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化进程的冲击之下先后开始打破农业经营的非专业化陷阱，走上了一条农户经营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兴起与发展。例如，早在1983年，广州市江高镇江村养鸡场依靠技术培育出优质的“江村黄鸡”之后，向农户提供种苗、饲料、技术等产前、产中及产后的收购服务（当时部分实行最低保护价），并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即“江高模式”。企业与农户之间通过长期契约方式大大降低了农户专业化经营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了区域性农业生产专业化。事实上，各种形式的农业专业户与企业、公司之间的经济联合体在一些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纷纷地涌现出来。然而，直到1992年初，山东潍坊市才正式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与思想。1994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此作了概括之后，农业产业化不仅成为农业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开始逐步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于是，各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尽管近年来许多农业产业化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与困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在此我们并不打算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关心的问题是： 为什么农业产业化及各种组织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会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生成并发展起来？各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在各地是怎样生成与发展起来的？本部分将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生成的基本动因、线索，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组织生成的路径。
（一） 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成的市场前提与需求诱因
戴维斯与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外部利润或潜在经济机会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的来源，即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在我国，农业组织的生成和变迁同样受到多方面的潜在经济机会的诱导。下面。我们将主要考察农村改革之后，市场开放形成的价格效应、市场规模的扩大、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外部规模经济性等方面的因素对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的影响。
1 市场开放与价格形成
在传统的统派购制度下，政府不仅控制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还控制着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控制与劳动力就业以及土地使用的限制相配合，实际上剥夺了农户对农业经营的自主权和收益权。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重新开放了自由市场，农户在完成粮食收购任务之后，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粮食和少量的其他农产品。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推广，农户对经营决策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也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及农业经营收益。1979年之后农村自由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政府逐渐放松了乡村私人和集体经济组织长途贩运和交易农副产品的限制，从而大多数农副产品的地区性乃至全国性市场逐步形成。在农业要素市场改革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户广泛地通过承包合同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市场的限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放松。过去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市场导向的改革是中国农业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2 经济发展与市场规模扩张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副产品的市场需求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户）转移到城市企业或乡镇企业中就业，仅乡镇企业的职工人数就从1978年的2830万增加到2001年的1.31亿人，乡镇企业职工占农村总就业的比重则相应地从1978年的9．2%上升到2001年的27.1%。农户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动和非农人口的增长，大大地增加了城乡农副产品的市场需求，扩大了农副产品的市场规模。城市农贸市场总数从1978年的4万个增加到1992年的83万个，15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交易额增长得更快，同一时期内从235.4亿元增加至5340亿元，增长了20多倍（卡特、钟甫宁等，1999）。另根据国家行政管理局统计，截至1998年年底，全国城乡集贸市场进一步发展到9．5万个，集市贸易成交额增加到19835．5亿元，平均每个市场成交额达到2079.7万元，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集散与辐射能力增强。
3 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
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以及农副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农产品销售量看，粮食需求量不断下降，而猪肉、鲜蛋、家禽增长、水产品和蔬菜以及水果等副产品需求急剧上升。副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副产品的经济价值提高了。另一方面，农业市场化改革存在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到1993年为止，政府已基本上放开除粮食、棉花等少数几个品种以外的所有农产品市场，但是政府对粮食和棉花价格的长期控制和合同定购制度已严重影响了农户经营粮食、棉花的比较利益，从而相对提高了经营蔬菜、经济作物、激光照排系统以及畜牧产品的比较收益。农副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刺激了沿海发达地区农户专业化于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水果和畜牧水产的生产，并对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产生强大的需求。城市化和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对农业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效应。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城市扩张和城镇工业的发展，耕地减少，城镇近郊土地价值不断上升。作为土地所有者主体的城（镇）郊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也因此获取了更高的经济利益（土地增值收益）。而在距离城镇郊区较远的地带，由于城镇就业机会增加，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通常会造成远郊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和农户兼业增加，从而出现耕地抛荒的压力。结果，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经济价值的提高，对远郊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户专业化经济及相应的经济组织的创新产生了内在的需求压力。
4 农村双层经营的缺陷与面临的挑战
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农副产品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为微观农户经营以至农业发展创造了大量潜在的“外部利益”与市场机会。然而，传统的双层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却越来越不利于农户有效地获取这些潜在的利益机会以及农户专业化经济的实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双层经营组织制度存在高昂的交易费用。由于农户只享有对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而耕地最终所有权归属于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为了保证土地产权分配的公平性，从初始的按人（劳） 均分配土地使用权，到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口变化而重划土地经营权，使追求产权界定公平的调整永无休止，这种制度安排的运作与实施费用无疑是高昂的。 （2） 分散的、小城镇的农户组织难以直接进入市场并获取潜在“外部利益”。农副产品需求的急剧增长要求生产的规模化与专业化，而农户专业化生产面临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城郊土地价值升值，而远郊土地抛荒以及劳动力经济价值的提高也都对克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双层经营组织形式的缺陷提出内在要求。 （3） 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障碍。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名存实亡。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许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举办第二、三产业，出租土地或由于城市化，社区土地被征用而获得的部分征地款积累了大量集体资产，但是，社区集体组织内部的集体产权仍不明确，社区农户对经营者行为的监督弱化以及社区组织的管理低效率、短期行为（分配性努力倾向加强）等因素却又阻碍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总之，传统的双层农业经营组织存在的缺陷既阻碍又呼唤着新型的农业经济组织的出现与创新。
（二） 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供给动因
1 制度环境的刚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 以后，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并没有随之改变，而仍然继承了原有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宪法的确认而成为农村土地经营组织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这意味着农户经营形式及农业组织的任何变迁都必须在现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框架内进行。制度环境的刚性约束决定了农户经营及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基本走向。
2 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发达地区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意识形态的灵活对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沿海地区思想活跃、商品意识强烈，富有创新精神，已有口皆碑。珠江三角洲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唯干”；而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人则“只做不说，做比说的还好，对内对外说的口径不一样……许多前来参观的考察团往往也只能心领神会，他们只能偷偷地学”（金祥荣，2000）。随着市场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沿海地区人们较早地摆脱了对“平均主义”以及“姓资姓社”等抽象敏感问题的争论，而是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着眼于务实创新，抓住各种市场机会以改变贫穷状况。思想观念的解放，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淡化，大大降低了各种市场诱致型以及企业主导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风险与成本。
3 政府的推动作用
对于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一般性的文化因素更为重要的或许是政府的政策。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温思美，1994）。政府在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推动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创新。在正式方面，政府提供了农村公共物品，加强农村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产品市场交易费用，扩大市场范围；政府加强批发与专业市场建设，培育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降低农户专业化经营的市场风险；同时，政府还制订支持政策、宣传鼓励农户与工商农业企业之间的联合，推动农户专业化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创新。而非正式方面，政府的政策偏好、政策安排的习惯以及政府人员的素质即被称为政府文化也十分重要。如珠江三角洲流行的一句名言就是要把上级给予的政策“用足用活”，即地方社区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既要与上级一致，又要与地方文化和群众需要一致，从而使政策成为一种社区文化。正是这种用足用活的政策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动员力和凝聚力。一些地方政府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办事效率及其所创造的经济环境，直接推动了政府主导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同时，这也有利于培育各种形式的农业中介组织与农户的联合，从而大幅降低了市场、企业主导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交易成本。
（三） 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线索与过程
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农副产品市场需求的扩张，一段时期农村各种专业户纷纷出现，农户专业化经济开始兴起。但是，受土地资源稀缺性和承包“均田制”的限制，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不仅狭小而且高度分散。因而，农业专业户即使专业于某一行业的生产，也难以取得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甚至还面临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以及交易障碍引起的不确定性。一旦农产品进人无序的过度竞争状态，许多农业专业户将会遭受巨大损失而纷纷退回到原来的多样化、兼业化经营格局中去，以满足自身日益扩大和品种日益复杂的产品市场规模和需求。然而，自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兴起则从不同的方面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农业双层经营组织形式的缺陷，促进了农户专业化经营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1 专业市场+农户
从1984年起，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相继建立，起步较早的是蔬菜批发市场。山东省寿光市建于1984年的蔬菜批发市场便被誉为“江北第一家”，是产地批发市场的代表。而销地批发则首推1985年由农民集资兴办的北京大钟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993年的成交额超过10亿元。经过几年的培育，我国蔬菜、果品等鲜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初具规模，初步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产地市场、周围市场和消费市场并重的格局。截至1993年上半年，全国农副产品专业市场已发展到6970个。其中，批发市场2094个，批发市场比1983年增长10.5倍。而1998年底，全国共有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4243个，比1993年又增加了一倍多（《中国农业年鉴》，2001）。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狭小，难以获取生产的规模经济性，但是，生产上没有规模经济性的广大分散农户，通过专业市场作为纽带（中介）却可以获取批发、销售领域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因此，可以认为，“专业市场+农户”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专业市场组织的出现有效地降低了农户专业化生产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仅帮助农户获取专业化经营的经济性，而且，还有助于农户获取批发销售环节的外部规模经济。
2 从农村经济联合体到“公司+农户”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专业户的发展，商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专业户在从事某一项专业化生产时，经常遇到一些超出农户本身生产经营能力之外的事情。如畜禽养殖专业户的饲料加工、良种供应、畜禽防疫和产品的加工出售等都会随农户专业化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出现。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各地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一般地，在农业专业户发展越多、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农户就越愿意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多项内容、多种层次和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1983年年底，广东省有140多万专业户，各种形式经济联合体发展到近5万个，约有20万农业专业户参加。“公司+农户”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是指农户与企业通过长期契约的方式规制双方交易关系的一种较稳定紧密的组织形式。根据1997年农业部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项调查统计，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70．8％ 属于“公司+农户”形式。这种产业化组织以“企业+基地+农户”形式最为常见。不论“专业市场+农户”，还是“龙头企业（公司）+农户”，其实质都是长期契约型（默示或显示） 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农户经营是我国农业的微观基础，而且即使在将来很长时期仍将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
3 专业合作服务组织： 横向一体化
由于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弱化，难以满足农户从事专业化经营、商品化生产的服务性需求，各种农业专业技术协会、专业技术研究会和专业合作社等名目繁多的民间合作服务组织在多数农村经济联合体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截至1996年，全国已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协会（研究会）150多万个，其中专业技术协会13万个，会员农户500多万个，约占总农户的2.5 %，跨地区的各级专业性联合会1700多个，其中跨省的40个，省联合会24个，跨地区性联合会800多个（黄其正，1998）。民间合作服务组织是一种具有合作经济性质，为农户专业化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的民间经济组织（庞晓鹏，1995）。民间合作服务组织的产生源于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对相关服务需求（市场容量）的大小； 而合作服务组织的发展本身又促进了农户的专业化经营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目前，我国农民合作服务组织发展水平比较低，主要集中在经济作物、养殖业、林果业、加工和销售服务业等，服务组织规模小，资本实力弱，服务能力有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还没有兴起。从民间合作服务组织发展成真正的合作社，实现农民自愿、广泛的经济联合，对促进农户专业化经营乃至农业产业化及中国农业的发展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4 垂直一体化组织： 企业的出现
专业市场（公司+农户之间）的长期契约以及专业合作服务组织可以降低农户专业化经营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并且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性，从而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除此之外，农户之间或者农户与相关联经济组织通过资本、土地和劳动等要素交易建立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科层组织，也可以实现农户专业化生产（或者继续经营农业或者分化为非农户生产者）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农户之间通过资本入股成立股份合作企业，是农户从事专业化经营的一种重要的组织方式。如1983年广东新兴县勒竹镇温北英联合8户农户，采用以股代劳的办法，每户集资1000元入股，租赁镇属一家停产的集体小农场，并创办了勒竹畜牧联营公司。1985年后，公司不断扩大规模，先后办起种鸡场、孵化场、饲料厂以及销售门市部等，随着规模的扩大，鸡场越来越遇到场地、资本和劳动力的限制。于是，温氏养鸡场开始与周边农户联营，采取以场带户和场户联合的经营方式，即以鸡场为核心组织了一个农民养鸡集团，向养鸡户提供种苗、饲料、技术指导并包销其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以“全程服务”为经营宗旨的企业。
在一定社区内，农户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成立“农业发展股份公司”。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工业化的进程，一些城市的近郊区与远郊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对传统农业双层经营组织提出了创新的强烈要求；城市近郊区土地价值增值对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明晰化产生需求，而远郊区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土地抛荒对土地规模经营也产生了内在的需求。于是，沿海如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南海、番禺等地区顺应这一需求，在社区政府的参与推动之下，先后实行股份制改造，成为我国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户的自愿与支持之下，将农户承包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并将模糊不清的集体资产也折股量化到个人，成立诸如农业发展股份公司，对全社区所有入股土地进行统一规划，或发包给农户经营，或设立下属企业直接开发经营，进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经营，甚至用于非农业开发等。
农户将土地经营权出租给特定的农业相关企业，而关联企业实行“反租倒包”方式经营。如秦皇岛市野力集团1998年1月向黎昌县农民租用1万亩土地使用权，租期10年，租金为每亩土地每年600元人民币，其中给农民500元，乡政府50元，村委会50元。由乡村政府负责出租耕地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在承包耕地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公司在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将土地进行改造平整，根据生产需要建立葡萄种植劳务定额，将劳务定额以合同形式反包给农民，公司委派专家和经营管理者，对葡萄生产基地实行统一管理和技术指导，实行产加销垂直一体化经营（马晓河、韩俊等，2000）。
垂直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基本特征是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业关联企业之间进行资本、土地和劳动等要素的交易或联合，促进农户专业化经济的发展以至分化，部分农户专业化于农业经营，部分农户或专业化于经营管理，或分化为非农户，从事非农产业。
总之，在家庭承包制下，由于分散小规模经营制约了农业生产成本的下降、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的弱化，大量农户都会理性地选择非专业化的经营方式，并且形成一种均衡陷阱或路径依赖。然而，各种形式农业产业化组织在我国的兴起，有效地打破了这一陷阱，促进了农户专业化经济的发展。归结起来，形式各异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存在以下三条基本路径。其一是契约一体化的组织创新。农业关联企业与农户之间的长期契约和专业市场是降低农户专业化经营面临的市场交易费用、风险以及实现外部规模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其创新关键是开放市场，培育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其二是垂直一体化的组织创新。农户之间以资本、土地入股形成的股份合作企业、农业发展股份公司以及农业关联企业采用“反租倒包”等经营方式，有效地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并促进农户专业经济的发展与农户分化。垂直一体化组织创新的关键前提是开放要素市场，培育与完善发达的农业要素市场体系及其市场运行机制。其三是横向一体化的组织创新。各类民间合作服务组织（如专业技术协业、专业合作社）是为农户专业化经营提供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户面临产品与要素两重市场交易费用和风险的有效形式。从目前的民间合作服务组织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关键是制订并实施积极的政府支持政策，鼓励农民的横向联合，但前提必须是进一步开放农产品与要素市场，培育和完善农业市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