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陈独秀刚起身就收到了一位友人给他寄来的密信，告诉他一个可靠而又令人惊忿的消息。友人告诉他，巴黎和会的局势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北洋政府为了换取日本的巨额贷款，已经指使它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国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签定了一份中日两国解决山东问题的密约，同意日本驻军青岛，共管胶济铁路；又说安福系的政客们已经策划好，准备召回在巴黎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而让章宗祥以新任外交总长的身份去出席会议，以便满足日本的要求，将德国过去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权益，拱手转让给日本。友人还在信中告诉他，因英国政府在这次大战中曾与日本订有密约，它的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将明显地站在日本一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开始本来还是比较公正的，现在因受到日英两国代表的游说和其它某些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看来举世瞩目并寄无限期望的巴黎和会，很可能会在中国山东问题上出现牺牲公理、屈从强权、出卖弱国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去满足强国日本无理需求的可耻局面。
这恼人的消息，顿时激起了陈独秀心头无比的愤慨。
他读了这密信，再也坐不住了，只是草草地吃了几片饼干，喝了几口隔夜的温开水，就坐上他的黄包车，赶到李大钊这里来了。
李大钊拿了漱具，站在廊檐下洗漱。陈独秀就在他的小会客室里，怒气冲冲地叫骂开了：“守常，这班狗家伙真不像话，简直都是一些衣冠禽兽，卖国贼，吸血鬼！”
他比李大钊大9岁，在李大钊面前，说起话来就总有那么一点大大咧咧老大哥的气味。
李大钊洗嗽完了，拂一拂落在长衣下摆上的水珠，走进房来问他：“怎么啦，仲甫兄，您又在骂谁呀？”
“章宗祥嘛，还有那个曹汝霖、陆宗舆。这些狗家伙都只知道升官发财，卖国营私，简直比李鸿章、张荫桓还不如哩！”
接着，陈独秀就把他刚刚收到友人来信的内容，向李大钊转述了一遍。
李大钊听了，只是微微地一笑，说：“你讲的这些情况，昨天我也都听到传说了。我正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在《新青年》上把这个阴谋揭露出来，诉之于全国民众呢？我们中国也是参战国、战胜国、主权国嘛。英国首相也好，法国总统也好，他们有什么权力和资格，拿我国的主权去做交易呢？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咱们中国人也是不可欺侮的！”
陈独秀接过李大钊递给他的一支香烟，点燃后，刚吸了一口，就被呛住了。他咳嗽了好一阵，涨得满脸通红，老半天才缓过气来，摇着拿烟的手说：“你的意见本来都是很对的。我个人也完全同意你刚才说的这些主张。不过，刚才我在到你这儿来之前，已经先给胡适之打了个电话，试探过了。这几期《新青年》轮到他主编。他的主张很明白，很坚定，就是要只谈学术，不谈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教育还未普及，广大民众还处在蒙昧状态之中，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人权，什么叫做民主。国政大权又完全掌握在一些愚顽凶悍的军阀政客们手中。因此，现在还不是我们文化人放言论政的时候，如果说要去谈政治，那也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坏更糟。所以，他已明确表示不同意现在就在《新青年》上谈论这类敏感尖锐的时政问题。”
李大钊默默地坐在靠椅上，仔细地倾听着陈独秀的话。他显然是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压抑着自己内心的辩驳。他深深地吸着的那支烟，刹那间就变成了一截长长的灰色烟烬。
他望着手上的烟蒂，停了很久，才淡淡地说道：“那样也好。既然他胡适之不同意在《新青年》上谈政治，咱们就到咱们自己办的《每周评论》上来揭发这个问题吧。您看怎么样？二十年不谈政治？总不能让整个中国都被人家瓜分完了，出卖完了，咱们再来谈政治嘛。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再过二十年，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胡博士想谈政治也来不及口罗。”
“对，很对，我的老弟。我完全同意你这些意见。”陈独秀是个极爽快的人。他说话也爽快，“依我看，今天我们不仅应该谈政治，而且还应该有所行动才对。光议论议论有什么屁用，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听说我们北大这边有邓中夏、许德珩、罗章龙等人，北高师那边还有匡互生等人，都在酝酿一个行动计划。我们这些长了胡子的人，总不能落在那些年轻人的后头啊。依我看，大声疾呼，积极行动，内惩国贼，外抗强权，现在正是时候。”
李大钊对于陈独秀的“应该有所行动”的主张，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去找蔡元培校长，共商行动的计划。
此时，陈独秀的心情已经完全开朗了。事业与战斗所激起的如火的情怀，给他过半的生命注入了一种新的强劲的活力。一种庄严崇高的使命感又一次充满了他的全身。同这种崇高的情愫比较起来，那小报的谤文，家事的烦忧，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只要他一走出家门，他就把那一古脑儿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心情舒畅，一身轻快，在李大钊的住宅门前，同李大钊一道，各自坐上自己的黄包车，就一前一后，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向北，向紫禁城那边，向汉花园和北大红楼驰去。
蔡元培站在北大校长室的大玻璃窗前默默地沉思着。
对面景山上越冬的赭绿色的树丛中，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染上了一层嫩嫩的新绿。万春亭金色的重檐和暗红的楹柱，在春日艳阳的晖映下，显得格外的明丽。
然而他的心情却十分的阴沉。
由于段祺瑞、徐树铮他们不愿意放弃用武力征服全国的计划，不愿意停募和交出参战军，不愿意解散非法的安福国会，并且暗中指使陕西督军陈树藩，进攻民党于右任的靖国军，南北和谈已经濒临破裂。
巴黎和会在日本政客的威胁与利诱下，出现了牺牲中国，偏袒日本，由列强暗中搞国际出卖的丑恶迹象。
一两个月前，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演说时，那种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威尔逊“十四原则”演说所激起的对国际公正力量和世界光明前景所怀有的无限信赖与无比乐观的情绪，到此就都幻灭了。
国际国内的局势如此令人焦虑，而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将矛头直接指向他个人和整个北京大学的新的动向。
在他的写字台上，摆着一份刚刚送来的今天出版的《公言报》。这份报纸竟然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黑体通栏标题下，十分显眼地刊登着一篇《林琴南致蔡元培函》。
这份突如其来的公开函，对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作了一系列严重的无端的指责，读过之后，使他整整一个上午都无法平静。
对于象林琴南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旧文学家和翻译家，蔡元培一直是很尊重的。尽管林琴南一生从未出过国门，也并不懂得外语，但因他的国学基础和旧文学根底都比较深厚，所以由他翻译的许多西洋文学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块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等等，却都深为中国读者所喜爱，影响甚大，在较早引进西方文学方面，起了开路的作用。这一次，蔡元培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对这位文学前辈深深敬重的心情，为了给自己的好友赵体孟编印的《明代遗老刘应秋文集》请林琴南写序而主动给林写信去联系的。
谁知，他收到的竟是这样一封复信，而且还是事先并未将信寄给他就突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了。
林琴南老人在这封公开信中，指责他主持的北京大学，“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必覆孔孟铲伦常以为快”，是“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未有不毙者”矣，并且攻击北大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是引车卖浆之徒……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信末还说：
……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迫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土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集，甚为我公惜之。
公开信就是这样深文周纳，严色峻词地把纲常、名教、学统、文运、国难、民生等种种问题与罪责都推到了他蔡元培的头上，好像国家的局面弄得糜烂颓坏到眼前这种样子，不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客们的责任，反倒是象他这样一个区区大学校长和几个无官无职，只能写几篇文章，发几通议论的文人学者们的罪过。
面对着这样公开无理的攻讦，他当然不能够再等闲视之。自从前年，1916年，他应北洋政府教育部的电召，从法国回来，就任北大校长以来，由于他与李石曾、吴稚晖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士关系密切，又聘请了陈独秀、胡适之等新派文化到北大来做文科学长和文科教授，还把言论激烈的《新青年》杂志从上海搬到了北大校园，随后又创办了同样激烈的《每周评论》和《新潮》杂志。这几份杂志全都是思想新锐，议论激昂，放言无忌。它们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与愚昧，文字犀利的锋芒，刺及社会文化各个角落，一直指向各种的权威。在弥漫着守旧氛围的北京城内和整个中国，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派惊世骇俗、标新立异的呼号，自然也就不可能不引来许多的攻讦与谣诼了。
蔡元培拿着这张报纸心绪如潮。他知道，在林琴南这样一位前清遗老、七旬老人的复信背后，显然还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
他知道，林琴南是前陆军部次长，现任参战军参谋长，筹建中的西北筹边司令部司令，北京城内最跋扈最炙手可热的铁腕人物徐树铮的幕中常客和座上文师。徐树铮又是国人尽知的北洋政府“护国军神”、皖系军阀和安福国会的老头子和首领段祺瑞的心腹爱将和得力臂膀。《公言报》则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御用喉舌。林琴南的复信，突然在《公言报》上披露出来，这说明了什么，肯定是有来头的。
段祺瑞是袁世凯去世、冯国璋离职后，北洋势力中的最后一根支柱和实力人物，他蔡元培却是孙中山下野、黄克强病故、宋教仁被刺后，南方革命党人留在北京的最后一名文人代表；段祺瑞是清廷旧臣，与逊清皇室和整个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血缘关系，他蔡元培却是民国元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着长时间的交往；段祺瑞、徐树铮们一心要用武力征服孙中山等南方的势力，用枪杆子统一中国，他蔡元培却是最近成立的和平期成会的主要发起人和南北和谈的重要促成者；段祺瑞的安福内阁极力投靠日本，与日本政府多次签订密约，以换取日本的巨额贷款，来扩大他们自己的武装，梦想建立一种像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的、比较集中统一的、纪律严明的社会，他蔡元培却倾向于西方，醉心于法国式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社会制度；段祺瑞、徐树铮们渴望独裁专制，搞一统天下，他蔡元培却支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等倡言民主与科学，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两者是这样的截然对立。水火冰炭，相置一盂，哪有不爆烈相克之理？
所以最近数月来，就常有一些友人，私下里跑来劝他。他们告诉他，军方和政府对《新青年》、《新潮》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十分不满，可能会采取某些制裁行动。他们都劝告蔡元培，希望他能够主动地解除陈独秀的职务，制约胡适之、李大钊等人的言论，改变《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内容和方向，妥协一下，以保全他个人和整个北京大学的地位与声誉，却都被他断然地谢绝了。
他坚决认为，大学就应该是自由的学府，一定要遵循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原则。他自己就是这样言及履及的。他既支持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们办《新青年》，支持傅斯年们办《新潮》，鼓吹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也支持真有学问的老师刘师培、黄季刚们办《国故》维护旧文学，反对新文学；他甚至还容忍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的前清遗老辜鸿铭拖着他那条不屈不挠的小辫子，在北大校园内外公开宣传他的君主优越论和夫妇比数应如茶壶茶杯一样以一比四为最合适的“茶壶茶杯论”。
他认为大学是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的摇篮，只有在思想言论充分自由不受干扰的环境下，科学文化学术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人的才智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不仅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的思想言论，并无错误，且深受全国青年之拥护，而且就算有错，那也应该是言者无罪，文者无罪，思想无罪的，决不能因为人家敢于想问题，写文章，谈思想，讲道理，就去迫害人家，撤人家的职，砸人家的饭碗。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侵犯人家的天赋人权，你就是把刀拿来架在脖子上，他蔡元培也决不会同意去干这种事情。
因此，他断然地拒绝了那些好心的友人们的建议。
此刻，他更是下定了决心。
他准备毅然拾起对方投来的白手套，接受那些躲在林琴南老人的复信后面正狞视着他的那些强权者们的挑战。他要好好地写一封给林琴南的公开复信，为自己投入了无数心血的北京大学辩护，为自己的为科学与民主而战的战友们辩护，同时，也要向全国民众，公开表明自己的心迹与态度。
决心既定，他坐到写字台旁边，很快就写好了那篇著名的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一直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
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手中的笔，放回到案头上时，他如释重负。他的心情比原来舒缓多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对面的紫禁城展现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片金碧辉煌。
这时，他突然记起了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开演说会时的情景。
前几天，李大钊告诉他，本校图书馆有一姓毛的小职员，对他的演说有些看法，认为有过于乐观和轻信的毛病。最近他读到《新青年》发表的他的同乡周树人的一篇杂文《随感录三十九》，似乎也有这种意思。他觉得，那位姓毛的年轻人和周树人的意见都是很有道理的。现在看来，他当时对欧战后整个世界局势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过于天真了。他应该接受这些后生辈的意见。然而，他又觉得，他当时的主要思想和许多论点许多话语是并没有过错的。
他重新记起了那天站在人群涌动的广场上，突然从内心迸发出来的那些语句：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资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远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他想，他讲错了吗？不！他没有讲错。他信心百倍。他觉得，无论环境如何艰难，如何险恶，如何变化，他都将永远这样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