蒋介石指着旁边的椅子，叫他坐下，询问道：“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员？”
“难说，他与周恩来很接近，对孙文学会成员也不怎么友好……”
“邓演达呢？”
“更难说。听说他在德国留学就跟共产党有来往。”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看陈诚会站在哪一边？”
“这就更难说了，因为他是保定时邓演达的学生，现在邓又十分地看重他。”
蒋介石明显地不满起来：“我对他也不薄呀，提升很快的嘛。”
刘峙沉默了一会儿，平心静气地说：“但我敢肯定他绝不是共产党。军校有一大批像陈诚这样的人，哪一派都不是，一旦有事枪口对准谁很难说。”
刘峙越说越激动，嘴唇红得像胭脂。蒋介石却不再问了，他听到刘峙说的最后几句话，额头罩上了一层阴影。
在事变前几天，蒋介石还打电话叫周恩来回广州。周恩来17日回广州后，发现蒋介石同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周恩来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当时给苏联顾问兼当翻译的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但苏联顾问季山嘉视同儿戏，不相信会发生什么意外。陈延年在事变前一两天才从上海回广州，所以共产党人在风雨之前并无戒备。
3月19日晚，蒋密令刘峙与其同乡、海军将领欧阳格合作，率一连兵力占领了中山舰，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20日凌晨，刘峙又命令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在北较场训话，乘机将各团中的共产党员代表、政工人员一律缴械拘禁。蒋鼎文率领第五团，乘陈继承带的第四团在北较场听刘峙训话之际，前往沙河营房将该团枪械全部收缴。又派兵前往沙河，将铁甲车总工会的共产党员全部缴械。
上午10时左右，周恩来带着四个卫士，驱车到造币厂去见蒋介石。这时广州全城戒严，交通断绝，十字路口都架着机关枪。造币厂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周恩来一进院门，就看见一个个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用枪口对准被抓来的二师的四十多个共产党员，刘峙正在训话：“共产党阴谋暴乱，李之龙唆使中山舰炮轰黄埔。你们都是嫌疑犯……”
周恩来走过来质问道：“谁叫你们乱抓人的？”
刘峙看了看周恩来，说：“我是奉命执行任务。”
周恩来浓眉一蹙，继续问：“蒋校长在哪里？”刘峙说不清楚。周恩来判定，蒋介石就在附近，可能就在造币厂。他就大步朝里走。
刘峙又喊道：“卫士不准进去！”
那些荷枪的门岗认识周恩来，此时却要看他的证件。工厂上空响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汽笛声，整个空间似乎充满了纸浆的气味，令人窒息。他跨进厂办公室的时候，四个卫士被缴了枪，关进一间小屋。周恩来警觉起来，对着厂主说道：“我要见蒋总指挥，你请他出来。”
厂主哼哼呀呀，提起水壶给周恩来倒水，说不知道总指挥在哪，工厂不介入政事。他说着，神色慌乱地退出房间。
现在办公室里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他立即起身，走到大门处。门岗拦住他：“总指挥命令，凡进入造币厂的人一律不准出去。”
“蒋总指挥何时说的？”
“刚才。”
“他就在造币厂？”
“不，不知道……”门岗发现自己说漏了嘴，把脸扭向一边，不敢看周恩来。周恩来返身回屋，操起桌上的电话，大声说道：“给我接蒋总指挥！”
周恩来挺了挺身子，斜着眼睛把听筒贴在耳边，紧闭双唇，等待蒋介石吐出第一个字。
“哦，周主任，你来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本来，廖案发生以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现在
为什么又祸起萧墙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既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我们互相伤害，而不联合，岂有此理？”
周恩来长长地冷笑了一下，把听筒从耳旁挪开，免得尖厉的喊声震耳。蒋介石一直讲呀，讲呀，周恩来耐心等待，直到听筒里没有声音才说：“不管是谁，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
“我把情况调查清楚，立即释放。”
“还有我的卫士。”
“哦，你的卫士？大概是造币厂的规定，不许带枪支进去。你跟门岗的胡处长讲一声，我身体欠佳，不能亲自到场。误会，全是误会……”
周恩来把热乎乎的听筒从耳旁切开，感到一阵寒噤。他敏感地听到，在电话线的另一端，蒋介石对着话筒喘着粗气。他也看到，当然是清楚地想象到，总指挥的双眼闪烁着凶光。他近在咫尺，却不肯露面。
“总机，”周恩来绷着脸说，“请你给我接黄埔军校一团七连，找陈赓连长。”
听筒里咕咕地吼叫起来。女接线员惊慌地说：“七连没有人。”
黄埔军校一团七连的士兵们正潜伏在冰凉的土地上，荷枪实弹，瞄准着进出军校的人影。陈赓连长趴在砖墙后面。他的表针指着夜间2点。直到东方发亮，军营里没有响起枪声，他才挥了一下手，命令部队：“撤！”
原来3月21日夜间，陈赓和几位党员还留在黄埔军校里。听说广州全市交通断绝，又听说第一军及军校的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防意外，党支部立即召开紧急大会，决定立即动员全团官兵，阻止右派军队登陆。并公推陈赓负责，连夜把部队布置开。
一夜无恙。
第二天，团长肖友松朝陈赓瞥了一下，问道：
“你们怎么搞夜间演习？”
“夜间演习？”陈赓先是一愣，但马上顺水推舟，“哦，那是既定科目。”
“以后演习要事先请示！”团长恶狠狠地歪一歪嘴唇说，“既定科目也一样。”
陈赓不再说什么。他搬个凳子在门口坐下。他那双软皮军靴溅满了泥浆。在他的背上和脸上满蒙着灰尘。肖友松在他的身边坐下来。
“我是想提高部队的机动性。”陈赓看着团长说。
团长不满地皱起了眉头。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把手枪推到屁股后面，问道：“如果黄埔军校发生枪战，你站在哪一边？”
陈赓心直口快：“那就请你把事情真相告诉我，我站在正义一方。”
团长古怪地笑了一下，把陈赓招到窗边，指指外面。在院子里，警卫队的士兵在玩纸牌。在弹药库的太阳地里，几个老兵在捉虱子。拴马桩旁边的马儿，安详地站立着，用尾巴轻轻地拂来拂去。“没事，”他告诉陈赓，“一点误会。”
当天晚上，蒋介石派的卫士撤回去了，周恩来卫士的枪械全部发还。周恩来从造币厂回家之后，他同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共产党员包惠僧通了电话。包惠僧放下电话，步行到周恩来家里去了解情况。周恩来细细回想了一番，说：“事情很显然，新右派制造谣言，包围蒋介石，李之龙落到新右派的圈子里，他已被捕了，第二师的各级党代表都关起来了。虽然目前尚没有侵犯我和你，这个局势是否算稳定，还很难说。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去看过汪精卫，他气得两眼发直，他用手捶胸，以头碰壁，他简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毫无主意。在蒋、汪之间唯一的一个穿针度线的人，就是谭延，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可能，你去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