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如果爱上一个人，
就叫他流浪，东跑西奔，
溪流、田野、高山和林莽，
穹苍下随处可以安身。
有的人不肯走出家门，
雷雨风雹都令人惊魂，
只在屋里听老婆聒噪，
毕竟那是熟悉的乡音。
小诗是我偶然在一本德文老杂志上读到的。那是在上一世纪40年代末，我已经在北大复了学，正热衷于读德文的时候。我的浪荡生活早已结束，大概上帝不再爱我了。抗战后期，我曾离家，在大后方流浪了好几个省份。当过兵，受过难，后来又在一所学校读了两年书（半心半意），同一个女孩谈了恋爱（真心实意），在我撒够了欢儿以后，还是回到无法彻底舍弃的书本上来了。
50年代以后，我开始规规矩矩地当教师，给学生上课，但是总觉得教室非常憋闷。年轻时浸入肺腑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野性”，常常叫我坐卧不宁，想干一点儿出格的事。
70年代末，风停雨霁，可以喘口气了。80年代，形势更好，终于又能打起行装，每年到外面浪荡一番。1991年就又有这样一次机会，成都要开个国际会议，讨论科幻文艺作品，我也受邀参加。5天会议过去，我在四川又继续逗留了一段日子，首先游了九寨沟，再回成都南下，去峨眉朝金顶。但在这篇短文里，我要写的既不是科幻大会上如何讨论外星人，也不是上山朝圣的观感。我要讲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是我年轻时的影子。上帝本来眷顾他，想叫他看看外面的奇异世界，但中途又把他抛弃了。我遇见他那天，正在乐山长途汽车站等车去峨眉山。
我把时间表弄错了。上午的班车刚刚开走，下午一班还要等三四个小时。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等待。乐山大佛已经看过，长途车站在郊外，我不想再回市区。我在空旷的候车室一张长椅上坐下，拿出地图册，查看下午的行程。我坐的这排长椅背后是通道，偶然有一两个旅客走过。一个人影总在我背后晃悠，那人显然在看我的地图。从眼梢望去，我看出那是个穿蓝色服装的年轻人。我把身体向椅子里面挪了挪，招呼他坐下。
年轻人有些拘束，但还是坐下了。他接过我递给他的地图。这时我看清楚了：年纪大约十八九岁，体态单薄，面容清秀。因为脸庞消瘦，眼睛显得很大。我发现他看地图首先看的是四川省，之后又翻到西藏自治区。怎么？这个年轻人要去西藏吗？我有些好奇。观察了一下他的行装，我看到一只硕大的桶形背囊，塞满衣物，背带上挂着水壶和毛巾，那是一个长途跋涉者的装备。我摸不清他的身份：学生，打工仔，外出工作，远地探亲？这时季节是五月，学校还没有放假，他决不会外出旅游。从衣着看，这个年轻人并不富裕。
为了解决心中的谜团，我等他看完地图，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同他说起话来。事情逐渐清楚了。他是个中学生，从重庆来，要去西藏。去工作还是探亲，我问。都不是，年轻人有些羞涩地笑了笑，只是想去看看，听说那地方挺神奇的。我不好意思问他的经济状况，只是概括地对他说，去西藏不那么简单，要爬好几座高山，路很远。我当然也称赞了他冒险的勇气。年轻人反问我来四川做什么，我说我跟他一样，也是来看看。他想知道我去没去过西藏，我说我没有去过，西藏海拔太高，我的身体怕不能适应。四川可看的地方很多，已经够我看的了。这个年轻人虽然家在四川，对本省的情况却知道得不多。已经到了乐山，他居然连乐山大佛也没听说过。我告诉他，这是很值得一看的古迹。弥勒大佛凿在凌云山断崖上，头与山高，脚踏大江，身高71米，创建于唐朝开元年间，历时约90年才完工，堪称世界之最。他好像被我说动了，但又犹豫着，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我看了看表，离下午班车发车还有3个钟头，时间充裕。走吧，我说，我带你去看看，不用你破费。年轻人很不好意思，但还是背起行囊，跟着我走了。
我们自然没有走到大佛跟前，更没有攀登悬崖到大佛顶上。我们乘坐一艘观光木船在江面上兜了个圈子，从远处反而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大佛全貌。我给何君——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姓名了——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看完大佛，我又请他在一家面馆吃了碗汤面。两人既已熟悉，我听他更详细地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何君在重庆郊区一座煤矿工人子弟学校读书，已经读到高中三年级。父亲就在矿上电机班当工人。他在学校功课一般，但对文学有特殊兴趣，写诗，写散文，还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暑假快到了，不仅毕业考试是个难关，毕了业，出路也成问题。他既无力上大学，又不甘心在矿上混事。思来想去，何君把心一横，决定离开家到外面来闯天下。
这简直是我年轻时的影子，我想。当年我不也是19岁，读书读得好好的，突然一阵冲动，离家出走了吗？不甘心憋闷在已经心生厌腻的狭小天地里，渴望挣脱牢牢束缚自己的单调和平凡，只凭仗着青春锐气和无知，就耸身一跃，跳进生活的激流中。如果说我当年出走，还擎着一面参加抗日战争的神圣旗帜，今天何君却没有了这一借口。说穿了，尽管时代不同，我俩弃家远行，实际上都是听从心灵的召唤。如果往深里挖掘一下，多半都是出于不安分的性格。至少我是这样。
当然了，何君中途弃学，还有另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这倒也是实情。据他说，家里几个弟妹都很小，父亲已不年轻，他不忍心天天面对父亲一张愁苦的脸。他跟父亲感情很深，看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他总想到自己的父亲。后来我们谈到文学，何君最喜欢的是两位四川作家——艾芜和沙汀。这次出来他只带了两三本书，其中一本是美国当代诗歌，另外一本就是艾芜的《南行记》。这叫我感到震骇。国境线上孤零零的一座野店，奔腾的怒江日夜轰鸣，盗马贼和鸦片贩子，长发飘逸的傣族少女……当年我就是受了这样一个绚丽多姿的世界诱惑才跑出来的。难道今天它们还没有失去对年轻人的魅力吗？但是当年西南边陲非常落后，读书识字的人极其宝贵，想找一碗饭吃并不困难。今天哪里还稀罕中学还没有读完的学生仔呢？再说了，何君要去的地方不是云南，而是西藏。高山峻岭，人烟稀少，语言也有隔阂。他能走到旅程终点吗？我很为他担心。可是我不想劝阻他，为什么叫一个年轻人的美梦过早破灭呢？在回长途汽车站的路上，我一直在作思想斗争。最后，离分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禁不住还是把他西藏之行可能的遭遇向他仔细摆了摆。我最担心的是，他带的钱并不多（他已经如实告诉我，不足300元），万一中途花完，搁浅在一处荒村野店，该怎么办？我拿出一张纸，给我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匆匆写了封信。这人川大毕业后开了家乐器店，人很仗义。我把信交给何君，告诉他，万一遇到困难，他可以去找这位陈先生。陈先生一定会资助他回老家路费的。我乘坐的汽车开出了乐山汽车站，我看见何君走向另一辆长途班车。蓝色的身影在我眼睛里又闪动一下就消失了，我们分手了。
我回到北京。一个多月过去，我接到何君从老家重庆寄来的一封长信。不出所料，他离开乐山，经过雅安、理塘，还没有进入西藏地界，旅费已经所剩无几。他改为步行，在公路上迂曲盘旋，走得筋疲力尽，却没有前进多远。后来遇到一个在山中采药的人，带他走上一条山间小径，可以少走些冤枉路。那人不只带他找到山泉，还把自己带的干粮分给他吃。夜晚，两人或者找到采药人搭的窝棚过夜，或者就睡在山洞里。他在信中描述了山间露宿的经历。傍晚，太阳刚刚落到远山后面，千山万壑就被泼洒上浓黑的墨汁儿。奇峰、巨石、参天的大树……什么都隐没不见了。就连脚下的山路也像草蛇似地钻进灌木丛里，无影无踪。不能再往前走了，只好就近找一个藏身之所。他们钻进一块岩石的缝隙里，把所有衣服盖在身上保暖。山风凛冽，寒气逼人，再加上肚内无食，无法入睡。熬到半夜，才打了个盹。好像没过一会，耳边就响起不知是什么动物的鼻息咻咻声，而且远处还有别的野兽在吼叫。何君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他坐起来，摸索到白天用来探路的一根粗树枝，握在手中。过了一会，野兽的吼声没有了，只听见采药人在不远的地方呼噜噜地打鼾。他怕自己被冻僵，就奓着胆子爬到石缝外面，活动一下腰腿。无意中抬头一看，他感到一阵昏眩。千万颗亮晶晶的星斗正在头顶上闪烁发光，而且近在咫尺，仿佛一伸手就能够摘下几颗来。这灿烂的群星，这挂着无数小灯笼的穹庐，如此辉煌炫目，叫何君把饥饿、劳累、恐惧……一路遇到的困难，全都忘在脑后。
正当他的流浪生涯走上绝境的时候，“神奇“出现了。他千里迢迢、吃尽苦头出来寻找的，不就是这类从未想象过的奇遇吗？我不敢说，当时他的感觉同我现在写的一模一样，但是从他写给我的信上看，他那几天在旷野荒山中的经历，确实叫他有如走进一个崭新的奇异世界。就这样，何君跟着采药人走了两三天，后来发现那人为了采药，在山中转来转去，有时还走回头路，旅程并未缩短。再说他也不能总是吃人家的东西。于是又独自摸索着回到公路上。前进还是后退？这时他已经弹尽粮绝，不但旅费花光，身体也疲惫不堪，只好把随身携带的衣物押给路旁一家小店，换了一张返程车票。回到了成都。何君除了身上破烂的衣服，已经一无所有。幸好我给乐器店朋友写的那封信他一直保留着。他借到回重庆的路费，没有流落街头。
何君在信中自然对我说了不少感谢的话。对他这次“铩羽而归”，感到非常惭愧。但他认为到外面转了一圈，增加了阅历，还认识了一些人，比起闷坐家中，“得”还是大于“失”的。何君在信里附了一首他看了乐山大佛后写的小诗。这里我抄了几行。我不认为他的诗艺如何高明，但毕竟从这几行诗句中，我读到一个19岁年轻人的真诚和追求。诗的题目是《心中的大佛》：
渐渐地坐断岁月坐成永恒
无语江水依旧东流
你平淡冷漠的目光
一直凝视着脚下的三江水
你可看到动荡岁月中的金戈铁马？
你可听见遍地哀鸿的绝望呻吟？
……
何君在诗中最后还写道，很多人心中也有一尊大佛，当悠悠岁月逝去，凌云山上的大佛已经碎裂，心中的大佛却会仍然屹立。他没有明白说出，这座永恒的大佛是什么。
这以后我俩时不时相互通一次信。高中毕业，何君曾经在一个职业培训班进修电工课，但是找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最后还是那位成都陈先生帮了忙，让他到自己开的乐器店打工，同时学习电脑。90年代中后期，我有两次入川，都同何君短暂会晤，但没有时间长谈。从通信中我看出，他的文学梦一直没有断绝。有一次他在信中说：“我现在的生活平平淡淡，写作也毫无起色，我了解到，没有真正生活的撞击是不会产生创作灵感的。”90年代末期，艾芜去世，是他首先把这一沉痛消息告诉我的。信中，何君追述艾芜对他的影响。他认为，作家年轻时颠沛流离的经历不仅是毅力的磨练，也是不懈追求精神自由的艰辛过程。我不知道，何君将来某一天还有没有勇气，再打起背包外出闯荡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何君是在1999年秋天。我在岷江上游米亚罗羌族村落停留了几天，归途经过成都。何君邀请我到他的住处过夜。他已经结婚，同新婚妻子在成都西郊租了一间屋子。我去的那天，他同妻子临时住到邻居家，把住处让给我。乐器店已经停业，何君这时转到一家厨具公司工作。他学会了使用电脑，替公司用电脑绘制厨房设计图。晚饭后，何君的妻子很早就到邻居家休息，我同何君一直喝茶、聊天。我发现他变得成熟了，就是说，现实问题逐渐挤掉了过去脑中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我们的话题仍然没能完全离开文学，但也谈了不少社会上和生活中的事。他告诉我，成家以后，他既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也要给家里些钱，好让弟弟妹妹多读几年书。父母都已年迈，不愿意在乌烟瘴气的矿区里待下去，他怀疑自己有没有力量给老人提供一个较好的居住场所。
我提到他曾写过一首题为《心中的大佛》的诗，问他“心中的大佛”指的是什么，他说他记不清了。那时，他看过罗中立的油画，那张历尽沧桑、充满皱纹的父亲的脸，叫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也许“大佛”是指父亲吧。过了若干时候，何君写来一封信，告诉我重庆有一家厨具公司要聘用他，待遇比现在的好得多。到了重庆，他就可以考虑把父母接出来，只是他的妻子不愿意同公婆住在一起。对此何君在信中还发了些牢骚。结婚前，他同女友志趣相投，都认为对方是自己选中的最佳伴侣。女方的家长曾嫌弃何君是个没有出息的打工仔，不肯答应这门亲事，他俩是经过一场斗争才结合的。现在何君发现，妻子变得比他更加现实。购置一处住房远比写100首诗更重要；平常聊天，也总是张家长、李家短，或者在哪家服装店又看见一条漂亮短裙的事。
进入21世纪，我同何君的联系逐渐稀少，最后完全断绝了。我猜想他的工作岗位已经转到了重庆。他是否有了自己的住房？是否把“心中的大佛”——他的父亲供养到新居里？我都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我想，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座大佛，大佛可以代表许多许多事物。可以指自己的父亲，也可以指对未来的憧憬。理想，信念，崇拜的人，都会成为一个人心中的大佛。正因为有它萦系心头，人生才有了坐标，不再虚度。它逼迫人不断思索，不断追求，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有些人甚至为此奔走他乡，也就不足为奇了。年轻人对处境不满，总希望跳出自己的圈子，看看另外一个世界。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如此。那就走吧，出去看看吧！城里人可以去海南岛，去西双版纳，更有钱的还可以出国。但这都不是流浪，而是旅游。时代变了，人们不会口袋里只揣两三百元就出去浪迹天涯了。农村的人也不甘心被束缚在土地上，也要远走高飞，只不过他们走的是相反的方向。不是高山峻岭，而是水泥建筑的楼群。对他们来说，楼群也是一个新奇的世界，说不定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呢。
但我总是怀疑，心中的大佛是否能够永存。随着年龄增长，世事变迁，年轻时的思想也会发生变化。理想、信念和热情逐渐衰退，在心中不再占有主要地位。我们常说，某人变得老成了，或者世故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大佛并不是“不坏之身”，它也同石刻佛像一样，日久天长，风化碎裂。世上谁又能逃出永恒不变的人生轨道？城市人也好，农村人也好，最终都要变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何君没能逃脱。我则在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一生必将平凡庸碌，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