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的角度，结合诸葛亮的幼年经历，我们可以认为，诸葛亮在青少年时代，就对生与死进行过深层次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也许，在心灵深处，诸葛亮对生命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宣泄的，可能就是这种悲天悯人的生死观。这种情怀可能是日后诸葛亮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屡次北伐，不惜鱼死网破的情感基础。
诸葛亮年少时，每每自比管仲、乐毅，从小就要做生命的强者。基于年少时的生活经历，结合“二桃杀三士”故事中强者的覆灭情景，少年诸葛亮的生死观是独特的。
观念包含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生死观是一个人对生与死的认识和态度，这种认识和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目标取舍和道路走向。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生死观，其他什么“观”都无从谈起。只不过，生死观尤其是死亡观，往往存在于人的潜意识层面，平时也鲜有论及而已。
没有死亡观的人生观，是残缺不全的。生的艰难，死的无奈；生的乐趣，死的恐惧；生的喧闹，死的沉寂，都是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只是种族延续的一个环节。生是这个环节的开始，死是这个环节的结束，也是为早已诞生的或即将诞生的下一个环节让路。开始和结束一样重要，死亡也就和生存一样重要。既然死亡和生存一样重要，那么，死亡观和生存观也就一样重要，死亡教育就和生存教育一样重要。
当然，诸葛亮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是聪慧的、深邃的，用不着老师授课，就能体悟到生与死的真谛。
诸葛亮深知生的艰难，所以，他选择一种怪怪的方式生存——带着自己的生产建设兵团，远离首都和君主，偶尔打一仗（八年五仗），小胜或小败间隙，则演兵讲武，开荒种地；也算是忙里偷闲，战时休闲。
诸葛亮深知死的无奈，所以，他（下意识地）选择一种非常的方式死亡——一个政权的最高掌权者，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死在前线军营中。一方面，用如椽大笔，饱蘸自己的心血，为生命画上一个苍凉的句号；另一方面，拼上老命残躯，殉了自己的理想（至少在形式上），无论对蜀中父老，还是对子孙后代，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本书第一集论述魏延之死时说到，性格即命运。本集还要抛出一个“谬论”：选择亦命运。性格影响人生道路的选择，但左右人生选择更重要的，是人生观，尤其是人生观中的价值观、权力观、死亡观。
用行为阐释“选择亦命运”这一原理，最耐人寻味，又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秦朝宰相李斯。
李斯是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省漯河市）人，年轻时是楚国的基层公务员，干过仓库管理员之类的低级职务。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又脏又臭，瘦不啦叽，见人则仓皇逃窜。仓库里的老鼠，吃得油光发亮，肠肥脑满，见了人神态安详，不逃不窜。
不愧是荀子老先生的高足，年轻的管理员观察日常所见，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得出一个影响他终身的结论：人与老鼠一样，贤能不贤能是其次的，身份地位和生活待遇主要是大环境决定的。哪怕做个老鼠，也应该做仓库里的老鼠，而不能做厕所里的老鼠。于是，年轻的公务员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们暂且称之为“厕鼠仓鼠论”。
于是，这个姓李的小公务员便打点行囊，西入咸阳，到当时最强大、最开放、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秦国，谋求发展。就像如今的青年男女，远涉重洋，追寻美国梦一样，当年的小公务员，也去追寻自己的“秦国梦”。
李斯到了秦国，凭自己的才能和政治导师吕不韦的提携，终于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秦始皇死后，为了保住自己在“仓库”里头号大“硕鼠”的地位，李斯协同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废扶苏，立胡亥。后被赵高陷害，夷灭三族。临刑前，李“仓鼠”抱着儿子，老泪纵横：“儿啊，我们父子，现在就连想回上蔡老家，到野外打打野兔，也不可能了。”
李斯年轻时摒弃当“厕鼠”，选择当“仓鼠”，仕途果然红灯高照，一路高官厚禄。成了“仓鼠”之后，进食多，运动少，自然身体臃肿，行动不便。仓库是有门有窗的，当然不能随便、轻易逃窜。怡然自得、看着满屋子粮食担心无法享用完毕时，突然来了位心狠手辣的仓库管理员（赵高），妻儿老小被一锅端，还祸及三族。
一个偶然的发现，一次灵感的顿悟，一个早晨的离家，造就了人生的辉煌过程，也注定了人生的悲惨结局。
考察诸葛亮的人生道路，他诠释“选择亦命运”这一原理的行为，刚好与老前辈李斯相反。这种相反的选择，又会是如何的一种结局呢？
致命选择
诸葛亮当时的人生道路选择，演绎出一个妇孺皆知的典故：三顾茅庐。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正式出场，在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其实，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就为诸葛亮的出场铺垫、渲染。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个章回的内容，都是为诸葛亮的亮相做准备的。刘备飞马过檀溪，大难不死，隐隐有大难不死必有贵人相助的气息散发出来。逃难途中，夜宿南漳村，巧遇司马徽（水镜先生），单福（徐庶化名）擦肩而过。接下来，单福新野投明主，略施小计，不世名将曹仁、李典一败涂地。不幸单福老母被曹操掳至许昌，单福救母心切，辞别新主，临行前表明身份，走马荐诸葛。
那还了得！卧龙先生的粉丝单福，竟有如此能耐，可见卧龙是怎样的一条龙！卧龙要闪亮登场了。掌声、口哨、挥舞手中的烛光……且慢！
徐庶走后，司马徽放下大隐士的架子，再次登门向刘备恳切推荐卧龙。刘备便屈尊前去拜访诸葛亮。第一次，恰巧碰到卧龙的好友崔州平，刘备被崔州平没好气地教训一番。第二次，冒雪前往，碰到卧龙的另二位好友石广元、孟公威在乡村酒店喝酒，只顾猜拳行令，仰天长啸，对刘皇叔爱理不睬；又碰上卧龙的老丈人黄承彦，话不投机，拂袖而去。
那就更不得了了。不仅诸葛亮的粉丝徐庶厉害，诸葛亮的狐朋狗友也一个个有模有样，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可见卧龙不是条真龙，而是神龙。
刘备当时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那就只好三顾茅庐了。第三次，碰上诸葛亮正睡午觉，刘备束手敛容、毕恭毕敬在厅堂等候。诸葛亮好不容易醒来，还要吟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坦然又超然，肃然又傲然，大隐士、大名士的派头跃然纸上。诸葛亮起床后，精心地梳洗打扮半天，才慢腾腾出来会客。
功夫不负有心人。宾主摆上香茗，促膝交谈，就当前国内国际形势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刘备今后的出路达成共识。刘备果然是拨云见日，胜读十年诗书。客气一番之后，诸葛亮安排好家务事，半推半就地受了聘礼，便于次日随刘备出山去了。
《三国演义》的“演义”之功，不能不令人佩服。
《三国志·诸葛亮传》是如此记述的：年轻的诸葛亮隐居在襄阳附近的隆山脚下，躬耕陇亩，自食其力。当时刘备驻扎在新野，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刘备推荐，刘备叫徐庶唤诸葛亮一同来见。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是不能呼之即来的，应该将军您屈尊前往拜会。
于是刘备就前去拜访诸葛亮，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见面后刘备虚心请教，诸葛亮则根据天下大势和刘备目前的状况，为刘备的出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番，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三国志·诸葛亮传》只说刘备去了三次，才见着诸葛亮，诸葛亮陈述完后来被称为《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后，刘备说，太好了！紧接着一句“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三国志·诸葛亮传》并没有说诸葛亮出山的具体时间，只是说，刘备去了三次，才见着诸葛亮，见面后“香”味相投，诸葛亮献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毕业论文，打起背包随刘备干革命去了。
《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的出山，可谓神来之笔，诸葛亮的推销自我，足以让当代任何一位营销大师叹为观止。刘备的求贤若渴，足以让后世任何一位统治者羞愧汗颜。
事情真的是这样富有浪漫色彩甚至这么富有离奇（不仅仅是传奇）色彩吗？
关于诸葛亮的出山，《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如下：“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对“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句话，通行的理解是：“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
古人叙事说理，常用比喻、隐喻，行文简洁，单音词多，又不时使用通假字，古文的语境与现代汉语明显不同。现代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比较接近，而古代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距甚远。所以，今人读古书，往往容易产生或大或小的歧义；一句古文，译成现代汉语，有时可有几种译法，语义之间可能有微细甚至明显的差别。
其实，“由是先主遂诣（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句话，除了上述通行的理解外，还有两种理解。
第一，句中的“三往”不是特指三次，而是泛指多次。如此，则可理解为：“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去了多次才见到。”
第二，句中的“见”字读xiàn，通“现”。古代汉语中，“见”是“现”的本字，如神龙见（xiàn）首不见（xiàn）尾；或者说，“现”是“见”的通假字。如此，“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可表述为：“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诸葛亮）乃现。”
这样的话，这句话则可以理解为：“于是，先主就去拜访诸葛亮，去了多次，诸葛亮才与先主见面。”古汉语中，“见”做现代汉语的“见”字时，是及物动词；做现代汉语的“现”字时，是不及物动词。如果“乃见”是说刘备看到诸葛亮，是不能省略“亮”这个宾语的。如果说“乃见”通“乃现”，指诸葛亮现身与刘备相见，则可以省略“亮”这个主语。由此可见，我的这种理解正确的。
上述第三种解释，倒是可以将《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述与《三国演义》的情节，做一个合乎情理的贯通。大致的情形是，刘备得到徐庶的推荐后，对诸葛亮不是很重视。在徐庶的劝说下，才亲自去拜访诸葛亮。但诸葛亮拿不准刘备是怎样的一个人，开始时并不亲自与刘备会面，先让自己的师友与刘备打交道，以便对刘备作些试探性的了解，最后才亲自与刘备见面交谈。
所以，对于诸葛亮的出山，我们不能根据史书或文学作品的记述、描述，作生搬硬套的理解。因为，诸葛亮本人，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断不会如此草率。
刘备自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至诸葛亮出山，在荆州住了六七年。这六七年应该是刘备一生中最幸福同时也是最郁闷的时光，休闲得很，以致引出一个成语：髀肉复生。同时，诸葛亮的品牌在荆州士人的炒作下，已是如日中天。“诗才将略，一时才气超然”，据说曹操和孙权都想将其罗致麾下。
闲来无事的刘备就是平时上街买菜、遛鸟、下馆子，肯定也能听到诸葛亮的大名，不可能连卧龙是谁都不知道。思贤若渴的刘备绝不可能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少年老成的诸葛亮也绝不可能不与刘备深入接触，与刘备面谈一次就投怀送抱，以身相许。
诸葛亮的出山，不是今天的白领到民营企业打工，随时可以被老板炒，也可以随时炒老板。那是“卖身投靠”，弄不好要丢掉身家性命的。诸葛亮出山前能做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说明他的世界观已相当成熟，不可能像今天的热血青年，上头一糊涂，下头一发热，便带着女朋友到宾馆开房。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刘备驻扎新野期间，经过多次与诸葛亮的接触、交流，探讨今后的出路，共同制定了载于《隆中对》中的战略决策。至于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则有很多可能：人才招聘会、朋友聚会、偶然相遇、诸葛亮毛遂自荐、刘备虚心请教，等等。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作出战略决策，说明他们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诸葛亮才决定出山辅佐刘备。至于有没有谈什么待遇问题，不得而知，大概聘礼还是收了的，这是当时的惯例。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好的是，你很在意。”这首歌，是诸葛亮献给刘老大的呢，还是刘老大唱给小诸葛听的？
抱歉，我也搞不清楚。
诸葛亮决定追随刘备，基于他们达成了共同的愿景和理想，但光有共同的愿景和理想不够，刘备还必须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满足诸葛亮理想之外的其他一些欲望。正如一对男女，要组成幸福的家庭，光有性爱是不够的，那只是生育合作社；光男人养家，女人持家，也是不够的，那只是经济共同体。一个幸福的家，除了生计、性爱以外，还需要别的一些东西，诸如情趣、情爱、爱好，等等。
出山之前，诸葛亮在荆州生活、学习了十余年。当时的诸葛亮像个如今哈佛、牛津留学回国的待业青年，囊中羞涩，自己开公司不可能，但找工作还是很容易的，不少五百强企业都等待海归高材生的加盟，而且薪酬优厚，前途看好。
经过多年的观察，诸葛亮对刘表的懦弱无能，对蔡、蒯两个当地豪族的离心离德有了清楚的认识，刘表集团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凤凰当然不会栖于将覆之巢。所以，诸葛亮不仅不参加刘表的幕府，还要胳膊往外拐，吃里扒外（诸葛亮的丈母娘是刘表后妻的亲姐妹，诸葛亮还得跟着黄婉贞叫刘表一声姨父），唆使刘备造刘表的反，端刘表的老巢。
诸葛亮不投靠近在咫尺的刘表，情有可原。曹操已统一了北方，孙权已稳据江东，诸葛亮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孙权，而选择寄人篱下、四处流浪的可怜虫刘备呢？这个类似于海归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睬两家大公司的招揽，而投奔一个一名不文的个体户。除了所谓的理想以外，肯定还有别的追求。
什么追求？要么是高薪，要么是高位。换句话说，要么是利，要么是名。至于什么崇高理想，除了诸葛亮本人，谁也说不清楚。
高薪刘备是付不起的，至少没有曹操、孙权出的价码高。
那只能是追求高位了。
这就涉及诸葛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
打个比方来说，当时的曹操集团是国营垄断企业，尽管总经理（曹操）大权独揽，有篡党夺权的嫌疑。孙权集团是初具规模、欣欣向荣的民营公司。刘表集团是个得过且过的公私合营企业。而刘备（此时还称不上集团）不过是街头卖茶叶蛋的个体户。
诸葛亮的主观定位和客观定位，只能是总经理（谋臣、谋士），而不是董事长（人主）。此时的曹操身边，可谓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些猛将谋臣，要么身世显赫，要么身怀绝技。诸葛亮到曹操身边工作，可能要从办公室秘书干起，先干十年八年倒茶扫地的活计。东吴方面，要津肥缺统统被孙策旧部和本土豪强占据，最多弄个处长、科长的干干。何况，孙权开的是民营公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尚未登记，政治上也毫无背景，入不了诸葛亮的法眼。
刘备这边，武能称得上战将的，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基本上是几个大老粗；文能称得上谋士的，只有一个徐庶，不过是个中智之士，还是诸葛亮的好友兼粉丝。更重要的是，刘备虽然是个穷个体户，但拥有皇室远支的身份，相当于持有开国营垄断公司的许可证。只要勤奋努力，只要抓住机会，另开一家国营公司完全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