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一届来说，能把毕业视为盛宴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大家难免把毕业会餐的教室当成了发泄的场所。啤酒瓶首先被用来当作一种表达方式，它远胜过同学们暗地使用的下流、暴虐的词。毕业分配方案当众宣读后，同学们和班主任的关系就算彻底完了，空气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如果说班主任心里还有什么祈求，不过是在一直如羔羊温顺的这群人面前逃过一劫。这种情势的改变出人意表，一天前还是班主任的黄金岁月。张蓉是在毕业分配前一年开始准备终身大事的。她常晃着上海人特有的纤细腰肢，有事没事地找班主任谈心，她一直保持着浓淡相宜的诱惑，直到分配方案出台前夕，才同班主任上了床。她如愿以偿，分回上海。她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幸运的少数人。刘翰是最先发现这个秘密的，他用拳头哐哐砸着自己清冷的铁床义愤填膺，抱怨班主任不是个女的，要不就凭他这身精壮的体魄，准把她给操了，还能弄个好去处。不过班主任每周两次到宿舍视察时，我们的态度总是谦恭有加，把知道的一切深埋心底，这好比那些等待宣判的罪犯，也会抱着因态度诚恳而得到赦免或减刑的侥幸想法。每个班上总不乏几个精明的男生（就像总不乏几个学业天才），懂得如何讨班主任欢心。放假从家乡回来，他们便拎着成包的特产去班主任家里，如此简单的投资与回报的关系，大部分同学那时竟没拎清，或者不屑于拎清，到头来进了社会还得从头学起。
不管分配好坏，班主任永远是分配之年的受益者，得到学生众星捧月似的青睐，过得比哪家都富足，情趣盎然，年轻女人、食品、金钱样样不缺。像这样的丰兆吉年，班主任每四年才能过上一回，机会难得他懂得如何紧紧抓住。现在到了为一年的幸福付出点滴代价的时候，一天或者两天，也许至多一周，只要他能活着穿过这片突然降临的愤怒，他就有理由对三年后的那一年，继续充满世间最美好的期待。所以当系领导拍拍屁股站起来，一字一顿地祝福大家，班主任知道自己是被留下来作挡箭牌的。系领导反剪着双手，走到门口又意味深长地转回身来，拍拍他的肩膀：“熬过这几天，你好好休息吧。”这句话犹如临刑前的祝福，明知无用，但仍感人肺腑。领导毕竟是领导啊，他心中的甘苦领导是最能体察的。不知是出于虚荣，还是时尚，或者节俭的好习惯，系领导的鞋后跟钉了两小片铁掌，由于中度风湿，走起路来跟瘸腿的骡子似的，谁会指望这蹄声会像小马一样欢畅呢？除非中了彩似的怀里也揽入一位女学生。不过对一位身居要职的人这是有难度的，并非无心，而是无胆，想一想为这个职位他奋斗了多少年，便能理解他心中的苦闷了。他羡慕那些班主任的年轻、果敢，年轻时他可没摊上这样的好时代，所以当他离我们远去时，腿理所当然瘸得更厉害了。作为有识的无胆之人，他的律己行为多少赢得了我们的一片敬意。
直到他的脚步声在走廊尽头彻底消失，啤酒瓶才在教室里砸响。
刘翰一仰脖子喝空瓶里的啤酒，然后“咣”一声砸在脚下，就像杨子荣在匪巢发出了动手的信号，接着所有空啤酒瓶像炮竹“嘭啪咣啷”接连炸响，碎片像惊恐的老鼠，疾速窜向桌肚、墙根、犄角旮旯。陪男生一起砸酒瓶的女生不在少数，毕竟班主任没敢贪婪到那种地步。他把脚边的玻璃碎片小心往两边拨了拨，然后起身陪笑劝阻大家。他走到倪景跟前时，首先当胸挨了一拳，论个头和力气，倪景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这会谁都明白这嬴弱拳头的真实含义。倪景打他用的是摆拳，他本能地架起双肘仓促挡一下，很快又放弃了，他知道与其招架，不如让人打更能制止歹念。第二拳马上从背后绕来，“咚”一声像打在摇晃的沙袋上，这也说明班主任为挨打所作的充分准备，通过游泳、杠铃和拳击他在身体各处囤积了足够的肌肉，现在到了派上用场的一天。
倪景是连续留了两级的老留级生，每隔几周精神便要分裂几天，人如入梦境，已无责任可言，这是他跟不上功课的原因。他深知这毛病遭人鄙视，所以极不合群，完全瘫陷进自己的内心里。这毛病是在遭人艳羡的初恋失败后落下的。女孩是他原届的同班同学，人高马大，人称“小意大利”，他俩闪电般的恋爱谁也没料到。女孩比他整整高出半个脑袋，野性而妩媚，脸蛋和身材简直迷煞了整个年级的男生。班上的女同学为了从这场多少让人惋惜的恋爱中重振旗鼓，撂给倪景一个顶级绰号“小拿破仑”，这是女生们惯用的障眼法，不然那些男生会怎么想，他们中一个最不起眼的家伙，一动念就弄上了年级最漂亮的女生，以后其他女孩的日子还怎么过啊？
倪景初到我们这一届时，刘翰、陆云和马立刚还私下议论过记忆中的光辉几幕。那时“小拿破仑”和“小意大利”正在热恋，不多的几次，他俩散步路过我们宿舍前的草地。那一高一低的身影一出现，宿舍的窗户上便蚊蝇似的扒满了人，马立刚和刘翰索性灯塔般站在窗台上，目光像马套一样套住了他们。对他俩我们肆无忌惮地品头论足。马立刚喜欢谈论她的臀部，说话文屁冲天：“简直是大腿和细腰的永远花不完的利息。”刘翰来自山东聊城，他有个我们实在不敢恭维的爱好，喜欢拿洋葱比喻女人的酥胸，那次他当窗口那么多人的面又那么说了一遍，话音刚落就被人嘘得抬不起头了。后来一端起饭碗，大家就问他，“今天你还吃洋葱吗？”
陆云凡事有点伤感，他说，有了这样的脸蛋这辈子恐怕无事可干了。最后，当他俩消失在墙角，众人往往会回头征询一下马立刚的意见，他一向以冷静的文辞见长，他们这么问似乎是为了铲除大家脑子里积垢的有害热情。马立刚又是那副学者架势，他说，我喜欢他们之间的默契，像风中两根电线的嘤嘤低语，好象没人再能置身其中了。他知道自己说这话时的虚伪，其实心里恨不能替代倪景的位置。再后来事情的发展让男生和女生都喜上眉梢。突然有一天，两人像路两边的两栋房子，永远分开了，无论在食堂吃饭或去教室上课，两人都要避开十米以上的距离。这距离的意味旁人虽然琢磨不透，但毕竟令人肃然起敬。恋人分手比合欢，会给旁人带来更多的教益。倪景被热恋灼伤了似的，面目全非，连目光也像秋叶一样枯萎了。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浑身颤栗，言语失禁，整天四处游荡，像是要在偏村僻舍找回自己的责任。倪景遭到同班男生的遗弃是情理之中的，他们都害怕死灰复燃──照可笑的说法“同情是爱情之母”──他们像夺回了可以重新追求的女神，而谁都无法得手更是魅力所在。
我们这一届是学校给倪景的最后期限，如果功课再跟不上，他就得自动退学。陆云看到了这病情中的感人之处，他把倪景视作病中的兄长，以全部精力照料他。陆云当众发誓，一定要让倪景和他同期毕业。大家一直为他俩捏着汗。陆云惯常鼓励倪景的方式是夸他字写得好。后来陆云真的做到了，和倪景一起拿到了学士证书。倪景打班主任时，陆云就在他们身边，他故意磨蹭着不动，等几拳抡下来觉得解了恨，他才一把抱住倪景，对班主任说，“他的病又犯了。”倪景在陆云怀里挣扎着，死活想抽出拳头再打班主任，陆云硬把他拖到走廊里，悄声说：“我们不能做害自己的事了，他死了活该，你可惨了。”刘翰觉得倪景的几拳还不过瘾，便醉熏熏地把班主任拉到身边，找来玻璃杯，灌满酒推到他面前。刘翰把这餐饭比作“最后的晚餐”，他欠班主任四年的“情谊”，今晚一定要还，用酒来还。一杯接一杯，马立刚做起了司仪，不停地斟酒，其它桌上的酒都被收罗过来。与班主任有过关系的女生，平时溜须拍马的几个班干部，识相地离席而去。其他同学则围拢过来，他们心里都耿耿于怀。倪景的未来尤其令人心悸，他是浙江普坨人，偏让他到东北益荆山区去上班，据说那座工厂离最近的县城也有两天两夜的山路。没人认为班主任不在作孽，所以他们幸灾乐祸地围着这张桌子，他们要把四年的压抑抛还给班主任。他不喝时，他们便齐声吆喝，声音让心中诸多感念倾巢而出，班主任意识到了这情势的严峻，知道劝酒声里饱浸着愤怒，只有喝方能逃脱一劫。他们提任何条件，他都接受，包括不上厕所。直到舌头开始发僵，卷舌音有点走调，刘翰才踩了陆云一脚，嘴巴几乎伸进了他的耳朵里，“快找个录音机。”陆云心领神会地离席而去，不一会他又返回来，挤到班主任身边。
班主任自以为酒量不俗，少说也能拉个垫背的，没想到刘翰酒量惊人，好象越喝越清醒，“循循善诱”，而班主任的眼前开始出现了重影。碰杯时总是偏离刘翰的杯子，撞向那个虚影。刘翰又陪咽了几杯，帮助他巩固幻觉，直到虚影遮住了眼前攒动的人头，对在眼前晃动的手指根本不予理会。班主任的掏心话如破堤的江水一路狂泄，他飘在一个又一个梦中，泄欲的感觉在周身畅流。刘翰的策略已经奏效，班主任毫无防范之力，他在一个又一个愉人的片断中辗转，嘤嘤低语，声情并茂，仿佛为了重新打动眼前似要飘走的冰凉幻象。最后他被刘翰一行人架着送回家中，头刚挨到枕头便鼾声如雷。他的妻子为丈夫的烂醉模样满脸羞愧，她说他从前可不这样，说完一遍遍地向大家道谢。到了楼下，陆云慎重其事地交给她一盘录音带，说，“这里面都是班主任自己坦白的，你回去听听吧。”之后他们像鬼影一样消失在黑暗中，杂沓的说话声裹夹着发泄后的朦胧的快意。他们知道，这是一枚安放在班主任家里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随时会“咣”一声把班主任的婚姻炸个粉碎。
如果校领导是位善察民意的贤士，他只需在宿舍区逛上一圈，记下每个年级残剩的窗玻璃，班主任中谁最清廉便一目了然了，以后只需在班主任的成绩表上记上玻璃数，作为晋级和奖惩的凭据。班主任是个聪明之辈，他肯定明白今后的晋级和奖金可能维系于这些窗玻璃，所以他站在二十米开外，大声地恳求我们，给他多留下几块窗玻璃。央求声像雷鸣中的持续雨声，但掩饰不住心中的贪婪。只是我们与他一样清楚那场行政改革的不可逆转，最后，一块窗玻璃也没给他留下。飞溅出去的玻璃碎片像下的一场冰雹，填满了屋檐下的水槽。他能够做的就是目睹我们的罪行，以平衡他内心的负疚感。这个默契的达成源自他罪孽的深重，不管我们怎么作贱宿舍似乎都不为过。我们（包括他）在犯了各自的罪行后，现在相安无事了，像非洲狮和鬣狗保持着必要的安全距离。他站在那里，一脸酒醒后的沮丧，我们已懒得搭理他。
最后一块窗玻璃被刘翰一脚踹出去时，宿舍里发出了一片喝彩的口哨声。宿舍里能用来发泄的目标少得可怜，我们衷心感谢玻璃这一类伟大的发明，它们既能承受我们的罪行，又不致使我们成为真正的罪犯。所以当有人把被单在屋里点燃时，大家上前揍了他，明确告诉对方，我们现在是狼。狼？对，不是剔光了头的罪犯。很快他眼里噙着泪，对大家的救命之举充满感激。他掏出一百元，放在桌上，请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一杯。他知道如果放在从前，这个真理用一百元是买不到的。此后几天，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灌醉，不停地呕吐脏话，仿佛要把四年来隐藏在体内的毒素统统清除干净。参加宴席的人越来越少，我们送走了一拨又一拨。拥抱，流泪，挥手告别。接着又跑回到餐桌上喝。直到临行前一天，每个人突然发现兜里只剩下了几张皱巴巴的盘缠。幸亏大家的狼性未泯，在亲手捣毁的宿舍的废墟上，凭着惊人的嗅觉，又有了新发现。饥饿的目光扫视着每个床下遗弃的旧鞋子，惊喜程度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被脚趾顶穿鞋面的球鞋，皲裂的皮鞋，趿拉成拖鞋的木跟凉鞋，被破布似的脏蜘蛛网包裹着散落在床下，其中相当部分完好无损，它们的款式和磨损程度显示出主人的个性和隐痛，而我们的行为似乎是积德，要把它们和一场彻骨的欢乐相联系。
刘翰跑到学生食堂散了一包烟，借来一辆手推车，是驮面的那种大号的。刘翰把它卡在宿舍门槛上停稳当，便张罗大家往车上装鞋子。到这一天，我们这届只剩下了四个人：刘翰、陆云、马立刚、倪景。其它宿舍都空空如也，窗户失去了玻璃屏障，湿热的空气肆无忌惮地在各个房间翻滚着，过去鼎沸的人气消失无踪，除了床下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年级一共有十间宿舍，每间的额定住人数是十五，一种过去留下的日式军营，窗户全是推拉式的，大得让人觉得是睡在户外。把每个房间收罗完，鞋子已经在车上堆成了小山。刘翰又让陆云找了几根棍子，一人执一根，然后推着车子出发了。
没出校门，手推车就引来一路的人侧目、惊叹，一些人还尾随在后面，他们问是不是要送到废品收购站？似乎那样多令人惋惜呀。刘翰用棍子往鞋山拍打了一下，说，喏，这样，说着用手拎起一只鞋子，又往鞋底拍打了一下，“几毛钱一双，想买的跟着我们走！”
拍卖地点是陆云选定的，在孝陵卫镇的正街上。我们把车子横放在人行道上，前后各有一棵梧桐树挡着，把绳子两头往树身上一拴，便成了挂告示牌的地方。刘翰掏出事先写好的告示犹豫了，他说干脆不统一标价，咱们扎扎实实来次拍卖吧，每个人都是拍卖师，拎着鞋子叫价就是。大家觉得这方法一定过瘾，情绪马上高涨起来。一手操着棍子，一手从鞋堆里抽出鞋子，边拍打边叫卖。
那样的购物盛况，卖者和买者身上澎湃的激情，都是我们从没经历过的。汗水渗透到衬衣表面，洇成碱样的黄斑，但这毫不影响我们体验之中的伟大情感。我们第一次找到了需要钱又蔑视钱的方法，它不再是鞋子归属的决定力量，我们为这样的耍弄陶醉了，鞋子悬在一片手的上方，眼睛揣摩谁是最需要的。我们对苦难的这种判断可能张冠李戴，但已经无法从装扮上帝的游戏中自拔了，至少这是把痛苦变成欢乐的可行步骤。想一想吧，一双才几毛钱的皮鞋，会在这个小镇掀起怎样的波澜啊。这场购物狂飚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车里空空如也，充满渴望的人群仍不肯离去。他们望望车子，又望望我们，神情如碰上上帝的使者，希望一旦燃起就不该让它熄灭似的。
那天我们拿着全部所得──210元5角──就近去了一家餐馆。老板娘是这个事件的目击者之一，她像迎接一队入城式中的凯旋者，服务员在门边排成两行，按照她的吩咐，一人拿一条毛巾往我们身上使劲拍打。灰尘没有飞扬起来，倒是更深地嵌进了衣服里，汗水把它们揉成了衬衣、裤子上的一道道泥印。刘翰接住舞动中的一条毛巾，轻轻往怀里一拉，犹如抓住了祝英台抛来的一只水袖，服务员害臊地趔趄进他的怀里，刘翰的手往她大腿上一靠，调侃道：“如果你真爱我就继续打吧！”服务员们这才住了手，鲜红的唇在一张张忍俊不住的脸上强忍着，终究没让我们看见一颗败兴的牙齿，大概这是那餐我们有好胃口的真实原因。那天喝酒的划拳声响彻餐厅内外，我们自己听来恍若隔桌的声响，粗野无礼，酣畅淋漓。桌上点的菜已经摆不下了，酒更是喝了一箱又一箱。我们酩酊大醉地辱骂一切，最终引起了老板娘的恐慌。她后来的表现有点像老鸨，吩咐服务员一人搀扶一个，由她带队，把我们送回校园。途中我们愉快地与她们调情，引得两边巷子中的居民，伸头出来张望。四年中我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模样，他们十分熟悉，羔羊的温顺的模样，现在见到这一副副他们不熟悉的样子，他们并非充满敬意地列在路的两旁，惋惜又无奈地摇着脑袋，嘴上不停地嘀咕，“他们毕业了。”“是啊，毕业了。”
1999.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