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各类生产要素的聚集地，是辐射和带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和引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指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有助于培育长江中游地区新的城市群，形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明确提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区域其他5个中心城市为重点，加快构建鄱阳湖城市群”、“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型城市群”。
与此同时，2009年12月7日在北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转向内需型增长的战略着力点。
城市化规律告诉我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30%～60%之间，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江西省2009年城镇总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达到43.18%。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期为2009～2015年，远期展望到2020年，这一时期正是江西城市化加速期。
多种信息告诉我们，加快城市化进程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江西实现绿色崛起的重要载体，江西城市化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1.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我们知道“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大幅下滑，在这种背景下，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对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常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江西省2009年人均GDP约为2518美元，2010年将达到2750美元左右；到2011年预计突破3000美元）。因为经济发展决定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如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等都将发展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是依循一定发展规律进行的。如果顺应了规律，社会就平稳快速发展，进入所谓的“发展黄金期”；如果违背规律，就会产生和积聚社会矛盾，进入所谓的“矛盾凸显期”。以消费变化为例，在日用必需品时代，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消费品供不应求；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消费决定生产，消费的周期延长，有钱的人买了耐用品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再买，没钱的人又买不起。这个时候内需就受到抑制。“有钱人”与“没钱人”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结果，“必需品”与“耐用品”就是消费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
我们实行“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并进行补贴的政策，正是化解这些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化解这一时期的矛盾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消费结构的变化还要求消费方式、消费习惯随之发展变化。比如农村“屋前屋后，种瓜种豆”，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菜蔬，电冰箱在农村的作用就不大；又比如洗衣机，在农村没有上下水道也无法使用，不少人结婚时买的洗衣机后来成了装粮食的容器。
工业化产生供给，城市化产生需求。我们现在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但是产能过剩是相对的。以钢铁为例，完成工业化需要人均1吨钢铁，我们现在人均才500千克。之所以500千克就过剩了，原因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而韩国在1960年到1981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0%提高到39%，同期城市化水平从28%提高到56%；日本在1947年到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水平从28%提高到36%，同期城市化水平则从28%猛增到75%。韩国、日本在工业化加速期通过城市化有效地规避了产能过剩问题。
有学者计算过，以50平方米大小的房屋面积计，每转变1%的农民的社会身份，每年需要租售住房700万套，如此一来，即使中国年出口率为零，也可以保证每年GDP10%的增长。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江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增加投资。城镇建设对投资的拉动包括基础性投入和开发性投入两个方面。据测算：江西省11个设区市每平方千米城市建成区面积大约需要基础性投入2亿～2.5亿元，开发性投入大约为基础性投入的4～5倍；二是扩大消费。2009年，江西省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9740元，农村居民是3533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8倍；三是拉动增长。根据国家权威机构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大约可拉动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
显而易见，要从根本上化解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就要顺应规律，把握机遇，加快城镇化进程。所以说，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抓手，是转向内需型增长的战略着力点，同时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2.编制城镇体系规划，引领城市化快速有序发展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是江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城市与省域是不能分割的，城市是省域的结点和增长极，省域是城市的载体、支撑和扩散的腹地，真正的城市规划必然是全省城镇体系中的规划。要实现全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从区域的角度考虑大中小城市的联系与分工，考虑基础设施的布局与建设，考虑土地的保护与开发等等。城镇体系规划，就是要以全省的目光、角度、层次来预测、谋划和安排这些问题。
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是在全省进行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城市空间的发展与生产力布局有很大关系，尽管市场机制在确定城市空间发展中会起很大作用，但“有形的手”即规划也不能无所作为。生产力布局的不均衡会造成城镇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关键时刻，没有城镇体系规划的引领，就容易在省内造成产业同构和城镇之间的无序竞争。
编制城镇体系规划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需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功能分区为湖体核心保护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和高效集约发展区，必须根据功能分区的要求，尽快重新编制全省城镇体系规划。江西省委、省政府确定，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城镇化的总体布局是“一圈两带”，即以南昌为中心的鄱阳湖城市圈，以浙赣铁路和京九铁路为依托、沿线城市为支撑的两大城镇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提出，以南昌为核心，区域内其他5个中心城市为节点，形成以点带轴、以轴促面的城镇集群发展格局。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小城镇建设应该有重点地规划和推进，不能遍地开花。目前，江西省小城镇建设应该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县城依托已有的工业园区，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人口，扩大城市规模。总体目标是，到2012年，力争城镇化率超过46%，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进一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超过中部地区平均水平；继续加快省会南昌等中心城市发展，力争城区常住人口50万～100万的大城市达到9个以上，城区常住人口20万～50万的中等城市达到16个左右，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初步构建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
3.构筑以南昌为中心的鄱阳湖城市群
随着城镇化的纵深推进，在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周围，聚集了不同类型、规模的城市，形成与核心城市保持较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的城市群体，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城市群”。
城镇化初期，是以单个城市的平面扩张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更大范围内，逐步形成以一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协调分布，城镇间保留一定的农田、林地、水面等绿色空间，并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相连接的城市群。这种城镇化形态，由于有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连接，可以增强和突出核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由于城市群的区域间是多中心的，可以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由于城镇之间又是相对集中的，可以避免分散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浪费和物流成本上升。城市群区域，既是创造就业和人口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参与区域竞争的核心区。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对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兴起，是当今世界区域经济竞争与发展的大趋势。
为加快江西城市化进程，必须加快构筑以南昌和九江为中心的鄱阳湖城市群。以南昌市为中心，以80千米为半径，包括丰城、高安等县市，形成一个都市圈；同时以九江市为中心，以60千米为半径，包括瑞昌、湖口、星子等县市，形成一个都市圈，加上共青城，通过昌九工业走廊为发展纽带，将两个都市圈连接起来，以此为基础，构筑鄱阳湖城市群或城市带。南昌市、九江市和共青城都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城市，这一城市群的形成，一定可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的落实，既是全省的经济高地，又是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高地、绿色高地。
与此同时，加快景德镇、鹰潭等中心城市建设，逐步形成鄱阳湖都市圈。景德镇应依托千年瓷都的产业基础和品牌优势，积极推进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大力发展功能陶瓷、结构陶瓷、生物陶瓷、工艺陶瓷和精品建筑陶瓷，培育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世界瓷都、赣东北工业重镇和文化生态旅游城市。鹰潭应发挥铜产业基地、交通枢纽、旅游资源优势，建设世界铜都、赣东北物流中心和道教文化旅游城市。新余应着力发展光伏、钢铁和旅游产业，建设光伏产业基地、特种钢材制造基地和赣西区域中心城市。抚州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医药轻纺和文化产业，创建工业新城和文化生态旅游城市。
在建设鄱阳湖城市群的过程中，应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南昌。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江西省特大城市在城市化中的引领作用还不够强。2008年，长沙市人口达383.69万，城市化率为61.25%；郑州市人口达463.5万，城市化率为62.33%。而南昌市人口只有233.16万，城市化率为47.12%。根据适度非均衡发展理论，应整合资源优先发展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强化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增强中心城市产业基础的扩张能力，加快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是建设江西经济高地，拉动全省经济进一步快速平稳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举全省之力，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南昌，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面提高产业、人口、资源集聚和辐射能力，使之成为鄱阳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引领江西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物流商贸中心，为江西进位赶超、跨越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链接：纽约都市圈
纽约都市圈位于美国经济最发达的东海岸，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包括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巴尔的摩等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总面积13.8万平方千米，总人口达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
纽约都市圈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功能最完善的大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以占美国1.5%的国土面积和2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4%的经济产值。
4.完善三大支撑体系
为落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助推江西城镇化进程，江西正在着力完善城镇建设的三大支撑体系。
一是着力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力争用3年时间建设城市道路2480万平方米，城市道路面积由9120万平方米提高到11600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由11.06平方米提高到13.2平方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建成南昌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60%以上城镇出口道路实现高速化；力争用3年时间新增城市供水能力120万吨，日供水能力由760万吨增加到880万吨，供水普及率由96.5%提高到98%以上；力争3年内人均城市公共绿地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0平方米，各设区市基本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50%左右的县（市）达到省级园林城市标准；重点推进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城镇能源改造工程，5年新增管道集中供气能力500万立方米/日以上，城镇供气普及率超过90%，80%以上县城和全部设区市实现管道集中供气。
二是着力完善城镇应急保障体系。城市越大越脆弱，城市功能越完善越需要备份。为此要实施鄱阳湖及“五河”重点堤防工程，增强城镇防洪能力；建立地质灾害安保体系，相应提高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抗震设防标准；加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城镇消防安全防护体系；实施城市人防专项规划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加强人防设施建设，加快构建现代人防体系；建立健全应急安保体系，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保证城市正常有序运转。
三是着力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300所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完成92所县级医院、280所乡镇中心卫生院、124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和加强型建设，完成1366个达到国家标准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5.转变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城市化进程
江西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中部省份，在现阶段就是要将加快城市化发展作为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促进城市化加快发展。
一是要在城市化发展理念上谋求突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在发展理念上害怕大城市，控制大城市，总以为城市大了就一定会出现“城市病”。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坚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城市化的发展重点的观念。其实，实践已经证明，城市越大规模效益越好，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越强。并且由特大城市为中心发展为城市带、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和世界成功城市化的经验与规律。几千人口的小城镇是无法聚集产业和人口的，30年来农民工打工地的选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城镇发展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全国19000多个建制镇的人口平均规模至今没有超过1万人。因此，要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在全省形成南昌、九江、赣州等几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构筑全省的经济高地，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二是要在城市化发展模式上谋求突破。我国目前城市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不完全城市化，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可以实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但是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由于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他们与城市从业者就不能做到同工同酬、同保障同消费。在城市化加速期，一定要实现城市化模式的突破，让进城农民在城市有工作岗位，有社会保障，通过努力能不断增加收入，社会地位有上升的通道，能够在城市购置房产实现定居。不断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才能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三是要在城市化的体制机制上谋求突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农民转化为市民，仅有职业的转换是不够的，仅有空间的流动是不够的，即使加上户籍身份的转换也是不彻底、不完全的。如果进城农民不能在城市定居，不能举家随迁，不能获得可靠的社会保障，就不能最后完成市民化的过程。所以，在进行户籍改革的同时，一定要进行住房和社会保障的配套改革。主要措施有：
一是设计土地使用权换取城市社会保障的制度。不少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有的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可以设计一种制度，在进城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只要放弃农村承包地的使用权，其进城务工年限就等同于社会保障缴费年限。当然，这要进行精细计算，包括承包土地的面积、进城打工的年限和政府为此增加支付的能力等等。
二是设计农村宅基地换取享受购买城市经济适用房或享受城市廉租房权利的制度。这种经济适用房可以创新为“共有产权房”，即进城农民输入地政府与农民共有产权。大部分进城农民靠目前的收入和积蓄，是无法购买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城市住房的，靠“房贷”购房也不现实。如果将房屋产权分为几份，首次购买时拥有其中部分产权，随着收入增加，再逐步从政府手中购买其他产权，直到最后全部产权属于自己。这种产权可以继承、转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拥有的财产，是他们转化为市民的物质基础。
以上两种制度创新，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可以同时收到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结构调整，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等数种效果。尽管需要支付一定的制度创新成本，但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