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年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因此也喜欢读一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笔者高兴地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多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由复苏发展逐步走向兴旺繁荣。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已经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边疆特点和民族特色，而且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边疆各族人民的精神气质、思想风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描绘了各族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这些作品在少数民族群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
但是，我也看到有的作品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中也有议论。因此不揣浅陋，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就教于一些作家和作者。
有些少数民族同志反映，现在有的作家写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写得不真”，违背了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有的不熟悉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爱好和情趣，甚至作了歪曲的描写。如有一个作品曾写了景颇族人民1976年1月跳“纵歌”悼念周总理的情节，就是编造出来的。按照景颇族的风俗习惯，“纵歌”并不用于悼念活动。我们知道，大山话叫“目脑”，小山话叫“纵歌”。传统的“纵歌”分为祭祀性（如祭鬼神）；狩猎和军事性（如战争前的动员）；欢庆性（如节日大典、丰收、战争胜利等）。解放前只有大山官才能组织跳“纵歌”。解放后，跳“纵歌”摈弃了封建迷信色彩，都是用于欢庆节日、丰收等，不用于悼念。十年浩劫中，“目脑”、“纵歌”也被打成“反动”舞蹈。直到建国三十周年之际，景颇族人民才又跳起“纵歌”，以欢庆国庆大典和庆贺丰收。据笔者调查，凡是读过用“纵歌”悼念周总理这篇作品的景颇族同志和对景颇族风俗习惯较熟悉的同志，都对这篇作品有意见。有的景颇族干部说得更尖锐而中肯：“写我们跳纵歌悼念周总理，这不是把敬爱的周总理当神来祭吗”？有些作者，没有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满足于走马观花，一知半解，闭门造车，这样没有不闹笑话的。
仍以描写景颇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为例。有一篇散文里有这样一句：景颇山“满山满岭的斑色花开得红艳艳。”其实斑色花不是满山满岭，更不是红艳艳。又如：“我们景颇人世世代代穿的是树叶兽皮。”这也不符合生活的实际。要说这些是夸张吧，夸张也应“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还有不少诗歌、散文都爱歌颂景颇人“像雄鹰一样”。对此，景颇族同志也有意见，他们说：“我们历来不爱雄鹰，它残忍、凶狠，我们景颇族有个习惯，只要谁打了一只老鹰，在寨子中走一圈，各家各户都要送他小鸡、干巴、水酒，感谢他除了大害。而且在我们的民歌中多把鹰比喻成骑在我们头上干坏事的山官或反动军队。”汉族对老鹰也是区别对待的，我记得邓拓同志在《老鹰能比英雄吗？》文章中说过：“老鹰中有许多品种是不好的，不足以比于英雄”，“必须区别对待，不能笼统而论。”所以，对于景颇族不爱鹰，我们必须尊重。
又如有一篇写傣族的作品，其中有一句“背上傣家人的长刀”，也是不熟悉生活闹出来的笑话。傣族不用长刀而用的是短刀、弯刀，一般也不“背”在身上。有的作品写傣族青年男女谈恋爱，描写他们在大街上就“拥抱亲吻”，这未免太“现代化”了。
我们还看到，有的作品为了表现民族特色，于是把许多少数民族语言音译为汉字，然后又不胜其烦地加上一条条注释，这样做除增加读者阅读的困难外，是别无好处的。如果以为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作品的民族特色，那是对民族特色的误解。我们要求读到的不是“民族语音”，而是富有民族生活气息的活泼的个性化的民族语言。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作者没有看到今天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气质、理想情操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没有去研究反映这种变化，从而做到使作品既保持边疆民族特色，又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而是老写些竹楼、大青树、凤尾竹、孔雀，或者为了猎奇，写些古老落后的风俗和陋习之类，甚至描写他们的愚昧保守或狭隘自私，这已经是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了。须知生活在发展，艺术也只有不断探求出新才有活力。
举出以上几个例子，并不是给有的作者和作品出洋相，更不是否定整个作品或作者。目的是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共同努力，在这里，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必须再强调一下。
一是真实地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问题。我们经常谈到要写出云南边疆的特色来。这一方面是指云南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情，地理环境，民族服饰等，但是，更重要的和更本质的是要写出人，写出这个民族的人的心理素质和思维特征，从而描绘出一个民族的特殊的性格来。我们看到有些写八十年代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写的傣家人、景颇人、傈僳人、苦聪人……和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和解放前没什么两样，作者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现状很不熟悉；我们也看到有些作品为了表达作者某种预先想好的主题，只注意去编故事，从生活的表层摭拾一些有趣的事件和拍摄外景，而忽略了写人，因而显得空洞、概念、华而不实，更谈不上感人；我们也看到有些作品故事是今天的，语言也是时髦的，但人物的思想风貌、性格特点却是过去的，因而显得很生硬，不真实；我们还看到有的写边疆的作品，人物的语言、性格甚至周围环境的描写和内地相似。这些都说明作家不仅要长期深入生活，熟悉生活，而且还要研究生活，概括生活，包括研究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文学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研究的深浅，对生活本质认识的深浅，决定了你所写出的作品的深浅。对于这点，不论是本民族作者，还是其他民族的作者，都不能例外。假若你为了追求所谓的民族特色，为了猎奇，老是去宣扬那些落后陈旧的风俗，似乎越原始就越有特色，那是片面的。更不能像有的作品那样，由于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写不出来，硬用汉族的心理、思想感情、语言去代替，或对少数民族的历史阶段不熟悉，用今天的思想去“提高”过去的人物，这样的作品，少数民族当然可以不承认。我们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前进，物质生活的进步，文化科学的提高，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及表达这些的方式方法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并在各方面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去努力熟悉这些变化，认识这些矛盾，尤其要倾注极大的热情去反映这些变化和矛盾的本质。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
第二个问题，细节的真实是非常要紧的。离开了生活的真实根本谈不上艺术的真实；而细节的真实则是体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重要环节，也是文艺作品能否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基本因素。好的细节描写在古今中外文学巨著中比比皆是，那一个个真实绝妙的细节，往往成为一篇作品的金环玉纽，成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身上的一脉一络，成为表现主题的重要手段。当你读到它时拍案呼绝，当你回味它时久久不忘。著名作家沙汀说过：“故事好编，零件难找。”零件就是细节。相反，有的较好的作品也往往因为一个不真实的细节令人大倒胃口。我们尤其应当认识到，对于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情趣、语言等一切细微末节，有的本民族的作家尚且认为还没有真正弄通，那末，我们汉族的作家和作者就更应该下一番认真而又繁重的研究功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上有一条禁令：不能说谎！有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有时就因为一个细节说了谎，使得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你还“不够格”。衡量一篇作品思想艺术的优劣高下，谁说了算？生活说了算！人民说了算！
一切有志于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志于为繁荣少数民族文艺作出贡献的作家和作者，应该长期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少数民族生活中去，去熟悉研究他们的历史尤其是现状，去熟悉研究他们每一个人，去熟悉了解他们的思维特点和性格特征，应该自觉地接受少数民族群众的检验，经常倾听他们的批评和意见，反复修改推敲自己的作品。有一句话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格’的唯一评判者。”
1981年3月
（原载《边疆文艺》1982年2月，收入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编印《文学创作参考资料》198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