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杨苏文集》五大卷，包括杨苏的全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当然，“文革”十年是一段空白）和对杨苏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不仅称得上洋洋乎大观，而且不乏名篇佳作，诠释着著名白族作家杨苏的思想轨迹、独特成就和创作风格，也为阅读和研究杨苏提供了较为全面宝贵的资料。云南美术出版社为云南作家出版文集，在我的印象中是第一个，其宏大气魄与远见卓识可敬可贺。
在俊才云蒸、群星璀璨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杨苏是有其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杨苏于一九二七年生于云南省剑川县的白族家庭。他在剑川、丽江读中学和鹤庆师范、昆明求学期间，就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内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组织武装斗争，任特区党委副书记，随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七支队某团任政委、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州委和地委宣传部长，“文革”中遭受批斗关进牛棚，以后任云南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五十年代中杨苏怀着对新的边疆、新的生活、新的民族人物的满腔热情，开始了业余创作，从发表在《萌芽》上的散文《响吧，象脚鼓》开始，接着在《边疆文艺》、《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佳作《求婚》、《剽牛》、《没有织完的筒裙》、《春雨满山寨》、《嫩西节》、《亲如兄弟》、《梅恩莎》、《洱海风雨》、《女教师》，散文《山庄夜语》等等，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关注和好评。一九六一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没有织完的筒裙》，著名老作家叶圣陶、冰心、茅盾给予热情的高度评价。叶圣陶称脍炙人口的短篇《没有织完的筒裙》为“绚烂的文锦”。茅盾称赞它是“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冰心评论道：“读完这本《没有织完的筒裙》，兴奋得如同看了描写兄弟民族生活的电影一样，它把读者引到了色彩浓郁的环境里，丰富奔放的生活中去……每一段故事都显得绚烂照眼，如火如荼！而一切的一切，又归纳在解放后的党领导下的崭新的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杨苏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成就和影响，早已有权威的评论，并已经载人中国当代文学史，毋须赘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求婚》，同样受到读者喜爱，很快销售一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杨苏开始了“边纵”题材的创作，进入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丰收期，发表了颇有震撼力和影响力的《同心结》、《带血的蜡梅》、《伍扎和他的凉山马》、《路啊，漫长的路》、《送粮》、《撤退途中》、《乌黑海的血迹》等十五篇短篇小说；发表了中篇小说《石钟山的故事》、《绿林新传奇》、《老镖师的女儿》、《一块白杨木的墓碑》、《海滨饭店》等十二篇及另一部“边纵”纪实文学《纵横千里》。另外，杨苏出版了三本散文集《边疆絮语集》、《片羽集》、《地中海岸三国行》，另发表了二十多篇各种题材的散文。此外，他还写作发表了热情拥抱现实生活，讴歌改革开放中的新人物的报告文学十八篇。杨苏的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或散文被选人《新中国文学大系》、《中国当代小说选》、《全国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等，列入高校教材，多次荣获省内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有的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无论杨苏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还是八十年代创作的“边纵”题材的短、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报告文学，首先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深刻而强烈的民族性并洋溢着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艺术上或清新隽永或浑厚凝重，都文情并茂；而且，在风格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清新明快隽秀的风格发展为悲壮遒劲沉雄的风格。关于杨苏五六十年代写边疆民族新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他在“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写的“边纵”题材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本人曾在《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记白族老作家杨苏》中作过评论。这里再概括几句：中外文论都讲“风格即人”，外国文论还讲“风格即题材”，这就是说，风格不仅和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学识理论修养、创作手法变化有密切关系；而且和写作的题材有密切关系；另外还和时代变革、文学风气有密切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建安文学时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杨苏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谈得清楚而深刻：“风格是怎么形成的？窃意以为是和作家的生活经历，学识修养，对文学使命的理解，对题材的选择，文学语言的运用，作品中所表达的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对塑造人物表达出的爱憎等多种因素形成的。而且我体会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正如我五十年代写的景颇族题材，和八十年代前后写的‘边纵’题材在各方面都不同了，因为心境和经历完全不一样了。地下党、‘边纵’所经历的血淋淋的历史，无法再使我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所写出的‘筒裙’似的欢快抒情的文章了。为云南地下党、‘边纵’多少冤案平反要解决的思想障碍，我不能不满怀悲愤地写了多篇中短篇……”这段话不仅道出杨苏的创作风格发展变化的原因，而且从中可以看出风格的形成正是一个作家宏富而成熟的体现。
在那些“文革”的浩劫年月，作家虽然也有过痛苦和忧愤，但是他始终没有垂下思考的羽翼。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苏以一个老共产党员、老领导干部的坚定信仰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血泪的思考和严峻的探索，连续创作发表了一系列描写云南解放前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各族儿女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短篇、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边纵”题材的创作，是杨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独特性的一面，他的这些作品不仅为党落实“边纵”政策，恢复革命历史面目起到了文艺的先导作用；也填补了一段空白，垦出了一片云南文学史的处女地；其创作风格的变化让广大读者惊叹。在一九八0年写作的《边疆絮语》中，杨苏满怀激情地自白：“我这样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全国各个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都流过血的，是各民族鲜血的结晶，绝不是靠谁的恩赐。过去不能写，写了会被戴上帽子……”之所以要引出这一段话，正是从中看出作家一直在认真地作纵横思考和严峻求索。他其实正在双管齐下：一方面探索如何去反映今天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改革开放以来激烈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他以一种深厚积淀的历史意识的穿透力与洞察力，选择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在他青年时代较为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去挖掘宝藏，去寻找提炼重要的题材，去开拓一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和历史的生荒地！他说过：记载下各兄弟民族斗争的历史，这正是讴歌他们的诗篇。…
杨苏的“边纵”小说，由于作家思想的深刻性，题材的独特性，人物与故事的强烈的民族性，作品所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悲壮沉雄的艺术风格，使人耳目一新，标志着他的创作迈入了第二个生机勃勃的文学春天。《同心结》中的白族游击战土和泽波和他的新婚妻子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带血的蜡梅》中的游击战士何炳全与白族姑娘李玉莲的坚贞爱情和慷慨悲歌，《送粮》中对阿祥为首的一群白族妇女高尚精神的描写，《洱海风雨》对白族大婶王阿秀的崇高品质的赞美，《撤退途中》对党的地下工作者阳生茂和警卫员张锡良的精细刻画，《董禾根》中对一个老游击队员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的抒发，《伍扎和他的凉山马》对一个藏族革命战士的品格和他的战马的着力雕塑，《绿林新传奇》对揭竿造反、刚强剽悍的民族英雄罗得才的扣人心弦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描绘，《路啊，漫长的路》中的藏族战土斯尼的坚强意志、刚直性格和坎坷的人生命运，悲壮之情，情景交融，令人荡气回肠。《一块白杨木的墓碑》中的白族女共产党员赵冬梅的美丽善良、鲜明性格、命运多舛和壮烈牺牲，更是栩栩传神，令人感叹唏嘘！以及其他中篇《石钟山的故事》、《老镖师的女儿》、《鸡足山的僧尼们》、《海滨饭店》等等，虽然瑕瑜互见，然而总的看，这类“边纵”题材的短、中篇小说，较之杨苏前期的创作，是一次可喜的突破，是一次重大的超越，无论其思想的深度、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艺术魅力，都是他创作的重大突破和胜利，即作品所蕴藏着悲壮之美、阳刚之美。
杨苏的“边纵”题材小说，尤其以长篇小说《藏民飞骑》所蕴含的独特民族性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而影响广泛，享誉中国当代民族文坛。《藏民飞骑》写的是云南解放前夕，活跃在滇西北地区的“边纵”部队的一支劲旅。杨苏同志和藏族指战员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建立了十分亲密的战斗友谊，他怀着对同生死共患难的藏族战友的深厚感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满腔热情地、艺术地塑造了扎西多吉、斯那尼玛、江楚喇嘛、敏珠等藏族骑兵队指战员的英雄群象，为中国民族文学的版图拓宽了新的疆域。书中既有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也有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既有绚丽多彩的边疆风俗画，又生动地描写了各民族同胞的骨肉深情，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藏族著名学者、作家降边嘉措评论道：“《藏民飞骑》是著名白族作家杨苏同志的新作，它的问世，不仅是杨苏同志创作道路上的一个突破，而且是我国百花纷呈的民族文学园地里的可喜收获”。杨苏在谈到这部三十一万字的小说的创作时，曾在《后记》中激动地说：“……我更无法忘记，在解放战争期间，在战场上纵马奔驰，在滇西北高原使国民党部队闻声胆寒的藏族骑兵队同志。他们在战斗中奋勇杀敌，为掩护其他民族的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负了重伤，伤口感染，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忍受着截肢手术的悲壮情景……他们为解放被美蒋统治的中国，为推翻西藏惨无人道的农奴制度，为建设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藏族战士忍受了多少痛苦，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上，同样染着藏族人民的鲜血。”《藏民飞骑》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民族特色填补了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个空白，树起了一座里程碑。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和藏族地区多次播放，较之六十年代初杨苏创作的电影《景颇姑娘》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效应和更深远的影响。
迄今为止，杨苏还创作出版了三部长篇文学传记。《白子将军》，与杨美清合作，一九八八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再版时更名为《周保中将军》，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周保中将军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出生于大理市湾桥村的一个贫寒的白族家庭，十五岁就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受党的派遣到东北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喋血苦斗。作家多次去东北，沿着周保中的战斗足迹，深入群众调查采访，收集了二百多万字资料，成稿后又反复修改。全书三十八万字，以真人真事真实的时代背景和艰苦卓绝的环境相结合，生动地描绘了东北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斗争的壮烈场面，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慨。全书读之如身临其境。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壮激越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家以昂扬的激情，如椽的文笔，深刻地雕塑了民族英雄周保中将军的形象，列为一部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材，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高度评价。全书因而一版再版。
长篇传记文学《艾思奇传》是杨苏的又一部力作。出生于腾冲县书香门弟的艾思奇是蒙古族后代，少年时即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就才华横溢，二十多岁在上海就出版《大众哲学》而闻名遐迩，以后奔赴延安而建树甚丰，新中国成立后人生道路曲折坎坷以至英年早逝，极富传奇色彩。要写一位著名哲学家的传记令一般人望而却步。杨苏在离休之后奋力拼搏，广搜博采，耽于思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大家之作。四十万字的《艾思奇传》，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哲学家、诗人、战士艾思奇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全书篇章构架纵横捭阖，大气磅礴，充满浓厚的思辩色彩和抒情诗的氛围，行文流畅，文采斐然，将一代哲学大师的心灵性格和博雅气质雕塑出来，给人以深沉的思索和悠远的启迪。
近十多年来，杨苏又相继创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省委大院》、《青春颂歌》，令人惊叹敬佩，从而也使他的文学创作进入第三个丰收季节，攀上了一个辉煌的高峰。
一九九八年七月，杨苏的长篇小说《省委大院》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家“十年磨一剑”，经五次修改定稿的长达三十九万字的大作，是一部描写和反映当今中国高层领导生活的不可多得的佳作，是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杨苏对中国民族文学宝库的又一杰出贡献，达到了他创作生涯的高峰。此书最近又再版重印。
《省委大院》反映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K省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纪委的领导班子和各种人物，紧紧围绕当时那场至关重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是实事求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是认真平反K省地下党和游击队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是因循保守？是积极改革开放还是封闭僵化？是努力搞活经济、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是固步自封？以及提拔什么样的干部、如何完成新老交替、怎样发展经济、宣传文化领域的斗争等一系列焦点、热点问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多层次的激烈斗争。通过作品的步步展开和深刻揭示，光明与阴暗、廉政与腐败、开放与阻滞、权与法、新与旧、正与邪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较量。《省委大院》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高屋建瓴、结构宏阔、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浓墨重彩而又精细人微地紧扣时代脉搏，抓住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平反冤假错案，省委新老班子换届的心态交锋，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态、性格。小说中将上至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下至民族地区基层群众，发生的一系列真实可信的事件，高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地艺术地表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以K省祁宏地委副书记李涵的人生命运、政治沉浮贯穿全书，紧扣读者心弦，颇具吸引力和可读性。作品通过纷繁错综的事件、矛盾的描写和揭示，显示了作家直面社会现实和人生，十分熟悉和准确把握上层领导的生活和各种人物思想性格的能力。同时为新时期描写省一级改革开放的新文学塑造了一群真实可信的独具艺术魅力的崭新形象。李涵面对冤屈的坚定信念和充满理想与执著追求，宋吉和侯德斌的正直正气和善良质朴，李文海的渊博练达和沉毅稳重，冯海的清廉和高度事业心，司徒达成的僵化守旧，苟绍德的极端个人主义，文琪的记者作风和不阿性格，高怀庆的机智灵巧与现代派味道……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生动的形象和许多回味启迪。在艺术手法上，《省委大院》再次显示了作家在结构长篇、组织情节、描写细节、刻画人物、揭示主题方面的大气磅礴，境界深邃，事件场景时空交错，人物命运扣人心弦，故事曲折变化，情节腾挪跌宕，形象塑造栩栩传神，心理刻画精雕细镂，语言流畅且富于个性特点，民族特色蕴藉独到。无疑，写作这样的大题材和众多高层次人物，非杨苏这样具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实力的人不可。《省委大院》所塑造的系列人物，是作家进行了高度艺术概括的“磨合”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基础是事实加X或减K，这个未知数X就是小说家本人的性格，这个未知数也永远对事实有修饰增删的功效，甚至把它整个地改头换面……小说家的功能就在表现内心最深处的内在生活。”（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十六页）《省委大院》再次显示了现实主义手法的强劲生命力，应该说是作家最为激情投入和独具民族性的一部大作，是老作家献给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的一部具有独特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佳作。
一九九九年五月，杨苏的一部四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颂歌》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读之令人拍案称奇。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昆明，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专门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杨苏的独特贡献就在于这是第一部而且是很成功的一部长篇力作。书出版后，获得了许多老一代专家、教授尤其是亲身参加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老同志们的肯定和称赞。老作家杨苏将史学家的眼光、思想家的洞察和艺术家的创造结合在一起，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糅合一起，凌云健笔意纵横，以史诗的手笔，抒写出了那场山雨欲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斗争，描绘出一幅可歌可泣、如火如荼的历史画卷，刻画出一群当代英雄真切感人的人物群象。作家笔下的进步青年秦文良、潘琰、史毅、胡玉珊、陈世勋等人物呼之欲出，令人奋起；著名教授闻一多、吴晗、张奚若、朱自清、熊庆来等人物跃然纸上，令人怀念；还有蒋介石等人物由于处在尖锐复杂错综的矛盾中也没有脸谱化，而是将他们的阴险凶狠奸诈的心理性格和政治谋略较为深刻地揭示出来，令人警醒。即使对当时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老昆明城的市容街巷也作了真切细腻的描写，从而使小说更具厚重的历史感和艺术的真实感。《青春颂歌》全书洋溢着一种精神——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精神。这种精神过去需要，今天更要发扬光大。老作家杨苏为创作这部小说累病了几次，他怀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振兴感，夙星夜寐，奋力拼搏，付出了多少汗水心血和智慧啊！
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中说道：“是的，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够达到共同的目标，只有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每一个民族的这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那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他还谈到：“文学如果想变得巩固而永久，非具有民族性不可！”“文学中的民族性是什么？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在论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别林斯基说：“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秘密不在于服装和菜肴，而是在于观察事物的方法。”他还在其生前未发表的《俄国文学的批评性历史》的一章中，进而论述道：“文学这个字眼的准确的明晰的意思，应该指的是历史地表现在人民灵智和幻想所结晶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意识。意识既然是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所以，文学必然应该是民族的共同财富，是同样涉及一切人、同样使一切人感觉兴趣、同样为一切人所能理解的某种东西。”（以上均引自《文学的幻想》，满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别林斯基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论述是相当多的，以上这些都是他精辟的、代表性的论述。同时，别林斯基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观点，其定义是经典性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明确的外延，它不仅指俄罗斯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而且包含俄国文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性。这正和鲁迅先生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实质是一样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汉族和五十多个民族团结共处的统一国家。单说文学方面，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因此，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不仅包括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的民族性，而且蕴含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文学理论界对于中国民族文学的民族性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近二十年来，评论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较为深入。笔者以前曾在一篇关于中国民族文学的特性的文章中表述了这个观点：“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个性、民族的思维观念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核心和灵魂。”（见拙著《竹楼文谈》）如果要谈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及民族特色，不能不论述众多成绩卓著的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况且这方面的评论研究文章已经越来越多了，即如《杨苏文集》的最后部分，就汇集有五十篇有关杨苏的作品及其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的评论文章。本文只是想着重指出：著名白族作家杨苏正是独具民族性和民族特色的作家之一，在中国当代文坛和民族文苑都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的创作成就正是对中国民族文学“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半世纪的沧桑演进了历史巨变，五十年的风雨创造了文学中国。作为时代琴弦上的搏动与变奏，新中国文学以其叙事与抒情的宏伟博大，以其时代的不可逆性与隆隆足音，以其几代各族作家的血泪、智慧和才情，铸造了一座悲壮而宏富的文学宝库。尤其从封锁围闭到走向改革开放，中国当代作家们历经火浴而履践庄重使命，不懈耕耘而印证时代风雨。咨嗟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纵目寄怀于河山风云之舒卷，将巨大的社会变革凝聚为纸上烟云，以镗鎝之声与时代足音相共鸣。半个世纪来作家们的奋斗耕耘，至少在题材与体裁的新开拓，主题与思想的新境界，人物形象的新典型，风格与形式的新发展，民族文学的新生机等多方面塑造了新中国文学的成熟与辉煌。著名白族作家杨苏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的文学创作与新中国文学同步前进，他的创作成就可谓浩漫宏深，并以其独特的民族性而卓然当代中国文坛。他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和厚实的生活积累，使他拥有不竭的源头活水；而紧贴时代脉搏，密切关注现实，善于学习思考，使他思想敏锐，青春焕发，笔耕不辍，佳作迭出。从五六十年代的《没有织完的筒裙》等众多的小说、散文，到八十年代“边纵”题材的系列短篇、中篇及长篇《藏民飞骑》，到八九十年代的长篇纪实文学《周保中将军》、《王复生传》、《艾思奇传》，进而到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省委大院》、《青春颂歌》等，可谓老树繁花，硕果累累，文坛瞩目，世人称奇，显示出杨苏创作独特的民族性和宝刀生辉的艺术魅力，留下了他文学创作三个丰收期的坚实足印。同时，杨苏也是一位独具艺术风格的作家，五六十年代的小说、散文风格是清新明快隽秀，而八九十年代他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及传记文学的风格是悲壮沉雄遒劲。这进而有力地证明了“风格即人”和“风格即题材”都是文学风格说的不刊之论。
漫漫云岭路，七旬赤子情。如今已逾古稀的老作家杨苏，虽发如雪丝，体弱有病，然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思维敏捷，健谈热忱，一身正气，质朴气清，爱憎鲜明，铁骨铮铮，正直真诚，豪情灼人，德高望重，慈祥可亲，老骥伏枥，佳作常新。这或许是“老山倌”青春不老的缘故吧。
《杨苏文集》即将出版，真诚地为杨老高兴、祝福！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4期。后作为《杨苏文集》代序言，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版。《文学界》2001.2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