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郊祀歌·象载瑜》章说：“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说：“象载，就是象车。象车从山中出现，祥瑞之车。”《赤蛟》章说：“象舆锺辕”（锺辕，车上穿绳的大环），即是指此。而《景星》章说“象载昭庭”。师古说：“象，是说悬象的意思，悬象秘事，昭显于庭。”二字同出一处，而师古作了两种解释。根据乐章词意，是指瑞应车，排列于庭堂之下。三刘《汉》释之说也有此解释。但说“白集西”
为西郊雍水之麒麟，这就不对了。《汉郊祀歌》为十九章，都将每章之名写在后面，《象载瑜》前一行说：“汉武帝驾车巡幸到雍水获得一只白麒麟而作。”自名前篇为“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于下篇又赘出这一篇章。
管晏之言
【原文】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译文】
《孟子》记载：“齐景公问晏子说：‘我准备去到转附（今山东芝罘山）、朝儛（今山东召石山）那两座山上去游玩，然后沿海岸南行，一直到琅玡山（今山东诸城县境），我该怎么做，才能与过去的圣贤君王外出巡游相似呢？’晏子回答说：‘天子、诸侯出巡，没有不和政事、国事相联系的。春天巡察耕作，对贫困之家给予补助；秋天考察收获，对缺粮的贫户给予资助。今天可不是这样了，国王一出巡，四处收集粮食，从上游顺流而下玩乐，忘记了归返，叫流。从下游向上游游玩，忘记了归返，叫连。成天沉溺在外出打猎取乐之上叫做荒，毫无节制地饮酒叫做亡。先王没有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听了很高兴，在全国作好接济穷人的准备。”
《管子·内言戒篇》说：“齐威公将往东游览，问管仲道：‘我拟游览的路线是从轴山到斛山，再向南到琅玡山。司马说，这是先王之游。为什么
这样说呢？’管仲回答说：‘先王之游，春天出去考察没有能力进行耕种的人户，叫做游。
秋天出去巡视，补助缺少粮食的人户，叫做夕。出游兴师动众，搜集粮食，叫做亡。出游乐而不返叫做荒。先王有游夕之职责，无亡荒之行为。’威公退而再拜，命令称管仲的意见为宝法。”观管、晏二子的话，何其如此相似？难道是传记所载的内容可以互相转移吗？管氏既然自为一书，必定不会误载，应当进一步考证《晏子春秋》一书了。
共工氏
【原文】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颛帝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帝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共工氏以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译文】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都说共工氏称霸九州，因他不是按照正常的途径为王，故称他为霸。《历志》则说：“共工虽有水德，但水德在火德与木德之间，不符合五行的次序。共工只知道加重刑罚来显示自己的强大，不知道为政以德，因此只作到伯的地位，没有为王。周人变动了共工在五行中的次序，因此《易经》不载他的事情。”《历志》的注文说：“以他不符合五行的次序，故将他去掉。”《史记·律书》载：顼因为有了水官共工的建议，才得以平息水害。文颖注释说：“共工，主管水的官吏。少昊氏衰败以后，他秉政为虐，故顼讨伐他。他本是主管水利的，因此在五行中为水行。”然而《左传》中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任命的官中，共工氏因治水，所以被任命为水师，以水名为官名。杜预说：“共工氏以诸侯的身份霸有九州，这是在神农之前的事，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概共工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没有高下之分，所以他称王是很明显的事情。他的儿子名叫后土，曾平定过九州，到现在人们还把他作为社神来供奉祭祀。前面所谓“周人去掉了共工在五行中的排列次序”恐怕不对。至于所谓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这种说法尤其荒诞无稽。洪这个姓氏本出于共，《左传》所记晋左行共华，鲁共刘，都是共工的后裔。后来人们推演水德之源，便在左边添水字而为“洪”。《尧典》所称“共工每于所在之方都能聚集善事以现其功”，而舜时流行的说法，则又与此不同。当时实行任命制，因此舜命垂治理地方。
汉志之误
【原文】
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谷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谷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按艺文志自云：“桑谷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辨。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他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演，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累，淄川之剧，泰山之肥城，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呼池河，皆注云：“呼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豕韦、齐威、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译文】
过去人们都说颜师古是班固的忠臣，是因为他注释《汉书》纪传，虽有乖讹之处，也必定委曲辨解的缘故。如《汉书·五行志》中错乱最多，其中最明显的是与《尚书》、《春秋》记载的矛盾。例如桑、谷同时生长于朝堂的事，刘向认为商道既衰，高宗因此而奋起，当国势得以繁荣之后，他却怠于政事，使国家陷入危亡之中。因此桑、谷之异常就出现了。武丁很恐惧，即向忠良之贤臣谋求治国良策。颜师古对此注释说：“桑、谷是太戊统治时期生于朝堂之上，而此说是高宗时期，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不清楚其义，或者是伏生搞错了。”据《汉书·艺文志》班固自己的说法是：“桑、谷共生，太戊（即武丁）由此振兴，鸣叫的野鸡落在方鼎之上，武丁成为一代宗王。”这本是《汉书》上说的，难道不可以作明证吗？而反以为是伏生的错误，为什么呢？鲁僖公二十九年，大雨冰雹。刘向认为这是僖公信用公子遂，遂专权霸道，僖公却不省悟。两年后，公子遂杀害了公子赤而另立宣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此后公子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本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将此事记载下来，又把文公误作僖公。对此，颜师古则无所辨析。鲁隐公三年，出现日食，刘向认为这是其后郑国俘获鲁隐公的预兆。而颜师古则引“狐壤之战，鲁隐公被俘获”这句话来作刘向的佐证。事实是，这事发生在鲁隐公为公子之时，《左传》记载得很明确。鲁宣公十五年，王札之子杀召伯、毛伯这件事，董仲舒以为发生在成公之时。其它如说楚庄王开始称王，晋国消灭江国之类的时间，颜师古都是随事敷衍，都说不清楚具体情况，终究不肯正面指出《汉书》的毛病。《汉书·地理志》记沛郡的公丘县说：“过去的滕国，是周懿王的儿子叔绣所封之地。”颜师古引《左传》“郜、雍、曹、滕四国，晋文公之显扬威德之地”为证，也说不清楚它的意义。真定的肥悗（今河北正定境内），淄川的剧（今山东寿光），泰山的肥城（今属山东），都被当作肥子国。而辽西的肥如，又说是“肥子逃奔燕国，燕国封他在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