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族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了他们的肮脏灵魂。而更为深刻地审判则在聂赫留道夫的心灵中进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卡秋莎后，“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道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低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惟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卡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道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在凄风苦雨的车站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道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倪蕊琴）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大走其红热潮未退的时期，无论先锋派或传统派，大部分美国同行对此书颇为推崇。《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
自现代主义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是一例多见的现象。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作家和书评家如此兴奋呢？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性入，从孤高奇诡的茫然出。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反对媚俗而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做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的谎言，困惑的目光触及到一个个辩证的难题，两疑的悖论，关于记忆和忘却，关于媚俗和抗俗，关于自由和责任，关于性欲和情爱……他像笔下的那个书生弗兰茨，在欧洲大进军中茫然无措地停下步来，变成了一个失去空间向度的小小圆点。
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诗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不难看出，昆德拉继承发展了散文笔法，似乎也化用了罗兰·巴特等解析文化的“片断体”。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几百字和两千字之间。整部小说像小品连缀，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拈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方社会的形形色色，折射了从捷克事件到柬埔寨战争的宽广历史背景。他并不着力于传统的实写白描。至少我们没看到那种在情节构设、对话个性化、场景气氛铺染等等方面的良苦心机、而这些是不少中国作家常常表现出来的。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样。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社会改革建设事业的责任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是基于对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探索精神，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
活着的骄傲和哀伤
（韩少功）
应该说早在1994年就有了对《活着》的第一次阅读和随之而来的关于泪水的记忆。
这种感受是真实的，尽管在随后几年的几次重读中，我已经越来越理性地看待这部作品：熟知小说的每一个细节，并不再愿意仅仅顺着情节的发展去阅读和思考。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说清这样一个问题：《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面对真正优秀的作品，任何解释和转述的企图都显得多余。或许对一个读者来说，有时候需要的只是默默地阅读，默默地咀嚼和理解。就像理解生命本身，理解什么是丑恶和美好，什么是梦想和缺憾，什么是挣扎和宿命。
正如作家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的前言中写的：“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凭着只言片语的新书简介，我曾武断地将这种力量理解为坚韧的内核，绝望中的希望，或是汗泪交织中紧攥的拳头。我天真地以为由此我将理解整部作品，但事实告诉我并非如此。《活着》要传递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在人世的沧桑和苦难面前，余华的路走得更远，而“活着”本身则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小说贯穿的是一位孤独老人对自己大半生的追忆，时间跨度从抗战结束后的4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后的80年代。
历经沧桑而又荣辱不惊，老福贵的讲述一直不紧不慢，该长哭当哭时，却无动于衷，该唏嘘感慨时他不肯多谈半点。所有汹涌的情感都潜进了冷漠的叙述之中，使读者从中明明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一股潜流却又无以名状，欲哭无声、欲叹无言。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来概括《活着》呢？它讲述的究竟是中国老百姓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故事呢，还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情感悲剧呢？或许都不是，余华自己也将那种所谓描写现实，实为“写实在的作品”与真正的“现实作品”分得很清。在余华为我们虚构的一个个接连而至、近乎“不可能”的苦难面前，我们已忘记了他以往作为先锋作家熟稔了的写作技巧，看到的只是平实的“现实”，想到的却是人类生存中永远需要直面的困境。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活着》更像一支古老的歌谣，在向我们倾述着一个生命中脆弱与顽强、骄傲与哀伤的真相，让我们懂得卑微生命中蕴藏着些微的却如金子般闪亮的光芒，明白人性的温情是如何一步步把苦难的人们变得自信而宽容、坚实而无所畏惧。
（吴松）
44．在呼喊中活着
读余华的《活着》是在很久以前，自己毕竟不是博闻强识之人，小说给自己头脑留下的深刻印象仅余留下的是一种泥土的气息，似乎只有泥土这种世间之物才能够象征世间最凡俗的也是最艰难的过程——活的过程。重新想起《活着》竟然是因为英国散文家布朗的《瓮葬》，布朗的文字是华丽而晦涩的，犹如死亡难以让人承受和理解一样。这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之素朴，想起福贵老人在阳光下的土地上的吆喝。
一本奇书
我认识霍达，是从读她写的《国殇》和《民以食为天》开始的。我喜爱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因为从这些文字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但我还不知道她是位多产的作家，她写的电影剧本、戏剧等等，我都没有看过。直到她送给了我一本《穆斯林的葬礼》，我才知道她是回族，而且写作的才能是惊人的！
关于回族，我知道的很少，因为我的亲戚朋友里，没有一个回族人。我只知道回族人都爱干净，不吃猪肉，男人们戴着一顶医务工作者那样的白帽；北京有一条牛街，里面住的都是回教人，还有教堂（清真寺），如此而已。
读《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就如同走进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书里每一个细节，我都很“陌生”，只有书中女主人公新月在北京大学生活的那一段，因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故址，我对燕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还是熟悉而且有极其浓厚的感情的。
回来再讲这本小说，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的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它以独特的情节和风格，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这“效应”之广之深，大家知道得比我还多，我就不必细说了！
现在，我知道这本书正在译成许多外国文字，在海外出版，虽然里面有些删节，我对此还是十分欢喜。我愿意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有一个民族是穆斯林，而且在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就有一位年轻的回族女作家，她用汉文写出了一个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关于这本小说，在中国的言论和评价，真是多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谚，说“百闻不如一见”，亦愿朋友们都来读一读这本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
（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