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兄走了，中国翻译界失去一位驰骋沙场、卓建功勋的老将，我痛失一位良友。
屈指算来，我同乐山的交谊已有27年历史了。1972年春，我所在单位——北京语言学院撤销后宣布并入北京市第二外语学院。同年4月，原在茶淀五七干校劳动的两校员工绝大部分撤回北京，“复课闹革命”。就这样，董乐山和我从分属两校、互不相识的教师成为同校、同系的同事了。第二外语学院校址在北京东郊，我住在市内，乐山的家更远，在西郊皇亭子新华社宿舍。我俩在校内单身教员宿舍各有一个床位，而且恰恰在一间屋子里。但我们从未利用过。我们两人见面、交谈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下班返城的长途车上。我同乐山当时还都背负着没有了清的“旧账”，仍被剥夺登讲台授课的资格，所以就被一起塞在资料室里。两名无所事事的闲员，相对坐在办公室一隅，一杯清茶，一只纸烟（乐山是在80年代中才因健康原因戒烟的），清谈成为我俩必修的日课。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功底深厚。在抗战前的上海孤岛上就已从事编辑写作，且又参与了当时上海戏剧界的活动，写过不少篇剧评，脑子里轶闻、掌故极多。解放后他在《参考消息》工作了八年，每天同国外报刊打交道，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同他谈话，我常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我同乐山相识后，最佩服他的是两点：一是他读的书多，知识面广；二是他在艰辛的处境中，孜孜不倦做学问、搞翻译的坚韧精神。《第三帝国兴亡史》一书的翻译出版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帝国兴亡史》是乐山偶然在新华社图书馆书架上发现的，但翻开一读就不忍释手，“许多过去在报刊上读到过而又语焉不详的历史事件一一重现在眼前，而作者夹叙夹议的评论洞微察毫，令人折服……”（董乐山：《另一种出书难》原语）。这部千余页的巨著从原书发现，向出版社推荐，直到最后统一几个译者的译文，总其大成，可以说是他一人的功劳，但直到1973年再版，书上才署了董乐山的名字。他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出版社让我校订修改。当时出书没有稿费，校订工作足足花一年时间，完全是尽义务……”我在“文革”前后也有相同的遭遇，出书不能或不愿署名，稿费极低或根本没有，甘愿在政治运动中受鞭挞，违心给自己扣上散播封资修思想的帽子，也舍不得丢下笔杆。总想在荒芜的沙漠上，种植几棵青青小草，与人们共享。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相似的经历，使我同乐山结识有相见恨晚之感。直到1972年年底，北京语言学院复校，我调离二外，我和乐山几乎朝夕相处，无所不谈。这一时期的频繁来往，不仅加深我们相互了解，而且为以后翻译上的几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第三帝国兴亡史》与1979年出版的《西行漫记》两书的翻译，还都是得到批准，不担什么风险，他翻译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了。《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寓言，也有人称之为“政治幻想文学”（与“科学幻想文学”相对）。这部书写于1948年，书中描述的是作者对法西斯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测——人性遭到泯灭，自由被剥夺，思想受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堕落已达到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程度。奥威尔死于1950年，中国革命刚刚取得全面胜利，《一九八四》一书的描述可以说与我国毫不搭界。但书中某些情节却又与“文革”中的一些荒唐情景极其相似。乐山决定把它译介到中国来是颇经一番踌躇的。我当时也热衷于科幻作品，极力怂恿他完成这项伟大工程。《一九八四》最初分期刊登在内部报刊《编译参考》上，我也译了几篇其他西方科幻小说先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
奥威尔的这部矛头指向极权主义的经典性作品至今恐怕仍令某些神经脆弱的人心悸。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实例是，直到1997年它还又遭了一次厄运。某一出版社本已经同董乐山签订合同，由他主编《奥威尔文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奥威尔不同题材短文、评论若干篇，下卷包含他的两部小说：《一九八四》及《动物农场》。这里不妨顺便啰唆两句关于《动物农场》这本书。这是奥威尔在1945年写的另一部政治寓言。故事很简单：某一农场的动物，因不堪主人虐待，奋而造反。猪在动物中最聪明，成了“革命”的领导者，但在“革命”成功后猪窃取了胜利果实，替代早年的农场主继续奴役压迫其他动物，自己则过着骄奢腐化的生活。经过血腥清洗，动物中的反对派都被清除，猪儿稳坐泰山。《动物农场》是乐山叫我译出的。（据他说几年前曾有一个译本，但译文不够理想。）不想在《文集》出版时，下卷却被砍掉。后来乐山又为他的《一九八四》重找了一个婆家，我译的《动物农场》却仍待字闺中。
乐山同我耍笔杆子都已数十年，但有很多事谁也说不清楚。有的书一时能出，另一时又不能出，一个地方能出另一个地方则不能出，甚至同一出版社已同译者签订合同，转眼便又撕毁。译者的心血就在这样反反复复中，付诸东流。奥威尔的作品只是一例，另一部由我担任主编、董乐山大力协助，并亲自译了一部二十余万字作品包括于其中的《外国当代惊险小说》也几乎遭受到“扼杀”的噩运。第一卷本已打好校样，只因出版社来了位新领导，对惊险小说持有不同看法，便立即退稿。这部三卷集的《小说选》最后是由另一位观点转向开明的大人物最后发了话，才死里逃生，否则编者与译者倾注的心血就都白费了。
我调离二外后，虽然不再同他一起坐办公室，但仍然相互串联，过从甚密。乐山读书非常勤奋，用他自己的话说，得到一本好书就“手不释卷，废寝忘食”。我敢说在当代美国文化、文学这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像他涉猎得那么多。我记得当年我去皇亭子他的宿舍串门，常常看到他从当代外国报刊上摘录新名词、制作卡片。正是在他日积月累的几千张卡片的基础上，日后他编辑出版了《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与刘炳章先生合著，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近些年这本书是否有哪个出版社再版过，但我在这里要向喜读当代原文报刊或从事英语翻译的读者推荐，这本五百余页的小词典至今仍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工具书。早在50年代初，我国的知名语言家（也是翻译家）吕叔湘先生就大力提倡翻译工作都需要有多种多样的知识，应该是一个杂学家。但是任何人也不能读那么多书，博闻强记的人也时刻离不开工具书和词典。《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内含的词条大多不是一般语言词典和百科全书所包括的。如果今天能有人积累更多的这类知识性词语，继续丰富这本《小词典》，那对学英语和用英语的人真是功德无量了。
随着“新时期”到来，“文革”期间种种倒行逆施的措施，经过拨乱反正，逐渐转归正常，文化出版事业也开始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时代。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发挥自己“一技之长”，长期被禁锢的能量得以发挥了。从70年代末开始乐山像一座郁积已久的火山，终于迸发出炎热的岩浆，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来。我在这里不想、也无法表述他在一生最后20年的活动和著述。他的连续出版的一本又一本的译作足以说明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在译介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上的巨大贡献。我只想说几句我对这位老友的个人看法。我觉得在乐山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翻译家逐渐转向一位文化评论家和社会批判家。他在众多报纸杂志上写的杂文和评论文章不下数百篇，仅结集出版的就有四五册。这些文章一部分是属于历史回忆性的，更多是对中外文化和社会时事的批判性杂文。这些文章不只文笔犀利——正像乐山的性格——而且总是能击中要害，对他攻击的对象丝毫不留情面。自80年代初起，我同乐山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见面的机会不像“悠闲岁月”中那么多了。乐山前后三次赴美考察、研究、讲学。留在国内的时候，除本职工作外，还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并先后主编过几种中文和英文的刊物，工作繁忙，可想而知。虽然如此，我在翻译或其他事情上偶有所求，他总是欣然伸出援助之手。近十余年，我们有过几次合作。一是上文提到的我编选《外国当代惊险小说》，乐山不仅帮我出谋划策，提供篇目，而且亲自译了英国作家勒卡雷的20万字长篇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为这一选集增色。另一次合作是乐山、我和另一位好友梅绍武（由他带头）共同翻译出版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这是一位英国大学教授的学术性著作，引经据典，引注比比皆是。乐山担任有关资本论的一部分，难度更大。这本书出版后还获得了一个图书奖，我们的劳动并未白费。1991年我同乐山合译了希腊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当时也有争议，乐山为此写了专论，评述此书观点，刊于《读书》杂志上。不久前听说，南京译林出版社已从国外购买了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发行的版权。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偏见的愚昧总会越来越少。乐山如果地下有知，知道此书能冲破禁锢，再版发行，一定也会感到宽慰的。
乐山生于1924年，1999年1月16日弃离人世，享年74岁。从人的平均寿命看，74岁也可称为高龄。但当我们看到他的才华，他的卓识，他蕴藏的能量，我们就会觉得他走得实在太早了。如果再想一想这样一个一代学子，大半生岁月蹉跎，只是在生命最后20年（根据乐山写的《我的第一本书》，他把1979年12月出版的《西行漫记》看做是他个人的“劳动成果”）才有时机发挥出光和热来，我们就不只要为他逝世感到哀痛，而且也要为我们国家对人才的埋没与浪费从内心感到悲愤！
（199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