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翻译英国格雷厄姆·格林的一本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读到作者描写主人公斯考比的几句话：“别的人都是通过积累而建立起‘家’——新购置的一幅图画，越来越多的书籍，一个奇形怪状的镇纸……斯考比却通过逐渐减少所有物而制造家的气氛。”译完这句话，环顾一下自己的蜗居，不由感慨万分。虽然“文革”中“革命小将”曾不辞辛劳地一再为我清理杂物——第一次拉去将近半卡车外国音乐唱片和书籍画册，第二次又搬走几只纸箱，拿去我所有的译稿、笔记本、照片和一切可疑的物品，包括一轴颇有些联络图嫌疑的家族宗谱和一本用韦氏音标注音的字汇，但曾几何时，“文革”刚刚过去，我也甫从干校归来，我的书桌、书架和炕头却又已堆满了生活洪流滞留下的种种淤积物了。几部外文字典立在收复不久的地盘上仍有些惶恐不安，但十几本大大小小的红宝书和镶在两只镜框中的主席纪念章却高踞柜顶，睥睨一切。我的住房当时只有两间，一间是我爱人和小女儿的卧室也兼做厨房和饭厅，另一间是我工作、休息、会客的三合一房间。不知从何时起，我爱人心爱的收集品——大小玻璃瓶和泡菜罐趁房门没关紧的时间，一个个都溜进我的屋子，在墙角和书桌下面摆开阵势。我看着这些填塞了生活空间的形形色色杂物，叹了口气。哎，为什么我不能像斯考比那样用减少而不是用积累来营造巢穴呢？
我不只积累，而且搜求集藏，终至染上了不可救药的收藏癖。小时候积有二三十辆玩具汽车仅仅是个开端，自从在小学读书开始攒纸烟盒画片（北京话叫“洋画儿”）起，就种下这一癖好的病根了。明信片、外国硬币、纪念章、旧书、唱片、小工艺品……对我莫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先后成为我收集的对象。有些癖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变迁最后倒也戒掉，但有的却缠绵终身，老而愈烈。只有一个短暂时期，我的收集癖差点儿治好了。那是“文革”最初两年，唱片和书籍都被抄走，其他零七八碎也一扫而光。住进牛棚的时候，连我偷藏在枕头套里的三五本书（我记得其中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没逃过监管人的眼睛，一股脑儿被收走。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每天除劳动、读《毛选》、写检查外，只能两眼望天，一时真进入了四大皆空的境界。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战士”们忙于打内仗、对牛棚管理松散，我的被褥下面又逐渐变成一个小书库了。“文革”后期，我在山西插队的儿子为我背回一台老式录音机，我在音乐家老志诚和另外几处唱片幸存的朋友家又录下大量磁带——大革命的风暴尚未全然过去，我又开始积累，乘着音乐的羽翼在空中遨游了。
近十年的情况就不必多说了。一句话，年纪越老，沉疴越深。不仅磁带已经转换为激光唱盘，书库也增加了若干本原版美术画册，而且青少年时期曾一度害过的收积外国硬币癖又旧病复发。白天我到币市上奔走购求，晚间在灯下摩挲品玩，直至深夜。至今我已积有二百余国家地区的古今硬币。打开一本本币簿，我的灵魂一会儿走进埃及大清真寺，一会儿随着骆驼队跋涉在某个阿拉伯国家的沙漠里，一会儿又憩息在太平洋岛国土瓦鲁的椰树下，听海涛拍打沙岸。索马里的小铜币使我看到那里受饥饿煎熬的人民，而希腊币上的帕伽索斯神马又载我登上众神居住的奥林波斯山。每次翻开集币簿，我就开始一次世界性的旅游，钱币上纷繁多彩的图像为我打开一个个国土的大门。帝王元首、世界名人、大神宙斯和自由女神，名建筑和土著民族的图腾柱，非洲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农家院落里的家畜鸡禽……我不只惊叹这一件件艺术精湛的浮雕，而且浸沉到这些图像反映出的历史和文化里。对我说来，我的搜集不啻一座文物宝库。
正像考古学家不停挖掘，一砖一瓦地填补历史空白一样，我也东寻西找，一枚又一枚地增加我的库存，只不过我的空缺更大，所以就必须加倍执著，孜孜不倦。在局外人眼中，我的行为似已近乎疯癫。其实清代人郑板桥早在一首诗中为我画了像：“钩深索远求，到老如狂痴。”狂痴就狂痴吧，只因爱上此道，对其他方面的追求——发财也好，著书立说也好，衣着饮食也好，就更加淡泊了。甚至连我老伴也夸我说，自从积攒外币着魔以后，连吃饭都不再挑嘴了。中国钱币学大家丁福保写了一首题为《咏古泉》的诗，前半首说“富贵穷通付逝川，摩挲考订不知年。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玩古泉。”我玩的虽是外币，功名更无可言，但是痴迷的劲头同集币入迷的前人大概是没有分别的。
不久前在《文汇读书周刊》上读到周国平先生写的《玩物也可养志》，大为赞服。其中一段是：“人活世上，主旨应是享受生活乐趣，从这意义上理解‘玩物’，则‘玩物’也可养志，且养的人生之大志。因它而削弱、冲淡（不必丧失）其余一切较小的志向，例如权力、金钱、名声方面的野心，正体现了很高的人生觉悟。‘玩物’可能会成癖，不过那也没有什么不好。一个人能够成年累月乃至一生一世迷恋于某种大自然的或人类的作用，正说明他有真性情真兴趣。癖造不了假。有癖即有个性，哪怕是畸形的个性。有癖的人不是一个只知吃饭睡觉的家伙。相反，正如袁宏道所说：‘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巴尔扎克说得更斩钉截铁：‘一个毫无癖好的人简直是魔鬼！’”周先生的妙文实是为收集癖患者写的一篇辩护状，叫害了这一病症的人不再为自己的乖僻行为感到那么脸红了。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