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次周武帝灭佛事件是皇权与宗教争执的唯一事例。
自从少数民族于西晋末年进入中原之后，在中国北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开始变得非常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都竭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镇压和麻痹汉人以及其他各族劳动人民。所以，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北部大面积地传散开来。《魏书·释老志》中所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的河阴之变，死了很多王公朝士，“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到了东魏末年，粗略统计，整个东魏境内有寺院3万多座，僧尼人数达200万。虽然道教在北魏和东魏时很受朝廷的重视，并得到很大发展，但其道观和道士数量却远不及佛教的佛寺和僧尼。
北齐的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也是一个佛教中心。《历代三宝记》中所载：首都城内有寺院4000座，僧尼8万人。整个北齐境内的寺院和僧尼的数量不少于东魏末年。因为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并提供给佛教各种优待条件，使得东魏和北齐时出现的许多有名的僧侣。如慧光，他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任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第二祖师。到了隋唐时期，慧光、慧文和慧可的佛学思想，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即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道教的道士
佛教和道教的势力扩张，不但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和徭役、兵役，同时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的“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也都成为众儒生攻击的对象。儒生们为了维护中国正统文化，极力攻击和贬低佛教和道教。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说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称僧尼和道士是“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但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教和道教在北齐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
佛教在西魏和北周时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而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更加虔诚于佛教，佛教也因此在北周境内长盛不衰。同时，道教也在迅速发展壮大。那个时候“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佛教和道教虽然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可是有太多不向政府纳税和服役并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和道士，这对于国家小人民又少的北周来说，实在是非常大的损失。寺院和道观的地主不仅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的地主发生冲突，还在思想上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士大夫也有矛盾，同样佛教和道教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存在矛盾。
雄才大略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最重儒术、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施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他的这一建议备受周武帝的赞赏。
周武帝
道士张宾此时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以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企图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最后。但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权臣宇文护不同意，因为他信奉佛教，再加上道安和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所以经过多次讨论，都没有定三教位置。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杀掉了宇文护，开始执掌朝政大权。第二年十二月，周武帝又召集群臣与道士、名僧进行辩论，最开始是定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最后，但因为名僧僧勔、僧猛、静蔼和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与排斥道教，位次还是没有定下来。
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第三次召集大臣与名僧、道士进行辩论。会上，佛教和道教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续高僧传·智炫传》上所载：辩论时智炫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责佛教不净，智炫即答：“道教之不净尤甚！”此次，周武帝原本只想罢斥佛教，但因为道教的迷信方术和虚妄的教义，被道安、甄弯和智炫等人揭发出来，彻底暴露，所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执行。“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次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即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和意义，被召参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他不是五胡，无心信佛。周武帝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周武帝此次灭佛较彻底，致使佛教在整个中国北部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和魏太武帝的灭佛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广扩财源、巩固政权，但方式方法却不同：第一，周武帝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以后才作出的决定，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周武帝灭佛没有坑杀僧尼和道士以及捣毁寺、观，而是把寺、观赐予王公，让僧尼等还俗为平民编制。而那些名僧和名道，有的作为政府官员被送到通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有的视能力委任官职，比如以昙任光禄大夫，法智任洋川太守，普旷任岐山郡从事，等等。总而言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周武帝灭佛，北周政府不但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使得生产日益发展，为此后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进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治国以儒家为本、以道教和佛教为辅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