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踏进梅府大门，是在把国家折腾了10年的“文革”发轫的前一年。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虽然日趋严峻，一般升斗小民却并未意识到即将降临头上的一场大祸，因之也没有完全失去结识新交、拜望世家名流的心境。但我去拜访梅绍武倒并不因为他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后裔，而是对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心怀景仰。绍武当时就已有大部头翻译作品问世。他同夫人屠珍女士，时有翻译文章在《世界文学》——“文革”前唯一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上发表。这次引见我去认识绍武的也正是《世界文学》的一位编辑张佩芬女士（德国文学研究者，她的爱人就是现在已经鼎鼎大名的福克纳专家李文俊，两人当时同我已有交往）。
我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西侧的一条陋巷里，梅府则在我住家正东、护国寺街的东口。这是一处深邃的四合院，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居所（前若干年已成为纪念梅先生的纪念馆）。从我家到梅府，首先要经过护国寺街西头路南一幢巍峨的建筑，那是梅兰芳生前为弘扬京剧，捐助巨资建起的“人民剧场”。走过“人民剧场”，穿过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只要再走两三百步路就到了梅家。可惜这天去得不巧，正值绍武外出，未能得见他的风采。接待我同张佩芬女士的是他的夫人，落落大方且又健谈的屠珍女士。虽然是第一次登门，我并未感到拘束，参观了绍武的书房，也见到这对伉俪的三个可爱的小子女。从这天起，我同绍武一家就建立起长逾四十年的交谊。
“文革”前及“文革”初期，我去梅家的次数不多。在一场横扫大地的暴风雨爆发后，梅家乔迁到宣武门内另一处老房，不再是我的近邻。我在暴风雨间歇偶尔去坐坐，只是为了互报平安而已。倒是1969年冬我下放“五七干校”以后，每次休假回家，只要绍武也在北京，我总要去他那里借几本外文书。
在干校劳动锻炼还能读外文书？这或许要稍做些解释。我下放的干校就在离天津不远的茶淀，离北京不过半天路程。（有一次我还骑自行车到天津去赶火车回京）我们那里管理不太严格，一年总能休三四次长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干校被分派到远离大本营的木工厂干活。按照工厂的安排，作息非常闲散，且又独居一间宿舍，可以“为所欲为”。时间一长，我又犯了老毛病，二三十年养成的爱看外文书的“恶习”，叫我想找点洋书。绍武那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不仅借书方便，手头还经常摆着几本正在编目的新书。此外，梅兰芳先生曾到境外访问，也带回不少英文书。这就使绍武家成了当时国内罕见的一座图书宝库，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精神食粮。借书、还书以致后来发展到译书、评书，这是联系着绍武和我的一条坚韧纽带。
改革开放以后，文艺政策放宽，我们几个搞文学翻译的人不仅重操旧业，而且还大胆引进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甚至引起争论的侦破小说。除了分别研译各自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合作，共同出版一部集子或者合译一本书。举其大者，我同绍武等人都参加了老翻译家冯亦代同王佐良两位先生各自编选的一本美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冯亦代和我都编过西方惊险小说集。绍武伉俪也编过加拿大小说集等等。这些书使我国一度停滞的译介西方文学事业重又繁荣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梅绍武、苏绍亨、董乐山和我合译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是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教授撰写的一本近五十万字的学术著作，对马克思一生发表的文学评论和美学观点做了系统性的阐述和分析，在西方评价很高。翻译这本书是一件艰巨工程，几乎每页书都有几处需要查对马克思原著，每页书都需要编写若干条注解。初稿译好后，全书的校对、修改以及撰写序言都是绍武一人承担，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除与他人合作外绍武个人辛勤不辍，在译介外国文学上做出巨大贡献，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许多国外知名作家，像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小说家纳博科夫等，都是经他介绍才为国人熟知的。绍武这方面的众多成果，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联系我同绍武的另一条纽带，是我俩对西方古典音乐兴趣都很浓厚。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学校虽已复课，但我因旧债尚未了结，一时仍然没有上讲台的资格，只能在系资料室打杂。工作清闲，时间充裕，班可上可不上。这样也好，我不但有足够的时间看书、会友、逛大街，还把尘封已久的密纹唱片翻出来，重新回到阔别将近十年的音乐世界里。从这时起，我去绍武家更频繁了。此前几年他有幸到英国去作了一次短期访问，带回来一些新唱片，另外还有一台开盘录音机，在国内难得见到。我在山西插队的儿子不久也从太原为我背回来一台国产录音机。我去绍武家主要是欣赏音乐，听唱片和转录磁带。我听绍武的，也偶然带去一些自己从别处找到的。记得有次我从老钢琴家老志诚那里录了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还曾急匆匆地到绍武处献宝。
常去他家的客人自然还有别的音乐爱好者，一位小提琴家姚念庚曾指点过我的小女儿拉琴。另一位在电台工作的严沆泰，不只英文好而且会弹钢琴。他后来去了英国，同我至今仍有联系。我同绍武都不会乐器，但绍武音乐知识丰富，脑子里尽是大作曲家、名演奏家的轶闻趣事，吸引了不少听众。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同儿子谈起这位痴迷音乐的“梅伯伯”，儿子居然还记得听他讲过的几则趣事：波兰小提琴家胡伯曼平日练琴总习惯盘膝坐着。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有一回登台演出，因为过于投入、感情激动，竟把琴弓甩到了舞台下面。
绍武家积藏的音乐资料和那里浓郁的音乐气氛，在当时枯燥的日子里宛如沙漠中的一泉清水，润湿着很多人的心田。当然了，这已是“文革”后期的事。人人摇动小红书，高喊“造反有理”的日子逐渐远去，人们可以稍微呼吸一些自由空气了。
梅老夫人——梅兰芳的遗孀福芝芳女士——那时还健在，正月初二是她的寿辰，每年这一天，我必去梅府，先给老太太拜寿，再给梅府一家人拜年。这一天梅府总是宾客盈门，绍武的朋友多半坐在西厢房他的客厅里喝茶聊天，中午到东厢房吃一顿寿面。因为人多，厨子准备的是比较简单的炸酱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在梅家已成为招待客人的传统。多年以后，梅老夫人已经仙逝，绍武一家离开宣武门迁到另一处新居。我有时去他那里闲坐，仍旧惦记着留下来吃一顿炸酱面。
绍武走了。一个充满敬业精神、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一个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的翻译家和作家；一个既可与之闲谈，又可与之切磋学问的长者；一个乐于助人，讲信义、重然诺的朋友。这样一个人理应享有更长的寿命，在文坛和翻译园地里种植出更多的奇葩。但造物者忌才，更忌妒有才华的好人，竟匆匆把他召走了。作为他的好友，我不仅感到悲痛，有时候还会自问：像绍武这样一个谦谦君子型的学问家，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还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