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在画板上的灵魂，在无风的月夜悄声的吟唱。桥岸边，圣堂里，是谁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达·芬奇盯着手中的葡萄酒，马奈低着头从场中穿了过去，莫奈和雷诺阿在轻轻的讨论着今后的创作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不一会儿，夏加尔走过来了，大家围了上来向他询问亲爱的朋友们毕加索、阿米地奥·莫迪里阿尼、苏丁、皮埃尔·波纳尔他们最近日子过得可好？
时间也参与进来，没有刺激和疯狂的场面，大家只是围绕着艺术快乐的交流着、理解着、支持着。直到都感到疲惫，昏沉沉的睡去。他们期待着的，是一片被认可的天空，一梦已千年。
我们可以没有收藏艺术品的财力和兴趣，但却要在家里点缀几幅作品；我们可以热爱自己祖国的艺术，但却要切记不能在外国艺术名作面前丢自己的丑；我们可以不完全接近西方，但却要牢记法国。
巴黎有个很好听的别号，叫做“花都”。其实这里的花并不算特别的出众，也少有什么珍花异草。无论从名望上还是数量上，恐怕都比不了他们的名画。巴黎艺术气氛很浓厚，街上到处都有雕刻的喷泉，雕刻的人像，雕刻的建筑物。巴黎收藏的名画是世界之冠。博物馆、画廊、街头、车站，到处都是画，到巴黎看画是个很大的享受。如果把“花都”改称为“画都”，更是名副其实。然而若要说法国的绘画，就不能不提那个惊世骇俗的印象派。
印象画派，总让人联想起巴黎的凡俗种种。摆脱了教堂、宫廷和上流社会习惯的题材、品位，印象画家们的视线总在当代、身边。
爱杜华·马奈生于1832年的巴黎，是一名大法官的长子。马奈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属中上阶层，他们生活在法国的行政部门，也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在他所接触到的那一大批画家当中，他是惟一一个不需要靠卖画来维持生计的人。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永远不必担心会沦落成为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住在有着良好艺术氛围的塞纳河左岸，也可以住在右岸；他可以进巴黎最好的服装店挑选服装；他交友广泛，他享受着高高在上的特权生活；他觉得法国的文化就是他自己的文化，卢浮宫就是他的私家花园，法兰西喜剧就是他的生活，他拥有这一切。
最初，马奈对艺术事业的强烈追求，遭到了他父亲的坚决反对。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学习法律，但马奈没有妥协。
当年马奈在创作《奥林匹亚》的时候，要不断地向提香、乔尔戈涅、戈雅的作品学习。对于一切画者来说，想成为伟大的画家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历史上的大师较量，而传统绘画大多采用的是历史题材。为此，年轻画家和老画家之间的较量，常常就体现在这些历史题材的绘画中。
马奈在摒弃传统的同时，又对这种永恒的力量心存敬意。他并不否定过去，相反，他从这些杰作中汲取灵感。在《奥林匹亚》中，就有意大利画家提香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的影子。学生时代游览佛罗伦萨时，他曾临摹过这幅画。
当年，他还运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创作了一幅多人物绘画《草地上的午餐》，希望能在沙龙画展中一举夺魁。结果，这幅画却被评审团拒绝了，以至于马奈在两年以后才将《奥林匹亚》交给1865年的沙龙画展。
令马奈感到意外的是，评审团居然接受了这幅画。上次事件之后，他们不想遭人指责，说他们对某位著名艺术家横加责难。相反，他们想让他自取其辱。
马奈之所以把他的作品命名为《奥林匹亚》，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奥兰普”，那是当时的高级妓女常用的化名。可见，连名字都是有涵义的。沙龙的观众震惊不已，他们被激怒了。责难接踵而至：马奈先生太幼稚了，连绘画的基本规矩都不懂。也不知他是在对某幅早期名作进行拙劣的模仿呢，还是在愚弄观众，或是真想展示一幅作品。
随着公众敌视情绪的加剧，管理人员担心该画被毁，不得不让人专门守卫这幅画，最后干脆将它移到了一个偏远的画廊，并且挂得比房门还高，以便远离危险。一名评论家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尊贵的《奥林匹亚》成了天花板上的一只大蜘蛛，没人再去嘲笑它了。
公众的反应折磨着马奈。他希望他的创作能拯救法国的绘画艺术，结果却是备受嘲弄。他写信给波德莱尔说：“他们群起而攻之，这到底是怎么了？”
一直到1863年，印象画派才出现一线生机，但仍举步维艰。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印象画派一直陷于这样尴尬的处境：契机与绝望交织，而绝望远远大于契机。
那一年的沙龙，评审委员会格外严厉，三千名艺术家送来参展的五千幅作品，有3/5遭到了拒绝。人称这是一场大屠杀，堆放遭拒作品的大厅简直成了一座大坟墓。这在艺术家中间引起了巨大的愤慨。怨声传到了拿破仑三世的耳中，为了平息众怒，皇帝传下旨意：“在工业宫另辟一室展出被拒绝的作品，让群众评定艺术家的不满是否有道理。”于是有了“落选作品沙龙”。
在这一年的“落选作品沙龙”中，马奈展出了《草地上的午餐》，印象画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成为大众的焦点。裸女在美术雕塑中司空见惯，但是一个裸女坐在两名衣冠楚楚的绅士面前，若无其事地回头对着参观者看，这使前来参观的皇帝和皇后愤愤地扭身就走。马奈也在那次被报刊称为“独立派的国王”。
接着几年的沙龙中，塞尚、雷诺阿、莫奈、巴齐依、毕萨罗、德加的画，也有被接受的，也有不被接受的。这些画家们在沙龙中虽然有时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官方评论与社会依然对之冷眼相待。
在这种冷漠中，这些画家依然孜孜不倦，评论家里沃尔德说：“就像一群演员每晚对着空荡荡的大厅，扮演自己的角色。”
皇天不负有心人。1874年4月15日摄影师纳达尔免费为他们提供工作室，展出作品。当时参展的共有30名画家，165件作品。展期4周，开馆时间是10至18时，晚上20至22时。
尽管是个机会，但这次展出还是遭到了意料之中的打击。参观者在开幕式那天有175人，闭幕式那天有50人，中间有几天不超过2人，这种票房成绩跟官方沙龙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以1875年官方沙龙为例，参观者在第一天有三万，以后每天约八千至一万人，六周累积人次多达四十万。
评论界对这次展出一片嘘声。许多评论家不屑去看上一眼，就断定这些画丑陋、愚蠢、肮脏、不堪入目，画这种画的人缺乏常识。报纸在展出十天后才有反应，并且贬多褒少。
这样的画展先后共开过八次，最后一次在1886年。这期间，画家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有这样的记载，“1825年，在歌剧院一个父亲问女儿的情人从事什么职业，情人回答：我是画家，惹起周围人的一阵哄笑。到了1878年，画家可以向富家小姐求婚，他们已经跻身于富裕商人行列。”当然这样的好运只降临到极少数流行画家身上，当时的印象派画家还是过着几个人挤一间小室，几天没有一顿饱餐的生活。现在看来，这个时候的印象画派即使困难，但也仅是黎明前的黑暗了。
相比以前，印象画派接下来的路走得顺畅了许多。
1883年，在画商杜朗-吕埃尔的努力下，画家们的作品在荷兰、英国、德国和美国展出。居斯塔夫·卡依博特本人是个不得志的画家，但是他赏识印象派，向几乎每个印象派画家购画。同年，他把收藏的65幅作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赠品构成今日巴黎网球场印象派博物馆的主体展品，其中有马奈的《阳台》，雷诺阿的《磨坊舞会》、《秋千》，莫奈的《圣拉萨尔车站》，德加的《舞台上的跳舞女郎》，毕萨罗的《菜园和开花的树》，西斯莱的《莫莱塞的赛船》，塞尚的《奥凡涅的场院》)。惟一的条件是这些作品必须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博物馆展出，然后再在卢浮宫展出。卢浮宫尽管不愿意，但终于与印象画结缘。
1886年，《巴黎印象派画展》在纽约获得首次成功。而这一年，左拉《作品》这部小说中赞扬印象派画家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德彪西在《夜曲——云、节日、女妖》中创造了印象派音乐；亨利·柏格森发表《时间与自由意志》，这些无疑都壮大了印象派的声势。
1895年法国开了两个对印象派历史有重要意义的画展，一是莫奈的“大教堂系列”画展，一是塞尚个人画展。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印象派终于有权利在一间大厅里展出他们的作品，莫奈、德加、西斯莱、毕萨罗、摩里索、塞尚、高更、修拉都拿出了他们的精品。
宣称自己的职责是尽力阻挠印象派展出的让·莱翁·杰罗姆，听到印象派作品已被世博会审议委员会接受，气急败坏地大叫：“不，不要这些该死的印象派！不，不要那些破烂货！”世博会开幕那天，当共和国总统洛佩走到印象派展厅前，他伸出双臂挡在门口：
“总统阁下，请留步，这里面是法兰西的耻辱！”
但是杰罗姆已经回天乏术。接下来的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了。只是那一年，莫奈已60岁，塞尚61岁，雷诺阿59岁，毕萨罗69岁，而马奈、西斯莱、摩里索则都已看不到这一幕了。
奋斗了将近40年，印象派绘画总算脱颖而出，从另类归为正类，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流派，而卢浮宫中这类作品也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同时代的凡高与高更，稍后的莫迪里阿尼，下场比他们更惨。高更死在孤岛的草屋，其余两人自杀身亡。谁也不敢说今后天才不会在我们身边潦倒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