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性格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追求目标是什么？这是新时期文学所面临的和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随着时代的前进，民族的发展，艺术的深化与走向多元，我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已经追求并且正在愈加鲜明地追求自己的总体性格即——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1981～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刚刚揭晓，这是继1977～1980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之后举行的第二届评奖。这次共评出获奖作品118篇，126人获奖，作者分别有41个民族，其中土、裕固、鄂伦春、仡佬、撒拉、水、保安、阿昌、德昂等9个民族的作者是首次荣获这项全国奖，在质量上有了明显的提高和突破，这是有目共睹并令人十分欣慰的。仅从云南省的情况来看就有10个民族、14位作者的14篇作品获奖，居全国第二位。他们是：白族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白族张长的短篇小说《最后一棵菩提》，白族王云龙的短篇小说《爸爸在遥远的扣林》，景颇族岳丁的短篇小说《爱的渴望》，佤族董秀英的短篇小说《最后的微笑》，哈尼族艾扎的短篇小说《金凤花》，傣族艾罕炳的傣文小说《一天早上》，藏族饶阶巴桑的诗《石片的日历》，阿昌族孙宇飞的诗《我的筒裙花哟》，白族那家伦的散文《大江歌》，纳西族杨世光的散文《夜石林》，苗族杨明渊的散文《“蛊女”的命运》，德昂族杨忠德的散文《醉人的歌》，白族晓雪的评论《我国当代的少数民族诗歌》等。
对于全国获奖的作品，我只是零星地读过一些。对于我省作者获奖的作品，以前读过一部分，最近又找出这些作品通读了一番，加之我省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作者的作品也读了一些，我的心情是很兴奋而喜悦的。
如果对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粗线条的回顾和反思，是否可以这么说：五六十年代属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最近八年来则属于稳步长足发展而呈现兴旺繁荣的阶段。在新时期文学的画廊中，留下了众多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无愧的彩色画幅。一批在五六十年代就有较大影响的作家、诗人如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敖德斯尔、安柯钦夫、云照光、超克图纳仁，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朝鲜族的金哲，壮族的陆地、韦其麟、周民震，满族的寒风、胡昭、戈非，彝族的李乔、苏晓星，回族的胡奇、高深、木斧，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杨苏、晓雪、张长，苗族的伍略，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等在继续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外；还涌现了一大批素质较高、有思想、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和诗人，如回族的张承志，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蒙古族的佳峻、查干，藏族的益西单增、降边嘉措、扎西达娃，土家族的孙健忠、黄永玉，苗族的李必雨、杨明渊，彝族的吉狄马加，纳西族的戈阿干、杨世光，白族的严亭亭等。至于正在崭露头角的年轻作者更是不计其数。这支老、中、青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大军，为新时期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作出了他们宝贵而独特的贡献，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也是明显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起点较低，起步较晚，发展很不平衡（如一些地处边疆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才刚刚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作者和第一篇作品，有的少数民族甚至还是空白）。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置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来考察，就值不得沾沾自喜更值不得固步自封了，这种差距和不足就很清楚了。就全国尤其是我省目前的状况而言，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有较深的思想深度和较高的艺术性的“拳头”作品还不多，大多数作品还处于中等或偏下的水平；有的少数民族至今还没有自己的作者和新文学作品。当然，造成这种状况有各种因素，诸如一些少数民族作者的文化水平较低，理论修养不高，生活功底不足，艺术表现力较差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评论和研究很不得力甚至不重视。这不能不引起大家来深思并着手解决。
因此，这里不打算对具体的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进行分析评论，也不打算对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进行探讨，仅想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的两个基本问题谈点浅见。这两个基本问题在我省似乎更突出一些。
第一、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更大发展，必须追求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是缺一不可的，三者是辩证地统一的或者说是水乳交融的。如果说时代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表现技巧和感染力，民族性则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性格特征和独特素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在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我们的社会逐渐走向开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促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观念意识形态的变革；而观念意识形态的变革又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的前进与深化。各个领域的探索和急剧变革使每一个角落都日趋活跃而异彩纷呈。我们对于文学的时代性或时代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不是像过去那样理解得过于简单或偏狭。时代性应该像现实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处于不断变化的复杂状态中。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边疆，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种种原因，同内地相比，这种落后是明显的存在着。但也不可否认，近几年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必然带来文化传统、思维观念和心理意识的巨大变化。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往往呈现两种现象，一种是有的老作家尚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还沉缅于或满足于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以颂歌或以讲故事或以民族风情、边疆风物来构成作品的主要特色的创作方法，表现一些陈旧的说教或简单肤浅的主题；另一种是有的年轻作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理论准备不足，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等掌握较少，生活功底欠厚，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刻的思索和独到的发现，盲目地生硬地模仿外国文学的表现技巧和手法，不仅失去了时代性也失去了民族性，从而走向简单或晦涩。这两种现象都关系到对于文学的时代性缺乏正确的理解。作家应该更新知识和观念。作家应该是思想家。文学必须拥抱时代。我们必须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颤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迸发生动的时代气息，具有鲜明深刻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的思维观念。
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性格特征。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个性、民族的思维观念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核心和灵魂。著名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每个民族之民族性之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理解事物的方式。”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在文学上则表现为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这是少数民族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民族化的重要保证。文学的民族性不应该从它描写的外在的生活形态上去找寻，而应该深入到作品所反映的内在的内涵中去探求。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决定着他观察生活的眼光、选择题材的角度、理解事物的方式和独特的审美观念以及表现方法，从而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一个民族的宇宙观就是那种带有一种或者几种最基本的光谱的灵智三棱镜，这个民族通过这种三棱镜来观察万物存在的秘密。”我认为，对于民族性或民族特色，既要有宏观的理解，又要有微观的把握；既有继承发扬之一面，更有开拓创新之一面；既要把握住作为民族历史的传统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更要注意发现被现代思想观念武装的觉醒了的新人的气质个性、精神灵魂。换句话说，民族性应该是民族的当代性、世界性和历史性、传统性的交融体，是鲜明而独特的民族魂。
我们的文学既要趋向世界的共同文化，又要保持和发扬文学的民族性。这便是问题的辩证关系。从全国特别是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看，这种民族性往往比较单一、肤浅甚至不令人满意。如何表现深层的民族性，虽然苏联的少数民族文学和当代拉美文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然而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尤为必要和紧迫。
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性包含很多方面。但其中有一个关系的把握很重要，那就是对本民族（或所描写的某个民族）的文学传统的批判的继承与向其他民族、外国文学的借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这方面，不少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已有许多经验之谈。我们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注意这个关系。从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情况看，闭塞仍然是主要矛盾。大批年轻作者对传统民间文学的继承、对古代现代汉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借鉴都不够。纵向的继承，横向的借鉴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这便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鲁迅先生说：“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则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重新审视自己，突破闭塞，更新知识，开阔视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性，这是我们共同的思考也是我们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
第二，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评论和研究。我国新时期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和文学评论研究工作的活跃、拓展和深入是分不开的。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研究，较之以往任何时期也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汉族文学评论研究相比，特别是考虑我国有50多种少数民族这种实际状况还很落后，差距很大。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且很分散。特别是长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他们都十分熟悉少数民族的历史、民俗和现实生活，但一般都愿意搞创作而不愿意搞评论研究。国家和省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大学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长期偏重于对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而轻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评论研究。现有的民族文学研究刊物极少，阵地缺乏。微观的研究多，一般的肤浅的研究文章多。从事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研究的人员修养、功底和素质不太高。领导者对这项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措施不力等等。这些状况必须引起重视，是下大力解决的时候了！
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像培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人才一样培养造就一支强大的评论研究队伍，包括注意培养本民族的评论研究者在内。要将一些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研究的同志既分散更要集中地给以关怀、培养、深造，使他们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感。文联和作协要设立这样的专门机构，花大力气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造就一支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文学修养和多种学科知识的少数民族文学评论研究队伍。二是建议已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室，要把重点从民间文学研究转移到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上来。要适当地创办民族文学评论的报刊。三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研究要采用多种方法，如比较文学研究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并注意到它们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等学科的联系，化而为我用，拓展我们的视野和思维空间，更新方法，使研究深入。四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研究一定要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际紧密联系。研究者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研究者要和作家交朋友。要发现和鼓励新的探索。要注重创作中的突出问题的研究。创作要上去，评论研究要跟上。携手并进，共同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作出贡献。
1985年12月下旬
（原载《民族理论研究》1986.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