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帅贪功
【原文】
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廉颇既老，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致困郭开之口，终不得召。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曰：“亡逾于老臣者矣。”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卬。光武时，五溪蛮夷畔，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用为将，果有壶头之厄。李靖为相，以足疾就第，会吐谷浑寇边，即往见房乔曰：“吾虽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国，而有高甑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太宗将伐辽，召入谓曰：“高丽未服，公亦有意乎？”对曰：“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郭子仪年八十余，犹为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不求退身，竟为德宗册罢。此诸公皆人杰也，犹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译文】
把功名放在心上，热心于寄身军队之中，这自然是将帅的习气，即使是古代以来贤明的卿大夫，也不能够知道适可而止和自我收敛。廉颇老了以后，还一顿饭吃一斗米、十斤肉，披铠甲上战马，来表示还可以被任用，致使困窘于郭开的谗言，最终仍不能被召用。汉武帝大举进击匈奴，李广屡次请求参战，皇上认为他老了，不同意，李广请求了很久才同意，最后却有贻误军机的罪过。汉宣帝时，先零羌反叛，赵充国七十多岁了，皇上认为他老了，派丙吉问他谁可以当将领，赵充国说：“没有谁能胜过我了。”于是奔驰到金城，献上方略图，后虽然大获全胜，但却使他的儿子赵印遭到灾祸。汉光武帝时，五溪的少数民族反叛，马援请求出征，光武帝悯恤他年老，没有同意。马援请求说：“我还能够披甲跨马。”光武帝让他试一试，马援跨上马鞍左顾右盼，来表示可被任用。光武帝笑道：“这个老者真是勇健啊？”于是用他为将，果然在壶头山遭到厄运。李靖当过宰相，因为脚有毛病辞职，遇上吐谷浑进犯边疆，就去见房乔说：“我虽然老了，但还能出征一次。”于是平定了吐谷浑国，却有遭到高甑生诬陷欺骗的事，几乎不能幸免于死。唐太宗打算攻打辽东，召他进来对他说：“高丽还不臣服，您也有出征的意思吗？”他回答说：“现在我有病虽然衰弱，但陛下真的不嫌弃我的话，我的病就会好了。”皇帝怜悯他年龄老了，不同意。郭子仪八十多岁，还当着关内副元帅和朔方、河中节度使，不想辞职退居，最后被唐德宗下令册封爵位，免去军职。这些人都是人中英杰，还不能免于贪功求名，更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
汉二帝治盗
【原文】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
【译文】
汉武帝未年，盗贼滋生蔓延，大的盗匪群多达数千人，小的也有几百人。皇上派使者穿上绣衣，拿着符节印信，派军队进行攻击，把大部分盗贼都斩首了，有时斩首达一万多人。汉武帝于是建立“沈命法”，法律规定：“盗匪团伙出现没有发觉，发觉了而没有捕获到规定的标准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及主管吏员都判死刑。这以后下级官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唯恐不能捕获，违犯规定连累郡府，郡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因此盗贼渐渐增多，上上下下却相互隐瞒，好躲避法令条文的制裁。汉光武帝时，盗贼团伙到处兴起。汉光武帝派遣使者下到各郡，听任盗贼们自己相互纠察揭发，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人的，免除他们的罪行。官吏们即使停留拖延、回避不前、故意放纵盗贼的，也都不加追问，以擒过盗贼的成效论处。那些郡守、县令犯了管辖区域内有盗贼而不收容捕捉的罪过的，以及因为害怕软弱丢弃城池和职守的人，都不看作过失，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包庇隐藏盗贼的人才判罪。于是互相追捕，盗贼们都瓦解逃散。这两件事都是治理盗贼的，而汉武帝的严厉不如汉光武帝的宽缓，它们的效果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汉唐封禅
【原文】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后二年，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感此文，乃诏梁松等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禅礼。
唐太宗贞观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请封禅。诏不许。六年，复请。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颠，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已而欲从其请，魏郑公独以为不可，发六难以争之，至以谓崇虚名而受实害，会河南、北大水，遂寝。十年，复使房乔裁定其礼，将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会星孛太微而罢。
予谓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禅之非，形诸诏告，可谓著明。然不能几时，自为翻覆，光武惑于谶记，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观之，盖所以累善政耳。
【译文】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刘秀乘车到东部巡视，众大臣进言说：“皇帝即位三十年了，应该到泰山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光武帝下诏说“我即位三十年，老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欺骗天吗！为什么要玷污来封禅泰山的七十二代帝王的记录呢！如果有郡县从远地派官员来祝寿，并以热烈的称誉作虚假的赞美，我一定判以剃发的刑罚，并让他去垦荒种田。”从这以后，大臣们不敢再说封禅的事了。过了两年，汉光武进行斋戒，在晚上读《河图会昌符》，书上说：“崇尚红色的刘姓皇帝第九代，应该到泰山盟会祭报天命。”汉光武帝对这段话有所感悟，就下令让梁松等查阅《河图》、《洛书》中说到第九代祭天地的文字，于是大臣们上报说有关的谶文有三十六条。于是推求汉武帝元封年间的封禅旧制，在三月举行祭天地的典礼。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大臣们认为四方各族都臣服于唐了，就上表请求皇上祭拜天地，皇上不同意。唐贞观六年，大臣又请求，皇上说：“你们都把祭拜天地的典礼看成是帝王的盛大的事情，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的。如果全国社会安定，家家富裕，人人丰足，即使不举行祭天典礼，又有什么妨碍呢？当年秦始皇举行过祭天地的典礼，而汉文帝没有举行过祭天地的典礼，后代难道会认为汉文帝没有秦始皇贤明吗？”再说敬奉上天只要清除尘土就可以祭拜了，为什么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筑起几尺高的土坛，这才可以表示对天地的崇敬诚心呢？”但事过不久他又想实行大臣们的请求，惟独魏征认为不可以，他发出六次责难来争辩，甚至说封禅泰山的大典只能是崇尚虚妄的名声而会造成实际的害处。又由于碰上黄河南北发生大水灾，这件事就停止了。贞观十年（636年），太宗又让房乔考虑决定这项典礼，将要在贞观十六年（642年）二月在泰山上举行，又碰上彗星冲犯太微垣而作罢。
我认为，这两个皇帝都是世上罕有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君主，他们清楚地知道封禅是不对的，并记录在诏令之中，可以说英明卓著。然而没有多长时间，自己又作出反复改变决定。汉光武帝是被谶语预言所迷惑，唐太宗则是喜好做大事，成大名。现在看来，封禅是拖累善政的实现的举动。
汉封禅记
【原文】
应劭《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仪记》，正纪建武东封事，每称天子为国家，其叙山势峭崄，登陟劳困之状极工，予喜诵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赖赍酒脯，处处有泉水，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谿谷，碌碌不可见丈尺。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纟亘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暗湿，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又云：“封毕，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道迫小，步从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欢，但欢石无相应和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医令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则后人所蹈，道峻危险。国家不劳。’”又云：“东山名曰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凡记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尝见称于昔贤，秦、吴、周三观，亦无曾用之者。今应劭书脱略，唯刘昭补注《东汉志》仅有之，亦非全篇也。
【译文】
应劭的《汉宫仪》载录的马第伯《封禅仪记》，记录的正是建武年间到东封泰山的事，每提到皇帝时就称作国家，文章叙述山势峻峭险要、登攀劳累困难的情状非常精细，我喜欢诵读。文章大致写道：“这天早上上山，骑马而行，常常因为道路险要陡峭，就下来牵马步行，一会儿走路、一会儿乘马，基本上各占一半。到了中观，留下马匹。抬头远望天关，好像从山谷底下仰看高峰一样。山的高耸，如同仰视飘浮的云彩；山的险峻，石壁深远，好似没有道路蹊径。远远地望见山上的人，很像腐朽的枯枝在行走，有的像是白色的石头，有的像是雪。长时间地看着他，白色的物体移动经过树木时，才知道是人。实在上不去时，就四散开来僵直地卧倒在山石的上面，也幸好带着酒和肉干可吃，到处都有泉水可喝。于是又努力地互相搀扶着行走，到达了天关。我们自认为已经到了，问路上的人，却说还有十多里。在那道路旁边，山的两侧，抬头看岩石上的松树，苍翠茂盛，犹如在浮云之中，低头看山谷中的溪流，石块累累，不能看清它们的尺寸。又直着向上七里路，走的是那弯曲漫长的羊肠小路，名称叫做环道，常常有绳索，可以用来攀登。两个随从的人在旁边扶着，前边的人拉着向上爬，后边的人可以看见前边的人鞋底，前边的人可以看见后边人的头顶，就像画中那样。刚走上这条路，走十多步歇一次，渐渐疲乏了，喉咙嘴唇干渴，于是五六步就歇一次。休息时跌跌绊绊地双手支撑坐倒在地上，也不管坐在阴潮的湿土上，前面有干燥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两条腿却迈不动。”文章又写道：“祭完上天以后，皇上命令众官员按顺序下山，皇上跟在后面。道路拥挤窄小，随从爬着斜上山坡，站起来举近火把，停下来时也连接不断。随从敲击大石头，石头的声音真是响亮，但却没有回声相应相和。饥肚鸣叫不止，嘴里也气喘。第二天，皇帝的医官询问皇上的身体状况，皇上说：‘昨天上山下山，想走就迫近前面的人，想休息就会被后边的人踩上，道路险峻危险。但我不劳累。”’文章还写道：“东面的山叫做日观，鸡一叫时，就看见太阳将要出来了，有三丈多长。从秦观那地方可以看到长安，从吴观那地方可以望见会稽，从周观那地方可以望见齐地。”这篇文章描述的细致，大致就是这样，却不见有先前的贤者称道它，秦、吴、周三观，也没有人曾经提到过。现在应劭的书有脱漏遗失，只有刘昭所补注的《东汉志》里还有这篇文章，但也不是全篇了。
杨虞卿
【原文】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云：“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以其时考之，盖杨虞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为相，与之论朋党事。时给事中杨虞卿、萧浣、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上闻而恶之，于是出虞卿为常州刺史，浣为郑州刺史，元夫为汝州刺史，皆李宗闵客也。它日上复言及朋党，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德裕曰：“给事中、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然则虞卿之剌毗陵，乃为朝廷所逐耳，禹锡犹以为自请，诗人之言，渠可信哉！
【译文】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诗中说：“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根据写诗的时间考证，杨给事可能就是指杨虞卿。据考证，唐文宗在大和七年（833年），用李德裕当了宰相，跟他谈论朋党的事。当时给事中杨虞卿、萧浣，以及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贵大臣，向上干扰执政官员。向下阻挠主管官吏。皇上听说后，很厌恶他们，于是把杨虞卿贬出京城去做常州刺史，萧浣做郑州刺史，张元夫做汝州刺史。这三个人都是李宗闵的门客。后来有一天，皇上又说到朋党，李宗闵说：“我向来很了解他们，因此像杨虞卿这些人，我都不给他们美官。”李德裕说：“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是美官是什么？”李宗闵窘迫失色。这样的话，杨虞卿当毗陵刺史，应当是被朝廷放逐的，刘禹锡还说成是他自己请求，诗人的话难道可以相信吗？
屯蒙二卦
【原文】
《屯》、《蒙》二卦，皆二阳而四阴。《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刚，《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刚。而《屯》之爻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盖《屯》二居中得正，不为初刚所诱，而上从九五，所以为贞。《蒙》三不中不正，见九二之阳，悦而下从之，而舍上九之正应，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择所从所处，尚监兹哉！
【译文】
《屯》卦、《蒙》卦两卦的卦象，都是两个阳爻四个阴爻。《屯卦》的六二爻位在初九之上，呈阴柔凌驾阳刚之象；《蒙》卦的六三在九二之上，也呈阴柔凌乘阳刚之象。但是《屯》卦的爻辞说：“女子贞洁，不生育，十年才生育”；《蒙》卦的爻辞却说：“不要娶女子，她见到有钱的男子，就会失身”；这两卦的正直和奸邪是这样的不同。《屯》卦的二爻在下卦位里处在中间，因而得到正气，不受初交的阳刚诱惑，而且在上卦位里是九五，上下卦位阴阳都处在中间，相互呼应，这就是贞洁的道理。《蒙》卦的三爻不在卦体的正中，见到九二的阳刚之象，就喜悦地向下跟随着它，而舍弃了与上九的正当呼应，这就是不要娶的道理。士人守身处世，选择跟随的对象、处世的方法，应当借鉴于这些道理呀！
汉诽谤法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