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科技事业繁花满枝、硕果累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建国到1994年，我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近40万项，科技成果的实施应用率，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足30％提高到目前的70％以上。每年的新科技成果为国家增资节收近300亿元。相当一部分科技成果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60年中国第一枚导弹制造成功。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7年至1994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43颗人造地球卫星，并能使卫星成功地返回地面。1981年，中国成功地用1枚运载火箭发射了3颗卫星。中国还成功地完成了水下导弹、洲际运载火箭、“长征二号”大推力火箭的发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成果均居世界前列。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实现国内国际联网，“银河”巨型电子计算机、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卫星无线电测控系统亦都研制成功。我国已有一支千万人的科技大军，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如修瑞娟、倪以信、侯义斌等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修瑞娟是世界著名的女科学家，“海涛式灌注修氏理论”的主人，她在微循环（指人体血液循环中，继大、中、小血管之后的微血管的血液循环）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所获成果震惊了欧美发达国家，科学家们由此预言，微循环的研究将对今后医学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些现在难以治愈的心绞痛、心肌梗塞、脑血栓、脉管血、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以及癌症的治疗等，也极有可能在微循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修氏理论”为人类打开了生命的“绿色之门”。倪以信和侯义斌则是为祖国赢得荣光、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工学博士。
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科技，我国相继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发展计划和工程，如“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三金工程”、“攀登计划”工程等。
“863计划”是我国高科技研究与开发的重点，这个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与实际出发，选择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7个领域17个主题。该计划自1986年起开始实施，至1995年底，已鉴定成果1398项，其中获国家或部委奖659项，550项达到国际水平，获国家级奖73项。“863计划”实施的十年历程和成绩表明，它是中国高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火炬计划”以微电子和计算机、信息、激光、新型材料、生活工程、能源和高效节能、机电一体化等技术与产品为主要内容，是一项推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商品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计划，于1988年开始实施。它的目标是：发挥我国的科技优势，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商品化、高技术商品产业化、高技术产业国际化。“星火计划”于1986年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个依靠科技振兴农业经济的指导性开发计划，实施后，在许多方面都已取得显著成果。这个计划的具体任务有三个：为农村开发、推广适用技术成果和技术装备；在农村建立科技先导型示范企业；有农民中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关、金卡工程。这是建设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重大战略举措。“金桥”工程属于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在于以卫星、通信电缆、光缆、微波等多种传输手段，实现全国性的和跨国的计算机联网。“金关”工程即国家经济贸易信息网络工程，可以延伸到用计算机对整个国家的物资流通实施高效管理。“金卡”工程即从电子货币工程起步，计划用十年多的时间，在3亿城市人口中推广普及金融交易卡，实现支付手段的革命性变化，跨入电子货币时代，并将之逐步发展成为个人与社会交往的全面证明，如个人身份证、储蓄凭证、犯罪记录等等。“攀登计划”工程于1992年正式实施。国家选拔出首批30个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给予较强的持续稳定的支持，力图在5~10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1992年国家增拨自然科学基金5000万元，全国有108个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和3378项基础性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资助总金额达2.24多亿元。
中国自建国以来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使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使中国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华民族不再是任人欺压的民族。
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同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相比，我国科技进步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科技进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是比较小的，这反映在我国投入多而产出少的问题上。1978年至198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倍，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2.5倍，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仅1.95倍，投入与产出之比大体为2∶1到3∶1。这些数字，说明我国在进行大规模投入的同时，科学技术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换来的是较小的产出。这也正是我国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很高，但国家并未更快富裕起来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多，耕地和其他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既要解决好12亿人口的吃饭、穿衣、住房等问题，又要挤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来发展生产，这就更突出了依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着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所以，我们必须增强科技意识和发展科技的紧迫感。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经济竞争，还是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为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1995年5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的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这是非常及时的、英明的决策。
科教兴国，匹夫有责。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是奋斗、奉献和开创的一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科技兴邦，以科学报国，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处在充满竞争的21世纪，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再接再厉，把中国这条承载在着中国人发展梦想的历史巨轮平稳高速地航行在竞争的潮流之中。
“三钱”享誉海内外
在旧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为探求中国强盛的道路，有的抛头颅、洒热血；有的辗转他乡，出洋留学，学有所成后，用知识为国为人民服务。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力学家钱伟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就是这样的有志之士。
钱学森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在世界航空科学史上影响很大。1935年，24岁的钱学森，靠自己的节俭和清华大学的国外补助金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年后，他取得硕士学位，又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做了冯·卡门的研究生。冯·卡门是美国“超音速飞行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