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积或许是人生的一种天性。小时候积玻璃球，积画片。长大一点收积邮票、贺年卡或者照片。有机会到外地旅游的人总带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到过海滨的多半拾来一捧贝壳和五颜六色的小石子。但是收集切莫成癖。一旦对某项积藏变得痴迷，就会成为一种负担，使本已沉重不堪的生活更增加无数累赘，令人举步维艰。患有积癖的人对某件向往的物品，未得之前梦寐以求，苦心钻营；到手之后又戚戚惶惶，唯恐失掉。尽管人人都懂得有聚必有散，有得必有失的常理，但只因为性有偏好，爱之愈深，就无法那么达观了。正像发生在南宋画家赵孟坚身上的一个故事，江行覆舟，性命难保，仍然高高举着定武本《兰亭序》不放。
大约两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一个收集癖患者的自白》的自嘲短文，因为我就是这么个无可救药的收集癖患者。这病自童年时代染上，病因或许是小时候生活过于孤单，只能发明、寻找各种自娱的玩法以解寂寥。从收积香烟画片（当年叫洋画儿）开始，到后来收积连环画儿（当年叫小人书）、儿童刊物和外国钱币。长大之后，知识渐开，又对外国文学和音乐发生兴趣，孜孜以求地购置了许多远与年龄不合的洋书和音乐唱片。物换星移，我的生活环境虽几度变化，但收集的癖好却从未改变，而且年纪越大，沉疴愈深。80年代中期以前，居室极为狭小，两间住屋几乎为生活洪流滞留下的种种淤积物塞满，连转身都不容易。“文革”初期，革命小将们曾不辞辛苦地来为我清理杂物，一次就拉走半卡车唱片和旧书。被投进牛棚之后，连私藏在枕头底下的几本书都被搜去。记得其中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这部小说特别适合在牛棚里阅读。面对一片空旷，一时真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感觉。但没有过多少时候，革命群众忙于内战，对牛鬼蛇神的管教略一放松，我的被褥下面就又变成一个小书库了。
在《自白》这篇文章中，我固然对自己进行了嘲弄，但也对收集和癖好作了一些辩解。譬如说，玩物是会丧志还是也可以养志，就很值得议论议论。且不说像我这样一个从来胸无大志的人，即使摒绝一切喜好，也做不出任何事业来。相反的，保存有自己一点点喜爱，积有一些自己视为拱璧的东西，偶一翻弄，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仿佛也能面对几片青青绿叶，令人耳目一新——生活中毕竟不止是人工制造的丑陋假花啊！
为收集，为保存自己心爱的收集品要在精神和物质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仔细来想，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白来的东西。重要的是应该略略计算一得失账，别因小失大。在我们中国，特别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下，有时会发生极其荒诞的事令人啼笑皆非，这就另当别论了。比如说，革命小将在我的旧书堆里曾发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最早的汉字和韦氏拼音对照表，就逼我承认那是一本破解秘密电码的手册。再加上一张很有联络图之嫌的族谱，如果这一误会扩大下去，后果如何，将不堪设想了。《自白》一文对我如何受癖好之累，说得还嫌不够，现在不妨再唠叨两件旧事。
轮到我受检查了，行李解开，书籍在一个士兵手里被一本本翻动。这时问题来了，一本《露和词典》（即俄日词典）、一本《露西亚语四周间》（即俄语一月通；世界书局后来把这本日本出的俄语速成课本翻译出版了）叫检查我的士兵产生了怀疑。“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当然是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有日文书？”中国人就没有懂日文的了？”“说日本话的中国人都是汉奸。”我无法与他争辩。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结果我被关在一间黑房子里，直到第二天上午，同一个带兵的连长谈了大半天，才被释放出来。到了大后方之后，忙于为生活奔走，一时间也无暇再学俄语。那本千辛万苦带过来的词典和日本人编的俄语课本，最终还是忍痛卖给沙坪坝的一家旧书店，为我解决了十天的饭费。
时间飞逝，弹指间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连续十年的灾难中，有多少人只因为一点无伤大雅的爱好，只因为爱种种花，养养鸟，因为藏有几本书就遭受了厄运。轻则挨一场批斗，重的还要戴上顶帽子。前文提到我收集的唱片和书籍被卡车装走的事，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先是，在风雨欲来之际，我就已预感到我苦心孤诣的收积势将不保。厚重的书本画册既无法搬也无法藏，但是唱片呢？我最珍贵的密纹唱片（都是从国际书店买来的捷克版、东德版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已积了七八十张，有没有办法拯救一些呢？一天晚上，我在灯光下从这几十张唱片中选出约有半数，放在一只大提包里，思考把它转移到什么安全的地方。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顾医生，不久前才走出医学院的年轻人，既无历史问题，又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不是红卫兵乐于照顾的深宅大院。第二个人是我的一位好友李文俊，一个美国文学研究家，也是古典音乐爱好者，我决定把唱片送到顾家，因为他住的地方离我家比较近，骑自行车只不过十几分钟路程。
提起我同顾的相识，当时已有三四年历史了。顾原籍上海，故乡好像已没有什么亲人。他在北大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可是去了不到半年就因为染上肝炎弃职回京，后来在我家附近的街道诊所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几年前，我的女儿发高烧，请他来出诊，从此我们就认识了。顾是个书呆子，身体既不好，工作也不稳定，却每天啃读一本厚厚的德文医学书。也正因为这个，下班后常常到我这里问我德文语法问题。日子久了，他逐渐成为我家的常客，他的一些私事我同我爱人也都有一些了解。顾不只是个书迷，而且是个情种。一次出差去四川，偶然遇见一个四川姑娘，竟一见钟情，几次书信往来，就建立起嫁娶关系来。我同顾相识，他正处在四面楚歌中——工作转正问题、四川情人要来北京如何安置问题、经济问题，再加上每天从书本里冒出来的十几个德文语法问题，弄得这个一点不会料理生活的书生焦头烂额。我，或者毋宁说我的爱人，因为她心地比我善良，向他伸出援助之手，首先替他解决了最迫切的问题。四川姑娘就要来了，顾当时还住在没有结婚就死去的未婚妻家中（未婚丈母娘非常喜欢顾），是无法接待另一位新欢的。我们正好空着一间小屋，便成了简易的招待所。四川姑娘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同顾奠定了婚姻关系。又过了几个月，两人结婚，我们空余的小屋就成了他们的新房。“文革”开始时，顾夫妇已经搬到另一处地方，营造起自己的小巢穴，但仍与我家不时往来。在我把唱片送到顾处时，他的妻子不在家——我仿佛记得当时她已经在北京某一单位找到工作了。我的唱片只在顾医生家过了一夜，第二天傍晚，他的四川籍妻子就又捧还给我，自然也说了几句抱歉的话。我一点也不怪她，在那段乌云压顶的日子里，西洋音乐有如瘟疫，我本不该把瘟疫甩给他们，倒好像有意嫁祸于人似的。在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同顾夫妇没有来往，倒不是因为退还唱片产生了什么芥蒂，只不过在那种杀气腾腾的日子里，几乎人人自危，谁也无心交际应酬了。大约一年以后，有一次我爱人去诊所看病，竟带回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顾大夫不久前服安眠药自杀了。详情不悉，据说是妻子同他打了离婚，之前还大义凛然地揭露过顾的什么问题。我心想：幸好一年前我的唱片没有放在他那里，否则就也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罪行了！
我的宝贵的音乐唱片后来还是好友李文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替我私藏下来。是碍于朋友情面，还是出于对音乐大师的崇敬，对古典乐曲的热爱，我不敢妄度。我只知他的为人，既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又能比较轻松地生活。对某些事物严肃、执著，对另外一些人们奉为经典的又敢于轻蔑不屑。许多人们想不开的事，他都能以幽默态度对待，不怎么费力地化解开，尽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时被挤压得变了形，他却总能保持着健康的心态。不管怎么说，在当时那样严峻的日子里，我这位好友敢于把我的“瘟疫”接过去，令我非常折服，也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一阵暴风雨过去，虽然天边乌云未散，我还是把唱片拿了回来，当做完一天苦役，回到自己的窝穴后，用棉被堵上门窗，像偷食禁果一样屏神凝气地听着《命运交响乐》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我的思想顿时远离喧闹的尘寰，开始在空中遨游了。这就是我为之吃尽苦头的癖好对我的一点还报吧！
在写这篇文章两个月之前，李文俊打电话来叫我陪他去挑选一台组合音响。他为之付出极大心血的一部翻译稿不久前已经出版，拿到一笔稿费。离我住处不远的一条日趋繁华的大街上，近一年来像雨后春笋般冒出一家家专业音响店铺。我同他闯了几家，最后捧着一台爱华牌组合机走出一家店门。我回头望了望那家店铺，CD盘、盒带布满橱窗，琳琅满目，想听任何世界名曲都伸手可得。我突然又想起当年“横扫”的日子，手捧着一叠唱片不知所从，仿佛即将丧失亲人的感觉。如今出入音乐店堂挑选摇滚乐唱盘的年轻人有几个知道那时辛酸的遭遇呢？
文章已经写完，从头读了一遍，颇觉不对味。在人人争听“新翻《杨柳枝》”的时代，我这种唱了千百遍的“前朝曲”实在不该再奏了。但像我这样老朽的人，总是被鬼影缠身，无法摆脱。即使想歌颂盛世，也总爱从不那么“盛”的时候说起。想来这是当年受过的忆苦思甜教育影响太深，积习难改之故。
（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