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993年～1059年），中国北宋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县人。原籍陕西安定堡，门人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书讲学处称做安定书院。20岁起北上泰山，同孙复（992年～1057年）、石介（1005年～1045年）一起读书，专心致志，各有成就。学者称做“三先生”，而以胡瑗的学生最盛。苦读十年后，胡瑗南归，私设讲坛，传授经学。从43岁起，先后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坚持教育工作20多年。44岁时，曾到开封参与更定雅乐。研究钟律，制成钟磬等乐器，一度充任秘书省校书郎。晚年曾任国子监直讲和主持太学。
十年苦读
胡瑗自幼聪敏好学，7岁能文，13岁通晓五经。乡邻视为奇才，对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曾与孙复、石介等同学在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不归。他为了不让心志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30岁开外的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塾师，并在泰州城内华佗庙旁的经武祠（今江苏省泰州中学民营初中部内）讲学。
景祐元年（1034年），42岁的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传授经术。二年，苏州郡守范仲淹奏请创建苏州郡学，聘请胡瑗担任郡学教授。三年二月，朝廷诏人校定钟律，经范仲淹推荐，胡瑗赴京师开封，更定雅乐，撰写《景祐乐府奏议》。45岁～47岁，胡瑗在任苏州府学教授期间，严立学规，“苏学为诸郡倡”。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宋仁宗派范仲淹守西北边陲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时年48岁的胡瑗又由范仲淹推荐任陕西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军事推官，参与幕府军事谋划，并撰《武学规矩》，建议国家大兴武学，以抵御外部侵略。庆历元年（1041年），胡瑗父亲去世，遂辞密州（今山东诸城）观察推官，回家乡奔丧。二年，他又出任保宁（今浙江金华）节度推官。同年，又就湖州知州滕宗谅聘请，主持湖州州学。四年，朝廷在京师开封建立太学，派专人赴湖州总结胡瑗教学经验，后取先生“苏湖教法”为太学令。此时胡瑗被征为太子中舍，不久，便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朝廷更定雅乐，仍诏胡瑗参与其事。他与阮逸等同心协力，在司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花三年时间完成。五年，他和阮逸合作撰就《皇祐新乐图记》三卷。在此期间，胡瑗又被朝廷任命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坛。嘉祐元年（1056年），64岁的胡瑗晋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学、管勾太学。四年，胡瑗虽年事已高，但仍坚持刻苦读书，勤奋教学。他不仅主持太学教务，兼任国子监直讲，还辅导皇上“日侍启沃万言”，终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难以上朝，经仁宗皇帝恩准，以太常博士官衔东归，赴杭州长子胡康任所养病。临行时送行队伍“百里不绝，时以为荣”。不久病故，终年67岁，赐谥“文昭”。
从事教育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创精神，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成就，经受了千年历史检验，依然熠熠生辉。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注重教育，培养人才
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开宗明义地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他从“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发，揭示了人才、教化、学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为什么要重视教育。胡瑗认为，治理好国家关键在人才，人才要通过教育培养。二是如何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一要“师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从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于“民”；三要地方行政长官兴办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人民处于无权状态，封建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有名无实，各级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对于吏治的好坏、人民负担的轻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培养真正的人才对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现实意义。北宋初期，教化不兴，风俗偷薄，当时的科举制度崇尚声律浮华，以诗赋取土，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苟趋禄利”、轻“教化”、重“取土”的风气，且各地又没有建立学校。为了培养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认为必须建立“敦尚行实”的学校，这种“立学教人”的主张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力纠时弊，以体为本
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只讲究诗词歌赋、学校教育思想，主张以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也就是说，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胡瑗为贯彻“明体达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改革教育，分科教学
胡瑗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即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四）普及教育，主张办学
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当时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即州县二学）。庆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于是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五）探索新路，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
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据统计，他的学生有1700多名。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六）注意教育，提高素质
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提倡体、美、音乐教育，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开拓创新。
（七）提倡社会实践，开展游历考察活动
胡瑗在教学中除重视书本教育外，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外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并把此项活动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有益于学者矣。”故他曾亲率诸弟子自湖州游关中，上至陕西潼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由此证明胡瑗反对闭户读书，主张接触实践，了解社会，浏览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他的教育目的——真培养出“明体达用”的致治之才。同时也一语道破了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真谛。
（八）实行太学“寄宿制”
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主要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消防工作特别重要，每到夜半时分，宿舍里的灯烛要全部熄灭，实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他们为了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此后太学就实行“寄宿制”。每晚由师生轮流值班，督促火烛小心。同时规定学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寝以鸣鼓为号，进出校门必须请假，平时也不准随意会客和离校。这种寄宿生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延伸到州、县之学，在今日的学校中还直沿袭使用，且日臻完备。综观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确留下了丰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经验，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以苦为乐、终身教育的敬业奉献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学、求真务实、力纠时弊、锐意改革的创新勇气。同时，还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忧国忧民、躬行力践、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
思想倾向
胡瑗不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独特的教育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皆源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厚造诣。他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主要根源于《周易》一书。
易学为讲天人之道、讲万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胡瑗的《周易口义》是他的学生倪天隐根据先生口述整理而顾。其特点是大胆疑经，自立新解。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在《洪范口义》中，也纠正了许多不合理的注解。据《宋元学案》记载，胡瑗“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丁宝书在《安定言行录》中引用胡瑗学生王得臣的话说：胡瑗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毫无疑问，胡瑗是宋初易学的权威，是一位开源发蒙、鼓动风气的人物，也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创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学案》中追根溯源地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贤用贤，二在养民教民。他以为，君王再能干贤明，若无贤臣辅佐，则“倡而无知，令而无从”，虽有仁义爱民的欲望，亦无法施行仁政于天下。因此，胡瑗说，“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并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当然，这里所说之“民”，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导在州县办官员学，则是从教育培养地方基层民众入手，努力提高他们素质。尤其胡瑗在《周易口义》中“论民本”时说：“不以一己为忧乐，所忧者天下，所乐者天下。”这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
胡瑗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在讲授“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时，因其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久已失传，无形象教学之具供学生观摩，就自制挂图，悬于讲堂之上，让学生直观，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另外，还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远近地区去游历考察，观名山大川，开阔学生视野，做到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统一。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书院举起，宋宝庆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讲学之处，亦创办了“安定讲堂”。明代学士程敏政断言：“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从祀，尊称为“先儒胡子”。泰州亦在“安定讲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纪念胡瑗先贤，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称“胡公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现存祠三间，列为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清初学者黄宗羲直接继承了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其实质就是胡瑗倡导的“实学论”。胡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无怪乎他的名字和“苏湖教法”为人们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声誉。当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国外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学者均涉足此领域，当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著作，对胡瑗都列有专条，翔实介绍。当然，胡瑗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学者和教育家，其思想与行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然而，历史地、公允地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可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胡瑗一生著作不少，有由门人编录的《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说》；有他同阮逸合著的《皇新乐图记》，还有丁宝书辑的《安定言行录》。其他著作如《尚书全书》、《春秋意义》、《中庸义》、《景乐府奏议》、《皇乐府奏议》等，都已散失。《学政条约》和《武学规矩》等两部教育专著，也都失传。（沈灌群）饮，醉倒不去眠君家。
晏殊
晏殊，字同叔，北宋临川县文港乡（今属进贤县）人，著名词人。晏殊自幼聪明，七岁能文，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53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被贬为工部尚书，接着又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的地方长官，后升任兵部尚书。64岁病逝，宋仁宗亲临丧事，死后赠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
晏殊知人善任，当世名人范仲淹、孔道辅都出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宋祁等人均被重用，他庭前“门前桃李重欧苏，堂上葭莩推富范”的对联，是他选贤任能的真实写照。晏殊还很注意培养人才，热心教育事业，1027年，他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时，“大兴学校，以教诸生”，使五代以来荒废了的教育事业，很快由衰复兴，体现了他为国兴学，培养人才的战略眼光和实干精神。晏殊善长诗词尤工小令，他的词，承袭南唐风格，追宗“西昆体”，以情致胜。文词典丽，雍容华贵，妙语天成，韵味独特，又不失清新雅淡，含蓄委婉，温润圆融，意趣横生的艺术风格。有“导宋词之先路”，“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佳句，为千古传颂。作品有《珠玉词》、《晏元献遗文》传世。
《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见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此为晏殊写闺思的名篇。词之上片运用移情于景的手法，选取眼前的景物，注入主人公的感情，点出离恨；下片承离恨而来，通过高楼独望把主人公望眼欲穿的神态生动地表现出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此词“昨夜西风”三句和欧阳修、辛弃疾的词句一起比作治学的三种境界，足见本词之负盛名。全词深婉中见含蓄，广远中有蕴涵。起句写秋晓庭圃中的景物。菊花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看上去似乎在脉脉含愁；兰花上沾有露珠，看起来又象在默默饮泣。兰和菊本就含有某种象喻色彩（象喻品格的幽洁），这里用“愁烟”、“泣露”将它们人格化，将主观感情移于客观景物，透露女主人公自己的哀愁。“愁”、“泣”二字，刻画痕迹较显，与大晏词珠圆玉润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但在借外物抒写心情、渲染气氛、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自有其作用。次句“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写新秋清晨，罗幕之间荡漾着一缕轻寒，燕子双双穿过帘幕飞走了。这两种现象之间本不一定存在联系，但在充满哀愁、对节候特别敏感的主人公眼中，那燕子似乎是因为不耐罗幕轻寒而飞去。这里，与其说是写燕子的感觉，不如说是写帘幕中人的感受，而且不只是在生理上感到初秋的轻寒，而且在心理上也荡漾着因孤孑凄凄而引起的寒意。燕的双飞，更反托出人的孤独。这两句纯写客观物象，表情非常微婉含蓄。接下来两句“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从今晨回溯昨夜，明点“离恨”，情感也从隐微转为强烈。明月本是无知的自然物，它不了解离恨之苦，而只顾光照朱户，原很自然；既如此，似乎不应怨恨它，但却偏要怨。这种仿佛是无理的埋怨，却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离恨的煎熬中对月彻夜无眠的情景和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怅触。“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过片承上“到晓”，折回写今晨登高望远。“独上”应上“离恨”，反照“双飞”，而“望尽天涯”正从一夜无眠生出，脉理细密。“西风凋碧树”，不仅是登楼即目所见，而且包含有昨夜通宵不寐卧听西风落叶的回忆。碧树因一夜西风而尽凋，足见西风之劲厉肃杀，“凋”字正传出这一自然界的显著变化给予主人公的强烈感受。景既萧索，人又孤独，在几乎言尽的情况下，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一片无限广远寥廓的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里固然有凭高望远的苍茫之感，也有不见所思的空虚怅惘，但这所向空阔、毫无窒碍的境界却又给主人公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使其从狭小的帘幕庭院的忧伤愁闷转向对广远境界的骋望，这是从“望尽”一词中可以体味出来的。这三句尽管包含望而不见的伤离意绪，但感情是悲壮的，没有纤柔颓靡的气息；语言也洗净铅华，纯用白描。这三句是本词中流传千古的佳句。高楼骋望，不见所思，因而想到音书寄远：“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彩笺，这里指题诗的诗笺；尺素，指书信。两句一纵一收，将主人公音书寄远的强烈愿望与音书无寄的可悲现实对照起来写，更加突出了“满目山河空念远”的悲慨，词也就在这渺茫无着落的怅惘中结束。“山长水阔”和“望尽天涯”相应，再一次展示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而“知何处”的慨叹则更增加摇曳不尽的情致。在婉约派词人许多伤离怀远之作中，这是一首颇负盛名的词。它不仅具有情致深婉的共同特点，而且具有一般婉约词少见的寥阔高远的特色。它不离婉约词，却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婉约词。
王居正
王居正，生卒年不详，宋代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王拙之子。人多称其小字而呼日憨哥。他自幼受到乃父的教晦熏染，喜爱人物画的创作，且风格颇肖王拙。但从绘画题材上来看，父子二人又有不同。王居正主要是描绘贵族士女一类形象，极少从事道释人物画的实践，也未见到有壁画创作的记载。
王居正绘士女，专师唐代周，同时十分注意在观察体验生活、忠实原形的基础上进行绘画创作。他经常到园林寺观等大众汇集之处，站在便于观察的角度，居高临下，仔细观察前来游玩的士女的仪表言行、衣饰步态。在获得完整印象后，又静心思虑，打好腹稿，然后下笔。所以，他能将绘画对象描绘得维妙维肖，成功地表达出封建贵族阶层闲适冶丽的形象特征。前人评论说：王居正士女“于形似为得”，“尽其闲冶之态，盖虑精意密，动切形似”不过，王居正过于重视表现人物的外表特征。却忽略了对其内心世界的探索，虽然“得其艳冶之态，然精密有余而气韵不足”。他的传世作品有《调鹦鹉士女图》、《绿窗蕉雨图》等。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件重要作品，即王居正的《纺车图》。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达，形成了一个空前广大的市民阶层，随之出现了反映市民生活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农村生活，适应其审美趣味的大批风俗画，王居正的《纺车图》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图为绢本，主题是表现丽日融融的春天，两位村妇一同纺绩。画面上纺车轧轧，一位年轻村妇怀抱着哺乳的婴儿，坐在纺车前操作，稍远处一位老年村妇站立为之牵线。画面右侧绘有一个嬉戏的儿童，两位村妇之间则点缀一只小犬正在撒欢。背景绘着随风披拂的柳丝及几段粗硬的树干。图中人物荆钗蓬鬓，鹑衣百结，曲尽情状，面目如生。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一幅田家妇女辛苦劳作的场景，使观者完全可以从中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农家生活的劳苦与充实，而与贵族士女的闲适迥异其趣。
绘画技法则全仿五代周文矩，不以刻画衣饰，施朱傅粉为工，而着重表现其本色，以渲染特定的环境氛围见长。元代书法家赵孟（左兆右页）为此图题跋，曰，“图虽尺许，而气韵雄壮，命意高古，精采飞动，真可谓神品者矣。”明代画家吴宽亦于其上题诗并跋语，曰：“可爱河东王氏子，丹青施誉动祥符。不传罗绮游春态，只画茅檐纺绩图。”“王居正《纺车图》有补于风俗，而赵子昂学士题咏，词翰兼妙，可谓三绝矣。”
从绘画史的角度来看，《纺车图》并非在技法或风格创新上有重大突破或建树，其可贵价值在于它难能可贵地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真实的劳动场面，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此外，画家个人在画面中所寄寓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态度也值得赞赏。该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