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宋代、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蜡花舞，据考，就源于表达词赋感情的需要。所以，我常常猜想，蜡花舞的出现和宋词的出现，有着一条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秘密通道。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最早出现的蜡花舞，还真是给一首词赋以动作与形象，使一首词的本意和内涵，得到形象甚至说身体的表达上。但最早的蜡花舞，为男性表演，像舞蹈的“哑剧”，只有动作，而无声音，后来，一变为女性表演，且渐渐附之以唱——这样一个艰难的发展演变过程，常常让人惊讶于一种艺术在民间强大的生存能力，宛如古琴。
蜡花舞开场时，女子的右手，持一把彩绸扇，左手则掌一花灯，花灯的造型可为莲花，亦可是其它花型。花灯上，花心为空，花瓣四簇，其内则放一支点燃的蜡烛——蜡花舞之名，大抵由此而来吧。因其有灯，故只能在夜间出演，如同现在的歌会，为了突出焰火的斑斓效果也得选在晚上一样。蜡花舞起，一般先抬左脚，身体和头却向右摆，道具则上下左右变化摆动，有拧、晃、转、摆等；手上的动作，也恰恰是蜡花舞的精髓所在。像“高挠扇”、“平挠扇”、“平摆扇”、“夹摆扇”、“挠花背扇”、“翻扇”这些变化多端的手法，配以“上提步”、“横移步”、“交叉步”、“横交叉步”为主的脚法，那微暗却不会熄灭的烛火、飘逸的彩绸扇和夜色一起，互有映衬，亦真亦幻，似古代仙女来到了西北大地的平凡人间。想想，曾经，在秦安县郭嘉、吊湾一带的乡间，在月光和星星集体到达的夜晚里，翩翩起舞的蜡花舞多像是献给大地最美的一首诗歌。
而我看到的蜡花舞，则是在像白开水一样平淡寡味的大白天。
某年春节，公干于秦安县城，我以公济私，溜出枯躁的会场，和小说家王琴宝、诗人李祥林闲聊于李祥林的单身宿舍。不经意间，交谈中渐渐出现了遥远的蜡花舞。王琴宝说：“我单位的楼下正在排练呢！”他谋职于县文化部门，正在排练的蜡花舞，就是县上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准备的。遂赶去看，一大帮女子正在并不宽大的院子里练。文化馆旧楼窗台上放着一台录音机，里面正播放着一支秦安小曲。那些没有化妆的女子，跟随音乐，一遍一遍地练，手里没有花灯，仅是右手执一把纸扇。虽然，这和我想象中的蜡花舞相去甚远，但还是藉此约略看到了蜡花舞的一些基本动作，还真如典籍里所言，妩媚，阴柔。
听李祥林说，现在很少有人看了，所谓排练，只是文化单位完成县上布置的演出任务——常常，这也是一个单位在春节期间的政治任务。但在上世纪中期，蜡花舞却风光过一阵子的。1957年，秦安县蜡花舞表演队参加了第二届全国民间艺人观摩汇演后；后来，还参加过电影《万紫千红》部分镜头的拍摄。这部电影我没看过，但在那个朴素的年代演出来，一定好看。
据说，得到周总理接见的一位表演者，至今健在，在秦安县的吊湾乡生活着。那里和郭嘉镇毗邻，都是蜡花舞曾经盛行的村庄。有一次，去吊湾乡公干，想拜访那位老人，想见见她一定老态龙钟的样子，特意去打听，可惜，当地的村民直摇头：“这样的人，听都没听过！”语气里不置可否的不屑，好像蜡花舞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一样。
可我宁愿相信她还活着。可能，是太老了，足不出户，很少有人想起她吧！
2008-3-11
张川花儿
在大西北，有一句人人皆知的谚语：“陕西的乱弹，河州的少年。”乱弹者，秦腔；少年者，花儿也——一提起西北独具特色的“花儿”，人们总会想起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临夏本来就是“花儿”的故乡，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名，且有人流如潮的“花儿会”。有一段时间，我对临夏花儿极感兴趣，也知道其有南路北路之分，南路是“洮泯花儿”，北路是“河州花儿”，自成体系，各成一派，风格迥异——后来，我才知道我偏居的小城天水下辖的张家川县，也有花儿，而且还和河州花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地处天水东北部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六盘山系陇山段西侧山麓下的回族自治小县。如果说这里留下了不少古诗人的咏叹的话，是因为巍巍关山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那么，张家川在地理位置上和天水下辖的武山、甘谷等地一比，离花儿的故乡河州更远，可为什么偏偏在这里的沟壑山梁上能听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花儿呢？
宗教所为！
花儿自诞生起，就口随心传，开始遍布全国各地一些回民聚居地，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的各族人民尤其是回族，在丝绸古道和历史上最早茶马贸易的河湟重镇为起点，当脚户、做小贩，作为“出门人的歌”，情随歌走，把“花儿”横向扩大到西北各省区，也使得“花儿”这种民俗文化的奇葩瑰宝，后来成为大西北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也包括着对这种民俗文化的价值取向的判断、吸收、消化和加工。
张家川，就是花儿从临夏出走后停歇的一个据点。
据史料称，宋元时期，各地商贾，包括波斯、阿拉伯人在此经商，多有留居不归者，冠汉姓，娶汉女，落户成家，成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从这时起，伊斯兰教传入张家川。有趣的是，张川花儿，明清时期不断有各地的回族迁入张家川定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种文化流派不断融合，变化，回族“花儿”与当地的汉族小曲经过不断演变，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张家川花儿流派。总体而言，它和河州花儿一样，多情歌，或唱爱情之乐，或诉相思之苦，句句质朴、率真、自然。
这几年，我多次去过张家川，或公干，或私访。公干里与花儿有关的，是2007年夏天参加关山文学笔会。这是张家川首届关山花儿会的其中的一项内容——因为虽名为花儿会，其实是地方领导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一次，我看到了一个完全被市场化的花儿会。既有政界要人官腔十足的讲话，也有重金请来的花儿歌手在大红大红的地毯上高歌，惟独没有的就是高山低洼处的花儿手们的即兴漫唱。提到私访，大多是去找我的诗人朋友李继宗喝一场酒。他曾带我见过一些龙山古镇上了年纪的回族老人。他们，才是张川花儿的真正的传唱者。可是，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川花儿处处可闻。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当时的年青人），在露水的道路上，在正午的歇响时，在荷锄带月的归途上，都会随心所欲地漫上几句。后来，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乡民们富起来了，文化娱乐方式也多起来了，至少，收音机、电视机纷纷粉墨登场后，花儿开始渐渐退出时间的舞台了。我这么说，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花儿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在张家川，它是脆弱的。可能的话，这与它绝非张家川本土文化有着太深的关系。
但是，两年前，在张家川秦家塬的风声里，我还是有幸看见一位年迈的老人在一朵朵洋芋花盛开的田野里漫着花儿。那些句子，我早在书本上看到过：
青石头磨子空吼哩！
红麦子搭不到斗哩！
尕妹子走上疯吼哩，
逮不到光棍的手里。
哎！十八岁的姑娘门上站，
哎，好像朵绽开的牡丹。
哎！糯米的粽子包着蜜，
哎，哥心里就剩下一个你。
关山发出黑云了，
张家川下了雨了。
庄稼买卖不管了，
一心盼望着你了！
这些质朴的词句，经由他沙哑的歌喉漫出来，仿佛在书本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反而像一个个小小婴儿，被张家川的大地紧紧抱在怀里。
2007-8-19
秦安小曲
公元1499年，时年14岁的胡缵宗，在家乡的可泉寺埋首读书时，看见有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洁白的掌心托着一束枝干，在他的窗前轻轻经过。天资聪颖才思敏捷的他，就即兴创作了《玉腕托帕》的越调小令。谁知道，这位后来官至苏州太守的秦安籍明代名人的这首少年之作，却成了秦安小曲的压卷之作。
但是，他开的只是秦安小曲老调的先河。
秦安小曲有老调和花调之分。所谓老调，就是秦安土生土长的一种小曲；而花调则不同，是清末从陕西一带传入的，俗称土眉户，有陕西眉户的影子，并融进了秦安方言和当地民歌的曲调，适宜抒情，不强调剧情，所以更像是秦安的民歌，流行在村头道口，是普通老百姓抒唱悲欢、传情达意的喉嗓。花腔的词曲格式、演唱与演奏形式以及调式与陕西眉户十分相近，老腔则明显地保留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小曲以当地民间方言演唱，只唱无白；器乐主要以摔子敲击节奏，以三弦随腔伴奏，既可演唱情节简单的散曲小段，又能演唱内容比较复杂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
传统是一条流动的河。秦安小曲在发展中，也由最初的坐唱、没有伴奏乐器，渐渐地引入了伴奏乐器，并且和本地的民间舞蹈“蜡花舞”结合，从而成为一种颇具地方风情的艺术品种了。但它不像秦腔那么正式和严肃，需要搭一个舞台，需要给演员画脸谱。秦安小曲几乎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演出时间、没有专门的演职人员、也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了，就在街头巷尾，支起个小摊，开始了，属于完全的自娱自乐。偶尔，也为了凑凑热闹，春节里逢上什么庙会，也去玩玩——那时候，春节里的秦安大地，很流行跑旱船和跳蜡花舞。
也许，玩，是更多种民间艺术的本质。
但秦安小曲却玩得有理有节，有章有法。乡间的民俗礼仪，趣事杂闻，都一一“和”进去了。由于小曲经常采用叙事和代言相结合的方式，因此，大多数是以第三人称叙述故事。演唱时，也就要通过模仿人物的口吻、情绪、性格，凭借自身对故事情节中人物形象的感悟和理解领会程度，用不同的姿态动作和面部表情神态来表现故事内容。
所以，听一支小曲，犹如看一出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