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的三口之家，从单身宿舍的一居室换到一室一厅还带卫生间的小套房，方便多了，阔气多了。当然了，和搬走的厂政治部主任老马不能相比，他一家三口，原来就住了两个小套，如今升官去东郊当厂长了，可以想见，住房变得更大了，我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不敢望其项背。
不过，我也知足了。这个星期天想陪爱人、女儿出去玩一玩，庆祝乔迁之喜。八岁的女儿早就吵着要去人民公园看蛇展，长见识。好，依了她！
六月天，下午热，出去玩赶早。早上八点钟，我们就进了人民公园，到了蛇展馆。我们汇入人群，挤着、看着……为了女儿长知识，我事先查阅了有关蛇的科普介绍，不时为女儿作解释，从头至尾，花了两个多小时，又累又乏，我有点招架不住了。
在大柳树下，我发现了一把长靠椅，谢天谢地，空着！骄阳之下，这里阴凉又安静，于是招呼妻女坐下来休息。我们一边吃点心，一边发议论。
“唉呀，爸爸，大蟒蛇真吓人！”女儿心有余悸地说，眼珠瞪得圆圆的。
“嗯，我看小如赤练大如蟒，没有一种蛇是好看的东西。可这么多人，包括我们都不辞辛劳地跑来观赏，你说怪不怪？”爱人感叹道。
“是啊！蛇类既不像熊猫，也不像猴子，并不是人见人爱的可爱动物。不过，他们身上可有不少秘密藏着呢！特别是毒蛇，当其潜藏林莽草丛之时，是人类的威胁；可是，蛇们不仅周身是宝，训养起来，竟成为我们文明生活的教材和治病、健身的药源。我们生活中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并不少见哩……”我像个哲学家似的对妻女侃侃而谈。
显然，女儿对我的话兴味索然。她一面啃着奶油面包，一面翻腾起我的挎包来。
“嘿，爸爸，这是啥？”她从包里取出一个纸包，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打开来却是一个日记本。她感到扫兴，随手扔到我怀里，另外翻出一本我为她买的《知识老人》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爱人拿过日记本翻了翻，“噫，这不是搬家前打扫房间时我在马主任丢下的垃圾里捡起来的吗？这玩艺有啥用？”
“哦，这个嘛——”我轻轻地说：“本来，看人家的日记是不对的。不过，这是捡来的，我粗粗浏览了一下，全是马主任的心里话，大概在搬家的忙乱中遗落在垃圾里了，我就给他保存了下来。”
“装在包里干啥？”
“他会来找？”不等我回答，爱人又问。
“他在那边安顿好后，肯定会找。”
“不见得吧？”
“我感到这是为官的一份自供状，他能让其下落不明？”
“‘自供状’？！”
“嗯！”我点点头，“马主任为什么能升官？你知道不？”
“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与‘四人帮’顶着干的好干部么？”
“是的，要是没有看过他的这本日记，我也会这么回答你。什么受迫害啦，保护老干部啦，不搞派性啦……总之，他是带着耀眼的光环离厂高升的。你有兴趣欣赏这位‘好干部’的‘自供状’吗？”
“消遣消遣吧！”爱人动了好奇心，和我一块翻看起日记来。
日记中的有些背景我略知一二，而我爱人是去年组织上为解决科技干部两地分居才从外地调来的，不了解工厂的过去。于是，我们翻过那些记生活的内容，专挑与马主任为官之道有关内容一面看，我一面为她解释。
下面记载的文字，便是我们两口子看的部分日记和我们的议论，以及我在方括号内加的注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 阴天
快下雪了，天气这么阴沉，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近来，我感到自己像生活在夹缝中。
张明三下台已经三个多月了。目前，对待他的态度成了厂里区分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这一点，不能再有什么含糊。
今天上午，我在“思想汇报”里揭发了张明三两个问题：一是以“庸俗化”和“简单化”攻击、破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二是肆意歪曲《鞍钢宪法》，大搞“专家治厂”，削弱、破坏党对企业的领导。
下午，我想，人的一生很难料定，政治上常常是今日河东，明日河西；历史上阶下囚变座上宾不乏其人。对张明三我可不能跟那些人一样不留后路。
晚上九点多，我悄悄到了张明三家，对张夫人说，我虽然没被关起来，但也在受审查，白天不好来。她会意地苦笑了一下。我把我外侄送我的麦乳精送给她一包，希望她转告张书记想开些，一定要爱惜身子骨。她一脸感激之情。
我悄悄地又回了家，心里放下一件心事。礼轻仁义重，话少情意深，张明三一旦重新站起来，是不会计较我揭发他的那些东西的，安排工作时也不会忘记我的。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注：张明三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任厂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是厂里第一个被关进“牛棚”的“走资派”；去年拨乱反正以后，正如马主任当年所料，他不仅站起来了，重新当了厂党委书记，而且被提拔了，如今是张局长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马主任仅仅是厂保卫科副科长，虽然没当“走资派”进“牛棚”，但也靠边站了，要写“思想汇报”。所以，他见张夫人时说明自己也在受审查，私下表明自己和张书记在同一条船上。
一九六七年二月某日 大雪
好大的一场雪呀！我感到自己的头脑在雪天里特别清醒。昨晚，我把一份保卫档案给了“造反团”的王团长，我说：“你们组织的成分纯，我最清楚，把保卫档案交给你们，我放心。”他高兴地称赞我路线觉悟高。他问我，是不是公开声明参加“造反团”？我早考虑过参加群众组织的利弊，连忙说：“老王，一打声明也顶不上一次行动。再说，一公开就不方便了。”他想了想之后，说：“好的，你就多给我们提供些材料，为我们多参谋。”
今晚，我又把涉及“造反团”的一部分保卫档案交给了厂“临委会”的李主任，我说：“你们是革命造反派，保卫工作今后该你们干了。”
他连忙说：“欢迎你的革命行动！革命不分先后，我们就是要支持敢于革命的干部哩！”随后，他也问我要不要公开亮相？我照昨晚的话回答了他，他沉吟了一下说：“对，还是你想得周到。”
我没有支一派，压一派，下一步做一名“三结合”的革命干部种子应该不成问题。那些公开参加一派的干部，现在就陷入一派保，一派打的境地，多难受！只有左右逢源，才能一往无前。
注：这时候，厂里被“造反团”和“临委会”两派控制，他们互相抛出不少力图打垮对方的所谓“钢鞭”材料，原来秘密在马主任的身上。两派都想在成立老中青三结合的厂革命委员会实现一派掌权。
“‘三结合’的时候，他肯定结合啰？”爱人很有把握地插话。
“是的，他是厂里唯一一个两派都同意结合的中层老干部。因此还被破格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我说。
一九六九年五月某日 晴
天不亮，隔离审查室值班民兵小黄报告：吕铁肩上吊自杀了。我骑车进厂，小黄在隔离室门口迎着我。
吕铁肩被一截电线吊在气窗的横担上，身体已经僵硬了。看来，他是下决心不活了。要不然，他只要把脚蹬上窗台就死不了。
我和吕铁肩几年前都在财务科工作，我当出纳，他是会计，合作不错，交情非浅。“四清”运动时，安厂长因多吃多占，挪用公款问题被定为经济不清干部下台。检举他的材料是我写好以后交给吕铁肩的，他只看了下标题就和我一块署名，然后交给了工作组。我俩联名的材料成了安厂长丢官的“钢鞭材料”，其原因在于我俩的工作岗位。
安厂长离厂前找过吕铁肩。吕铁肩这时才发现我在材料中列举的几大宗违纪开支，在自己的会计账上都属正当支出。他认为我夸大事实的材料加重了安厂长问题的性质。他责备我利用了他的信任，使他陷于不义；我提醒他，“材料给你看了的，署名是你自己签上去的。从此，我们的交情日浅。我到保卫科当副科长以后，他不再与我来往。即使碰部。因此还被破格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我说。
上，他都绕道走或视而不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一直担心他旧事重提出卖我。如今，他的死，去了我一块心病。
注：一九六九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马主任兼清队办公室主任。
吕铁肩在“五一”游行时抬毛主席像，他说了一句：“抬起死沉死沉的！”被作为坏分子揪出来隔离审查。抄家时又抄出一本他写的《酒家夜话》，其内容与“文化大革命”初揪出的“黑帮”邓拓的《燕山夜话》差不多。于是，全厂小会批，大会斗，直到“畏罪自杀”后还进行了一场全厂声讨大会。
“吕铁肩的案子不是上个月厂党委宣布平反了吗？”爱人提醒我。
“是的，吕铁肩是平反了。不过，他死了却活不过来了。马主任的心病被他永远地带走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某日晴
整党昨天结束了。果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张明三下台五年多，如今又当了厂党委书记。两派群众组织的老王和老李也进了党委班子，他们属于新鲜血液。我也算是新鲜血液吧，因为我不是旧党委成员。
今天全委会讨论分工，王、李二人都提议我任副书记兼管政工、组织。他们的意思我明白，这样有利于新生力量纳新、提干。但是，张明三对这个提议不表态，却提议让原党委的两位常委归位，一位任副书记，一位任纪委书记。看形势，我力诫自己要冷静，要明智，连忙十分诚恳地表示自己才进党委，连常委都难以胜任，今后希望老同志多帮助，新同志多支持。张明三赞赏我的态度，号召新老互相学习，团结战斗。
我明白欲速则不达，今后要顺着老的，依靠新的；既不要失领导干部身份，又要顺应革命派掌权的潮流，这才是万全之策。
注：整党后建立的“三结合”厂党委，马主任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党员中层干部副职连升三级，成了常委兼政治部主任。谁也没想到，党委分工时，马主任还有这么一段“心路历程”。
一九七四年十月某日 雨
“批林批孔”的火在厂里已经烧起来了。今天下午，我把王、李二人叫到办公室，对他们说：“过去你们老是互相斗，把‘走资派’晾在一边。结果，人家来了个‘老将归位，小兵回营。’这回‘批林批孔’，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反右倾，反复辟，可要团结一致才好。”两人十分赞成地说：“我们也明白当前的形势，你看咋办？”我说：“一把手老住医院不是好事嘛！”他俩心领神会地说：“对，我们去把他请回来！”不愧是经过风雨的人，反应很灵敏。我说：“我陪你们去看看他。”
张明三斜靠在病床上打盹，我轻轻咳了一声，问：“张书记，好些了么？”他睁眼一见我就问：“带最近中央发的文件没有？”我说：“你有病，等出院以后再看吧！”他点了点头，似乎没明白我转了个弯在催他出院参加运动。
王、李二人可就不同了。老王说：“‘批林批孔’已深入联系本单位实际，厂里的革命和生产这么紧，光躺在医院看文件起什么作用？”老李接上去很不客气地说：“搞复辟回潮那会你蛮有精神的，现在厂里只给你贴了两张大字报就生病了，怕是‘运动病’吧？”他俩限他两天内出院回厂。
张明三半靠在床上，没有言语，只盯着茶几上的暖水瓶出神。我向他打个招呼后，跟在王、李二人身后离开了病房。我要让他以为我是被他俩拉来的。
注：张书记是心脏病发作晕在厕所里被清洁工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马主任和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来“请”，还是没有“请”回厂，反而被局党委转到军区附属医院去了，直到一九七五年春天，厂里进行整顿时才出院回厂工作。
粉碎“四人帮”之前，厂里有人议论，说张书记是有意回避“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粉碎“四人帮”以后呢，厂里又有人说，张书记是抵制“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那一套。而张书记却在一次大会上讲，自己确实是病了，差点去见马克思，只是病的不是时候，错过了一次捍卫周总理的斗争机会。
“马主任原来是这样保护老干部的哦！张书记终究还是受了蒙蔽，提拔他当了厂长。他要是看到这本日记，不气昏才怪哩！”爱人一脸不屑地议论。
“受蒙蔽的岂止是张书记呀！我们呢？再说，提拔他当厂长不可能由张书记一个人决定嘛！”我说。
“算了吧，不看了！”爱人轻蔑地说。
“行，其他的不看了。只看看他离开我们厂之前记了些啥吧！”我翻出了马主任日记本的最后一篇文字。
一九七九年五月某日 晴
要离开这个厂了，心里有些离情别意，这里是我事业上起家的地方啊！抓右派，没赶上；反右倾，还是学徒娃；“四清”露峥嵘，打开了我的前程。此后的十多年，我在斗争中成长。
今天，借到各车间、部门告别的机会，分别看望了老王和老李。凭良心讲，这些年全靠他们的支持我才有今天。我告诉他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对他们两个的问题我坚持“批判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保住了他们的厂籍、党籍，只免去了在党内的职务。老王听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老李却毫无表情，这个人一直脑子环环多。不过，“四人帮”彻底完了，清查也过去了，他还翻得起多大的浪呢？老实说，这几年我没有什么短处落在谁手里，就是当初送档案材料，也只是两人面对面，无凭无据。并且，这几年我管政工、保卫，早已把材料收回来了。于是，我对老李打了“官腔”：“认真吸取教训吧！今后前途还是光明的。”
山不转，水转。说不定什么时候局里又把我调回来工作，所有的人今后都可能再次共事，所以，说话一定要留有余地。
注：粉碎“四人帮”以后，马主任负责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批判“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时候，他主持对王、李二位帮派头头的批判大会，讲话纵横捭阖，振振有词，谁也看不出来他与他们的联系有多深。他在大庭广众中的言行，既向上级，又向下级，也向我们这些群众证明：他是一个与“四人帮”对着干的好干部。
“哼，王、李两人明里是‘闹派’‘震派’人物，‘文化大革命’跌了大跟头，今后只要吸取教训，确实前途还是光明的。可是，这马主任算个啥嘛？！如今反倒飞黄腾达，青云直上，‘风派’‘溜派’都沾不上边，这样的人今后能带起大伙搞‘四化’？鬼才相信。”爱人义愤地说。
“是的，干‘四化’、新长征，必须要心底无私的人民公仆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乱局造就了马主任们，改革开放奔‘四化’的征程将检验他们。我们拭目以待吧！”我感叹道。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