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的观察者所注意到的，新农村建设应当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意愿与观念。如农民对乡村进步与家庭富裕的标准是什么？农民是如何看待新农村建设的？在农民的观念中，农村发展及其面临的困境是怎样的？农民对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公共生活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为了使研究和讨论的问题限制在一个具体的背景里，我们选择了上海这样一个发达地区的中远郊区作为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地点。根据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再挑选出3个有代表性的村庄，即金山区枫泾镇韩坞村、青浦区练塘镇蒸夏村、嘉定区安亭镇塔庙村。其中，枫泾韩坞村的传统农村特征比较明显且相对落后，练塘蒸夏村位于练塘镇开发区边上已成为投资热土，属于中等富裕村庄，而安亭塔庙村地处上海大众汽车城，是郊区有名的富裕村。在以下各列表中，枫泾镇韩坞村、练塘镇蒸夏村与安亭镇塔庙村分别以代码甲、乙和丙表示。这次田野调查是在2005年8月29日至10月31日期间进行的，具体由上海市政府多个部门（经济工作党委、市农委、市政治文明办）组成的调研组实地开展，本书作者参与了全程调查官方调研的目的是通过解剖典型，摸清当前农村、农民、农业的实际情况，了解影响郊区农村和谐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市委、市政府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和谐新农村提供第一手资料。。调研组共召开区、镇、村干部及村民座谈会10个，有150多人参加座谈，并先后对160家农户进行登门问卷调查。
（一） 家庭富裕与农村进步： 观念的分化
1 农民理想中的乡村进步与家庭富裕
表81显示了农民观念中对农村进步的理解主要侧重于物质经济方面，尤其是对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民住房最为优先考虑的，其次才是家庭收入、衣食住行和村级经济状况，而相比较而言，农村教育事业与文化事业在农民的观念中则居于最不重要的地位。在受访的三个村庄里，平均51.9%和52.8%的农民分别选择了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民住房条件作为农村进步的主要标志，而选择家庭收入、衣食住行和村级经济状况的比例分别为27.6%、18.7%和17.2%，而把农村教育事业与文化事业视为农村进步标志的只占到受访者的4.0%和9.7%。显然，在农民的观念中，文化教育的意义不是十分明显和突出。对于不同的村庄而言，结构性差异也是存在的，比较落后的甲和乙村庄，农村社会保障的意义要明显大于住房条件和家庭收入；而在相对发达的丙村庄，农民的观念正好相反，对于农民而言，住房条件和家庭收入似乎比社会保障更体现了农村进步的标准。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是一目了然的，或许一个值得考虑的推断是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忧虑或渴求程度在落后的村庄要比发达村庄的农民更为突出和迫切，从而其对农民判断社会进步来说价值和意义更大一些。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的尚未得到验证的解释。81你认为农村进步的标志是什么？（%）
如果说对家庭和睦的判断通常是与家庭经济问题或赡养老人问题相关联的，那么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又是受哪些因素影响或决定的呢？虽然这样的因果关系或解释性考察十分遗憾地未能在问卷的设计中得以体现，但是，一个初步的讨论还是可行的。除了上文关于农民对家庭收入变化的态度之外，显然，社会保障与文化娱乐生活乃至生态环境状况也都是与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调查的结果显示了农民对上述因素的态度，如对作为上海市养老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新形式的小城镇保险，68.7%的受访农民愿意以承包地换取之，同时，87.8%的农民对现行的合作医疗表示满意，而只有42.7%的农民对农村文化娱乐生活表示满意。由于目前上海市享受小城镇保险的农民毕竟数量十分有限，对相对发达的丙村而言，甲村约有90.5%的农民愿意放弃承包地以获取小城镇保险的待遇，比丙村的这一比例34.1%要高出46.4%。显然，在越是落后的村庄里，农民对其生活的较高程度的不满意度是与对强烈的“镇保”意愿、对合作医疗较低的满意度以及对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抱怨等直接相关的。而相反，在相对发达的丙村里，约90.2%的农民对合作医疗表示满意，且75.6%的人认为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是丰富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比落后的甲村的水平（81%和26.2%）高出多达9%和49.4%。
所以，通过考察农民的观念中对乡村进步、家庭富裕以及生活满意状况的理解，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出农民的生活满意状况不仅仅与自身的经济收入或物质条件有关，而且还深深地卷入农民所生活的村庄集体、自然环境以及社会文化之中。这即是农民在乡村与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公共性问题。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对农民的影响机制或深度可能与农民对所处乡村的公共性问题的理解或感受并不一致。以下同样是基于农民的观念调查，对相关的三个方面的公共性问题作一描述性的考察。
（二） 经济发展中的公共性问题
（1）： 集体资产管理与乡村干部
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活动理论上涉及的内涵十分宽泛，既包括村民自治与直接选举的问题，也包括乡村集体经济决策管理活动及其相关的社区公共物品与福利的供给问题。为了简单起见，以下仅以农民对集体经济资产的管理及村干部职责等两个方面的观念态度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与农民生活及其福利状态的相关性问题。65.4%的受访农民给予了肯定的判断，即认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与农民的生活是存在关系的，其原因主要是改善了公益事业（31.5%的农民选择了这一理由），其次才是有助于增加农民家庭收入和就业机会（这两项的选择比例分别是25.2%和11.5%）。不过，还是有将近33.8%的受访农民否认村集体经济收入与自身生活之间存在任何关联，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当然，随着村庄的富裕程度增加，持肯定观点的农民比例也会显著上升。在甲村和乙村，分别只有50%和63.2%的农民回答是肯定的，而在丙村，这一比例上升到82.9%。对于关联性原因的解释方面，在相对落后的甲村，38.1%的农民选择了改善公益事业；而在丙村，则有48.8%的人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才是解释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农民生活的关键因素。在问及“除国家政策规定之外，这几年村里的公共福利是否增加了？”10%的受访者认为这几年村里的公共福利是显著增加许多的，70%的受访者只承认有稍许的增加而已，而还有7.5%的受访者觉得差不多，即这几年村里的公共福利事实上并没有增加。此外，12.5%的受访者表示无法判断，觉得对这一问题说不清楚。当然，关于集体经济管理中更复杂的问题并没有涉及，本书关于乡村公共性的调查与讨论更多的是一些直观性的观念问题，也可以说，这里的田野调查研究还只是十分初步的。
其次，关于村干部的职责、收入分配以及财务公开性问题。从表84中可以看出，约89.7%和83.3%受访农民相信村干部为村民办过好事实事，并且对村干部也是比较满意的。不过，在相对发达的村庄，农民对村干部的满意程度（82.9%）却低于落后村庄农民的评价（88.1%），大约低了5.2个百分点。至于少数对村干部不满意的原因，似乎答案比较分散。如在甲村，28.6%的受访农民将村庄经济落后归罪于村干部的工作不力，但在丙村则没有人做这样的判断，而是分别有9.8%和7.5%的人抱怨村干部不办实事或管理水平低。
7.5对于村干部的收入及其合理性与财务公开的可信性，农民的观念调查显得有些敏感和尖锐。约76.5%的多数农民表示不了解村干部的具体收入状况，而且多达43.1%的农民认为自己通常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一些关于村干部收入情况的信息，通过村级财务公开方式了解村干部收入的受访农民只有23%。况且，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48%）相信村里政务公开与财务公开的信息是真实的，另有分别19.8%和11.7%的人半信半疑或干脆不相信。不过，与相对落后的甲村庄相比，在富裕的丙村，农民似乎更多地了解村干部的收入，这一比例达到41.5%，比甲村的23.8%要高出17.7%。而同时，相信村里政务公开或财务公开的农民比例在丙村只有36.6%，比甲村的54.8%要低一些，当然，丙村不相信财务公开信息的农民比例为14.6%，要高于甲村的4.8%。关于村干部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应该拿多少收入才是合理的呢？受访农民的观念悬殊太大，在甲村，38.1%和40.5%的人分别认为2—3万元或3—4万元是合理的村干部收入区间，即如果合计的话，有78.6%的人选择了2—4万元的标准。但是，在丙村，约82.4%的农民认为4—5万元以上的年收入是可接受的，甚至还有26.3%的受访农民觉得10万元以上的年收入也是合理的，而在甲村，事实上是无人提到5万以上的年收入是可接受的。
于是，与村干部的收入标准的判断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农民是如何看待目前的村干部与农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呢？在甲、乙、丙三个村庄的问卷调查中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但在另一村庄的调查中却设计了这个问题，即“你认为村干部与农民收入分配合理吗？”其中，认为不合理的有30%，马马虎虎的占45%，而认为合理的仅仅占20%，且没有人觉得干部反而拿的收入少了。关于认为村干部与农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原因，有30%的受访者认为农民得到的分配太少，20%的受访者觉得村干部的收入或工资全部是由镇政府决定的所以是不合理的，而27.5%村民因为不清楚村干部到底拿多少收入而认定其不合理，当然还有5%的受访者选择其他的原因。
（三） 乡村发展中的公共性问题
（2）： 环境生态
和农民生存状况息息相关的乡村环境议题也是十分宽泛的，环境不仅指造成环境变化的实际因素及其产生机制，还意味着身处环境之中的农民对乡村环境变化及其对自身生活影响程度的感知。前文已经提到，在三个村庄里，约65.5%的受访农民对居住地生活环境的总体评价是满意的，虽然这样的满意水平并不十分高，但是总计77.7%的农民认为这些年居住地生活环境总体状况是越来越好或有所改善，除去18%的受访者认为生态环境状况大体上保持原状之外，只有10.6%的农民相信环境有所恶化或严重恶化。当然，相对而言，在落后的甲村，农民对环境的满意或评价水平（73.8%）要明显高于丙村的农民（43.9%），并且在甲村，约有88.1%的农民事实上相信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或有所改善，而在丙村，这一比例只有634%，比前者低了14.7%。也就是说，在甲村只有9.5%的农民认为生活环境有所恶化或严重恶化，但这一比例在丙村则上升至171%，这说明在村庄越是不断发展过程中，农民对环境的评价越低，显然这与环境遭受到一定的“发展性破坏”相关。
对于农村自然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及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问题，大约62.1%和53.6%的受访者分别认为污水和生活垃圾是环境的最大污染源，并且对这两个污染源的判断在富裕程度不同的村庄如甲和丙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大约49.9%和40.2%的受访农民分别认为外来人口和习惯观念落后才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不过，对相对落后的甲村而言，大约66.7%的人倾向于习惯或观念的落后因素的重要性，而在丙村则更多的（大约70.7%）强调外来人口增加造成了环境的污染。那么，到底对环境的哪些方面是明显改善了或恶化了呢？大约50.4%的受访者相信“绿化面积”的改善最显著，其次是27.6%的农民选择了“房屋建设更规范”也是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水体污染则是环境恶化最严重的方面。对于前者，在相对富裕的丙村表现得尤其突出，大约80.5%的农民相信环境改善最显著的方面是绿化面积的增加，而相对落后的甲村更多的人（大约31%）选择了房屋建设的规范作为环境改善的方面。对于后者，甲村和丙村的村民观念比较接近，甲村76.2%和16.7%的村民认为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是环境恶化的最重要的方面，在丙村作同样判断的村民比例分别为53.7%和463%。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平均40.1%的受访农民（在甲村，这一比例为66.7%）认为农民的习惯观念落后应该对环境污染负责，但是，绝大多数受访农民同时也相信农民的生活卫生习惯是比较好的，其中，只有22.2%的人承认农民的卫生习惯总体上比较差，并且，如果周围有人有影响环境的行为，77%的受访农民会主动阻止这种行为或提醒那些影响环境的人们。
这意味着农民的卫生习惯与环境观念在农民看来并不差，出现这样的反差至少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习惯观念同农民的日常卫生习惯并不是一回事，或者说前者可能源源超出了后者，其内容更宽泛甚至包括农业生产与房屋建设中的环境意识等；二是受访农民也可能在回答问题时高估了自己的卫生习惯或干预了不利于环境的行为意识与观念水平。
当然，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干预和保护行为却是在农民的观念中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反响与肯定的评价。大约91.6%和98.2%的受访农民相信自己的居住地上分别有专人对本地乡村环境进行管理以及负责收集日常垃圾，并且，65.9%的人对环境管理工作是比较满意的，而90%的人对日常垃圾的收集工作表示满意。这种肯定的评价在富裕的丙村尤其突出，几乎100%的受访者不仅知道有专人收集日常垃圾且100%地对其工作表示满意，而且100%的受访者知道有人负责本地环境管理，且78%的人对此工作表示满意，但同样的评价在甲村要低一些。所以，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形之后，受访的农民多数（79.8%）对未来农村生活环境能够提高显示了信心，而只有6.8%的人认为未来乡村生活环境是搞不好的。同样，相对发达的丙村村民对未来乡村环境的改善似乎比甲村拥有更高的信心（前者有92.7%，而后者81%认为未来农村生活环境会更好）。
（四） 乡村发展中的公共性问题
（3）： 社区文化与公共精神生活的内敛化
社区文化与农民的公共精神生活无疑不仅是乡村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但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来，农民的公共精神与文化生活的空间与形式却在不断地收缩和单调化，这与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与对比。从表88中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主要的文体娱乐活动在农民的观念之中主要有两种，一是看电视，二是打麻将，其他的选项如打扑克、体育活动以及卡拉OK活动则在农民的文化精神生活中微不足道。当然，“看电视”对农民的活动意义还要显著高于“打麻将”，前者被农民选择的频率达到63.3%，远高于后者的37.9%。不过，在涉及“对打麻将时来点小刺激”即赌钱这一问题时，受访者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显然，50.8%的多数农民认为带点小刺激的打麻将是不好的。但是，认为带点小刺激的打麻将“挺好的”也达到30.3%，接近三分之一，并且，在丙村，最高有51.2%的受访农民是坚持这样的观念的。考虑到还有19%的受访者持无所谓的态度，事实上，由于乡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或缺失，农民对带有赌博色彩的打麻将是十分宽容和接受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农民安于现状，相反，农民对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是十分强烈地期待的。在受访的农民中，接近70%的农民期望有更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但是，在这种需求或意愿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是如何调整或安排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呢？除了看电视和打麻将之外，田野调查的数据还暗示了各种可供替代的精神生活形式是存在的，并且有些还在不断强化，如宗教信仰、对传统家庭生活的依恋与回归、对家庭外感情的追求以及邻里乡亲关系的维持以及对外来人口冲击的抵制等，而这些公共精神生活形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乏开放性，其公共性质实质上是在不断退化或内敛化。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应对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并不一定去寻求宗教的信仰，而重温家庭的亲情和慰藉可能是更为现实与理想的选择。关于家中子女是否应该同父母分开居住的问题，66.1%的受访农民坚持应该一起住，以维持一个家庭的传统的亲情，而选择分开居住的受访者只有13.9%。在中国，家庭情结尤其浓厚，并且其所指涉的范围也十分宽泛，“家庭”不仅仅意味着一对刚刚结婚的夫妇组成的新家庭，而且也可以指几个兄弟家庭的联合，甚至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超出传统家庭的范围，包括妻族亲人在内（陈柏峰，2006，P61）。所以，当问到“在乡村里老人生病后的开销一般是如何解决的？”时，66%的受访农民认为应当靠自己的子女来解决老人的医疗费用。这意味着无论在精神情感方面，还是在经济扶助方面，传统家庭还是继续维持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既然农民对家庭观念依旧十分重视，但是，为什么农村离婚率却越来越高呢？从表810可以看出，与过去相比，51.3%的受访者相信乡村这几年离婚的情况没有变化，而有32.3%的人坚持离婚情况“增加不少”。同样，该表还显示了受访农民对乡村家庭的稳定性的担忧，54.2%的受访者相信今后村里离婚的人数将会增多。不过，从伦理道德来看，61.9%的人对离婚率上升的现象“看不惯”。相对而言，在发达的丙村，受访农民似乎对离婚现象表现得更“乐观”，如与甲村相比较，丙村受访农民认为过去离婚“增加不少”的，并且今后也会“越来越多”的比例分别只有39%和9.8%，而“看不惯”离婚现象的为48.8%，这些观念都比平均水平或甲村的比例要低一些。在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乡村农民离婚率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促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以及农民离婚或家庭破裂与乡村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单调性缺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性？如果有的话，其两者相互之间的关联机制是怎样的？即我们尤其关注乡村农民精神生活的缺失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乡村农民离婚率的上升？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猜想。
这一结果隐喻了两层含义： 一是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发达村庄里，农民在面临同样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情形下对乡村邻里关系还仍然保持着观念上的好感和尊重，但同时在现实中事实上又缺乏发展更丰富、信任和互动性的邻里关系的机制，这表明乡村邻里关系事实上是很脆弱和收敛的。农民之间并没有在实际的行动交往之中扩大邻里关系的公共性或社会化内涵，农民对基于血缘基础的亲戚关系仍然十分倚重，而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对狭义家庭关系的一个合理的延伸。二是农民对村委会的期望也很高，仅次于亲戚关系的地位，这表明村委会在发达地区乡村治理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功能。
最后一点，值得讨论的是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状态趋于内敛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证据来自对外来民工强烈的排斥感。61.5%的受访农民认为外来人员的增加对村庄整体发展的作用是弊端大于利益，其中，一个重要的担心是49.1%的受访者认为外来打工者会挤掉本村人的工作岗位。所以，42.4%的人希望本村里外来人员应该减少，并且还存在一种明显反对用本村级集体资产为外来人员提供服务的倾向，虽然持后一观念的人只占到受访者的27%。
（五） 乡村发展与公共治理中的政府作用：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的调研分析，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发现与结论。
（1） 在评价乡村进步的标准上，农民尤其突出了农村社会保障与居住条件，而社会广为关注的经济收入增长并没有被农民优先考虑。其中，农民对社会保障的追求或期望主要依赖于政府。从调查结果看，农民最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前三大问题分别是参加“镇保”、提高农村养老保险金和合作医疗水平。农民对自身的养老与医疗保障问题关注程度远远超出了其对其他公共性问题如环境、教育与文化事业的评判。考虑到上海市在合作医疗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尤其是小城镇保险方面已经给予了大量的支持，这意味着农民对社会保障的期望以及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地上升。
（2） 政府在乡村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突出，但在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却明显“缺位”。在对集体资产管理与村干部工作的认识上，一方面，多数农民承认了集体经济的重要性，并认同了村干部的工作表现，但在另一方面却对政府财务公开信息不信任，且对村干部收入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在生态与生活环境方面，也有不少农民注意到环境的恶化，但多数农民认为过去几年环境出现了改善，并对政府在垃圾处理以及环境管理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以及对未来农村的环境改善抱有信心。而关于社区文化与公共精神生活，多数农民觉得文化娱乐生活十分单调，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在乡村，农民意识到信仰宗教和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对邻里关系表示较高的重视，而对外来人口却存在强烈的排斥感。总之，多数农民期待着能够获得更丰富的公共精神与社区文化生活。
（3） 从不同发达程度的乡村比较来看，首先，在越是发达的村庄里，农民越是强调集体经济对自身生活与收入的重要性，而对村级财务公开信息的信任程度也越低；其次，随着发达程度的提高，农民对居住地生活环境的满意评价也越低，但对社区绿化、垃圾收集以及环境管理工作的满意度却在上升，并且对未来环境改善的信心也越高。再次，在越是发达的村庄，农民认为文化娱乐活动越丰富，也越倾向于相信宗教信仰与离婚率在下降，并且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感也会相对较轻。这些发现隐含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市场化与乡村发展在引发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的同时，本身也创造了消解上述问题的“积极因素”。不过，在经济与环境问题上，“积极因素”更多的是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在文化精神问题上，积极因素或许更多地来自农民观念的适应性变化。
（4） 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响应的通常也是农民呼声或愿望表达最强烈的方面，如对农民的收入、就业、教育以及经济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关注最突出，农村环境的治理则次之，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则是容易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其政策所“遗忘”。所以，政策倾向于响应农民最关心的最显性的问题，而农民忽视或感知不强烈的隐性问题通常在政府的政策议程中也是缺乏重要位置的。政策通常对短期的“硬问题”响应迅速，而对长期的“软问题”响应迟钝且无切实的方案。政策对容易出现政绩的“产出”效果或可以数量化的问题响应程度高，而对产出效果难以数量化或可视性低的问题响应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