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洪兴老秤
每次回大通，路过中街那一带，我总喜欢到“夏洪兴老秤”站一站，看一看。如果我正好带了相机，我会将相机对准墙上那一排排老秤。有一次，当我把相机对准正在做秤的他时，他显得有些不高兴，说，有什么好拍的呀？我只好同他套着近乎，并把我父亲的名字告诉他，他的表情立即就不一样了。
我们两家算是世交，我们的父亲不仅是同事，生前交情也很不错。只是我离开大通时，他还小，他不认识我，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叫夏大明，与我妹妹是初中同学。去年的一个时候，他们那一届同学在母校聚会，我还特地问大明参加了没有。
一块行将褪色的招牌悬在当街的一只架子上，牌子上写着“夏洪兴老秤”，这是他们传了将近一百年的店号。店的四壁挂满了大小不一的老秤，让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店面看起来像是一个老秤博物馆，那些老秤按照规格大小，整齐划一地展示在那里，向人们讲述着夏洪兴老秤的一段漫长的历史。
夏洪兴老秤到大明这里，该是第五代了。而据我所知，目前在整个铜陵地区，夏洪兴是唯一一家做老秤的秤店。走遍市场，很难再见到一杆老秤，在电子秤普及的时代，夏洪兴老秤的招牌依然坚忍地挂在那里，夏家祖先地下有知，该为夏家有大明这样的后人感到欣慰。
大明祖籍湖北孝感，跑鬼子反时，大明的爷爷带着大明的父亲以及另一个叔叔来到和悦洲。那时候，夏家除了做秤，还兼做胡琴，县黄梅剧团里很多把胡琴都出自夏洪兴老秤店。
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起。我上中学后，同学中一片乐器热。下晚自习到熄灯的那段时间里，整个学校都是一片杂乱的二胡和笛子的噪音。我当时很想有一把二胡，但我知道，父亲是不可能为我买这种奢侈品的。但有一天，父亲竟真的提着一把二胡回来。后来我知道，这把二胡是父亲请夏师傅做的。
时光过去四十多年，当年的许多事，连同那把二胡，也一同丢进记忆的仓廪。每次见到大明，自然又想起了那把二胡，也想起老一代人之间的那种朴实而本真的情谊。在这条老街上，大明的秤店是唯一能让我找到父辈们人生印迹的地方，这也是我每次路过夏洪兴老秤，都要进来看看的原因。我内心的那一点情结，大明又怎么知道呢？
这一次我在大通住了几天，意外的是，在一次吃早点时，又遇到大明的哥哥大富。大富说，当年他父亲在和悦洲做秤时，父亲兄弟两人，另请了好几个伙计，做出来的老秤仍供不应求。即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弟弟大明开始做秤时，几个人加班加点地做，仍不够市场的供应。随着电子秤的普及，老秤正逐渐退出市场，整个铜陵地区，目前只有夏洪兴一家老秤店，而其他几家秤店所销售的老秤，全是从夏洪兴批发。现在，这唯一一家老秤店正面临生存的危机。大富说：“大明还在撑着，我也劝过他，让他改弦更张，做做别的，但他不听，他只一根筋地在做秤的行业上，他说，夏洪兴老秤的店号挂了一百多年了，不能毁在我这一代手里。”大富的话，让我对他弟弟大明又多了一份敬意。
明天我就要走了，我决定再去“夏洪兴老秤”坐坐。
大明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但性格比他哥哥内向。我问他去年为什么没去参加同学聚会，他说，没人通知他，他不知道有这次聚会，要是知道了，他一定参加的。
这一次，我们的谈话算是一次比较专业的访谈。
大明说，做一杆老秤工序很复杂，秤杆是一种从浙江进的名叫马尼康的原木，这种原木能保证秤的矗直和不易变形。在做一杆秤前，要先用法码在秤杆上定位，再用钻花在秤杆上打出均匀的秤眼。没有熟练的手艺是做不好这一道工序的，秤眼的深浅、大小，都决定了一杆老秤是否精确无误。大明父亲在世时，我曾多次站在他身后看他做秤，看他怎样用一块磨石在滚动的秤杆上熟练地磨着，看他怎样双手配合，熟练地在秤杆上割着铝丝。现在我知道，做一杆老秤，须经过抛光，上色，打蜡，漂洗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做到精细踏实。
大明将他祖辈传下来的一杆五百斤老秤拿给我们看，乌黑的秤杆，打着铜绿的秤芯，秤头上刻着“夏洪兴”三字店号。大明保存着这杆老秤，也保存着祖上传下来的这门传统工艺。
大明的下一代再也不肯像父辈一样接掌“夏洪兴老秤”，“夏洪兴老秤”走到大明这一代，或许是走到尽头了。大明说，他打算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希望“夏洪兴老秤”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每天清晨，夏大明把那块“夏洪兴老秤”的牌子挂到店门口，傍晚，再把那块牌子搬回来。我知道，大明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些时，内心是充实的。
棉匠
几乎是在刚一踏上清字巷渡口，就听到从附近传来那种熟悉而久违的声音：崩、崩崩——呛。在清晨的这条石板路上，这声音听起来有些刺耳，有些单调。这是一个复合化学的时代，然而在这条破败的石板路上，居然还有一位棉匠。
我惊叹于这座楼房的坚韧，它拥立于周围的一片废墟之间。回到四十年前，这应该是一栋相当不错的楼房，有前庭和后院，这足以让居住在城市狭窄楼道中的居民羡慕不已。地基事先加高了，以应对随时爬上岸来的江水。
我是在送走了陪同我来的朋友，再次返回时走进沙开成的这间棉花加工间的。当时他背着棉弓，一身棉绒，正低着头弹一床棉被。虽然他戴着口罩，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我叫了一声：“开成！”我自己都听得出，声音里充满了激动。他摘下口罩，随即露出惊喜的一笑。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走过少年，走过中年，如今正向老年迈进，四十年间，各自的人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我们却在见面的一刹那就相互认出了对方，我不能不惊叹记忆的神奇。他放下棉弓，站在那里，神情有些局促——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阔别叙旧的所在，幽暗的工作间棉尘飞扬，江水刚刚退去，脚下的青砖地在潮湿中散发着阵阵霉味。
我挪过一张凳子坐下来，示意他继续工作。他一边用竹竿把弹好的棉皮一层层覆盖着，一边同我说起了往事。
那时候，我的家是住在曾家大屋的后接屋里，临街的门面房就是老戴的棉花加工厂。很快，我与那帮年轻的棉匠成了忘年朋友。很多时候，我喜欢站在棉花加工厂的门口，看那些棉匠们在弥漫着棉尘的空气下劳作，压花机轰鸣着，弓与棰的撞击声此伏彼起，那实在是一种刺耳的噪音，但我却愿意听它。等到铺板上的棉花被弹成蓬松的一片，棉匠们便站在压板上，双手背后，熟练地扭着腰肢，一边唱着江北那地方人喜欢的倒板子戏。到了晚上，棉匠们撤去铺板，宽大的加工间就成了他们的宿舍。有时候，我就与他们睡在一起，睡在硬硬的铺板上，在他们的故事和促狭中进入梦乡。
1961年，有人把对面铁板洲的一个姑娘介绍给棉匠小马，那一天，我跟随迎娶的队伍来到铁板洲。为了免除我在异乡的局促，有人把一个相同年龄的少年领到我的面前，他就是沙开成。他同我一样瘦小，羞怯而内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有时候，沙开成会来到他姐姐家，我也跟着他去洲上玩过几次。又过了两年，我们一同进了县里唯一的中学，我在一班，他在三班。
沙开成是在文革开始不久就离开学校的，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现在终于知道，他回到乡间，回到那个盛产棉花的洲上，因为家里成分不好，错过了一次次招工的机会，不得不跟着一个亲戚学着做起了棉匠。我问他为什么不是跟着自己的姐夫，而是另外的亲戚，沙开成说，那一年老戴由于“投机倒把”罪去了白湖农场，几个棉匠只得收拾起家伙，回到老家。开成不愿离开铁板洲，而且那年头棉匠遍处都是，跟谁学都是学。很快，他成为一个熟练的棉匠。再后来，他娶了我们一个同学的妹妹，并在这片废墟上建了一栋楼房，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和悦洲。
这些年来，每次回到故地，我都想能与儿时的伙伴好好地聊聊，聊一聊儿时的弹子，聊一聊儿时的风筝以及为争夺一块乒乓球台而发生的战争，今天总算如愿了。
“明年新棉上市，我给你打一床好棉被，”开成说，“还是棉被睡得暖和。”
“再过几年，我怕也打不动了。”
仍然像从前一样，开成沉默而内向，每说一句话，都会停顿很久，似乎是在考虑下一句要说的话，又像是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阳光从街道上空射进来，射在沙开成沾着棉绒的身上。沙开成老了，看上去就像一个真正的老农，而我记得他比我还要小一岁。长年的劳作，让他的脸上有一种历经沧桑而显得疲惫的神情。我担心他的健康，我所知道的是，那几个上一代棉匠的寿命都不能算长。但开成说，虽然瘦，好在也没有什么病，只是，体力不行了，一天只能打一床被子。打一床被子，除去棉纱等成本，棉匠的所得是60元。晴纶棉的问世，让棉匠们纷纷转行，去干别的，但沙开成还是坚持在这条街上做着棉匠。这些年来，他凭着一张棉弓，将他的儿女们一个个养大，并一一送出了清字巷，送到外面的世界。现在，当人们纷纷离开这条石板路，沙开成却坚守着这间夹在废墟中的楼房里，和他的妻子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
到了该离去的时候了，站在那条了无人迹的石板路上，头顶上的太阳就像四十年前一样温暖，天空蓝得诱人。我知道，顺着这条街道，翻过一道堤坝，就是那片我们曾经给了我们许多童年欢乐的沙洲，但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开成，都无法再翻过那道人生的堤坝，回到儿时。我与开成约定，明年这时候再到和悦洲来，到时候，我请他替我打一床棉被。
花卷牛后人
现在的老年人能够一口气报出大通的名吃名点：
牛兴杰的花卷；
安生财的油条；
王同和的干子；
王回子的烧饼；
高回子的吊饼；
张文海的包子……
这排在第一的，就是延龄的父亲。无论是合作化时还是后来单干，延龄父亲的油条锅前总是围满了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油条格外松脆，更因为他的花卷与众不同，被称为花卷王。
有一次，我问延龄，当年你老父亲的花卷通街第一，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延龄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讲究，不过是做工精细罢了。但延龄的妻子四一子说，说没讲究，其实还是大有讲究的。首先，要舍得用最好的作料，和悦洲的葱，四川的花椒，广西的五香粉，盐要放得适量，油要新鲜。她说，那时候没有地沟油，而和悦洲小菜园里生产的油菜籽更是上等，炸出来的油条花卷当然也就不一样了。其次是火候，油热透时将花卷下锅，这样炸出来的花卷才能外黄内白，香脆松软。
延龄的老父亲并不是本地人，当年跑鬼子反时，老人家带着延龄的母亲来到大通，从此就以炸油条为生。与牛伯伯的不苟言笑相反，牛姆妈性格活跃，用今天的话说，老人家算是一个文艺青年。庆祝大通解放的游行队伍里，牛姆妈的腰里扎着一条长长的红布带，一边扭着秧歌，一边唱着：“老奶奶今年九十九，年年都把秧歌扭，从前哪有这回事，如今老奶奶出风头，出风头……”其实当时牛姆妈还很相当年轻。大办钢铁时，牛姆妈仍然扭着秧歌，唱着同样的歌谣。人民公社成立，游行的队伍里仍然能看到延龄母亲扭着秧歌的身影。等到文革开始，老人家扭不动秧歌了。大约六十年代中期，延龄母亲离开了人世，其时老人家还相当年轻。除了秧歌，偶尔在端午的龙舟会上，延龄母亲会出现在一条彩船上，仍然是打着花脸，扭着秧歌。
牛姆妈过世后，延龄父子曾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后来，有人把祠堂湖畔一个寡居的女人介绍给牛伯伯。那寡居的女人早年丧偶，身边只有一个独生的女儿。母亲嫁到牛家后，尚在年幼的女儿当然要随母亲住进牛家。有人就说，老牛啊，你娶了人家母亲，一并把儿子的婚事解决了，真是一举两得啊，当然是玩笑话。但后来延龄与四一子果然成了一对夫妇，并且有了两个儿子，这不巧之巧的婚事，算是被那人说中了。现在，延龄的两个儿子一个顶了父亲的职去了煤矿，另一个在上海打工。十几年前，延龄夫妇在下街头渡口处接手一家面食店，除了经营包子馒头，每天清晨，一口油条锅支在店铺门口，吸引得一批批油条客纷至沓来，延龄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无论冬夏，从早至晚，只要他们的面食店大门开着，门前总会摆放上一排水瓶，那些路过他们面食店的人，均可以自由地出入他的面食店，免费自取开水。因为这个面食店，延龄夫妇成了当地名人。前年，铜陵电视台专门采访了他们夫妇，延龄的妻子四一子还被市文明委评为“铜陵好人”。
我问四一子，长年为人免费供应开水，一年究竟多用了多少煤计算过吗？四一子说，我从不计算这个，予人方便，与己快乐，做生意，不讲点人性哪行？四一子是我大妹的好朋友，在我印象中，她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但她说出这一番话来，我真应该对她刮目相看。
我没有在延龄的面食店里吃过早点，因此我不知道延龄的油条锅里是否也炸花卷，更不知道延龄的花卷是否得到他父亲真传。但我知道，他们从父母辈那里传承了勤劳与善良的本性，才是最可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