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于1980年10月10日病逝，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一篇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要完蛋》的文章，发表时“文艺要完蛋”改为“文艺没希望”，文章只有500字，其中核心的一段写道：“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究竟党要不要领导？党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样裁裤子、怎样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的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赵丹反正快死了，他讲了大实话，但上面一领导还是说话了：“赵丹临死放了一个反党的屁。”
直至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作协七代会上发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讲话时，才提到赵丹的遗言。总理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于人们心中。”
———《中外文摘》2008.12
对话 赵丹为什么安排在临终前才吐露他肺腑之言？因为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良知，对党的文艺事业的无限忠诚、赤子之心，他不得不说。也可能有他的谨慎和为安全考虑，可见这说话写作之难，和即使你真理在握要得到上面领导的认可肯定，大致也要等待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世纪。这值得吗？值！
赵丹遗言和赵丹的这种精神都将永世长存，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