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海港，也是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早在北宋末年，来往于上海的中外商船就日渐增多。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各划租界，城市畸形发展，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青少年时期，朱德一直在西南和华南活动，上海、南京、北京这些城市，朱德是从报纸上得到印象的。朱德是1922年6月乘船到达上海的。他的上海之行很不容易。
1922年1月，云南的滇军接到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以其主力东征，打击军阀和帝国主义，昆明只留下少数老弱病残人员，但身为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警察厅厅长的朱德由于准备出国学习，仍然留在昆明。
谁知半月以后，风云突变，“云南小皇帝”唐继尧突然率领地方民团和土匪向昆明进攻。由于寡不敌众，滇军总司令顾品珍阵亡，朱德身佩枪支，带着准备前往欧洲留学的旅费，骑上他那匹心爱的战马，乘昆明城陷落之前，率领骑兵队伍冲出西门，直奔楚雄。这一行人当中，有曾经担任四川省督军兼省长的罗佩金将军。
突出重围以后，朱德主张立刻北上，穿过西康和四川西部，再到上海去，到广州去，去找孙中山，找共产党员。罗佩金认为，北上之路都是荒山恶岭，到处有盗匪出没，少数民族地区不好通行，统治四川的刘湘和杨森曾经是战场上的对头，因此主张西奔楚雄。朱德难以说服罗佩金，不得不与其分手。
朱德一行穿过滇北的高山激流，摆脱了唐继尧的追兵，一路冒险跋涉，经过一百多天的艰苦行程，终于回到四川南溪。
这时候，朱德一心准备出国留学。正当他收拾行装之际，忽然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邀请朱德“念在旧交”到重庆去作客。朱德知道四川军阀的暗探很多，自己的行踪难免不被杨森觉察，杨森没有动手抓他就是很大的面子。杨森邀他去重庆作客，不会有什么好事。
朱德的一些朋友和家人劝阻说：“杨森是在摆鸿门宴，你不能去。”但朱德为了争取一个机会到欧洲留学，毅然告别家人，前往重庆。朱德哪里想到，这一走竟然是同家人永别。
杨森是四川有名的军阀，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16年，杨森参加护国战争，担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深知朱德的军事才能。1917年，杨森又参加了护法战争，担任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团长。三年以后，杨森投靠四川军阀刘湘，在川军中先后担任第九师师长、永宁道尹、第二军军长等职。这一次，杨森对朱德特别热情。朱德乘坐的船刚在重庆靠岸，杨森就在卫队的簇拥下出现在码头上，欢迎场面十分隆重。
那天，刘湘刚从成都参加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返回重庆，晚上就设宴会欢迎朱德。刘湘和杨森早就仰慕朱德的赫赫威名，钦佩朱德的卓越军事才能，想方设法收买、拉拢朱德。宴会、听歌看舞，还特意摆了一桌麻将。第二天，刘湘和杨森一起陪同朱德观看划龙舟比赛。其间，刘湘和杨森甜言蜜语，封官许愿，千方百计拉朱德入募。刘湘比朱德还小3岁，是四川大邑县人，先后在四川新军弁兵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18年升任川军第二师师长。两年前又担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川军总司令，并主持四川民政。为了达到他称霸四川的个人目的，他很需要朱德这样的军事人才。
然而，刘湘和杨森都失望了。朱德反复声明：“我要到欧洲去留学，要去寻找新的生活。”
刘湘冷笑一声，说：“朱将军何必要到欧洲去浪费时间和金钱呢？在峨眉山上休息休息不就够了吗？”当时，有些失败的军阀和政客常常到类似峨眉山这样的地方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但朱德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去寻求真理。
杨森故作姿态：“朱将军一定要去外国留学，那么回国以后，我们一定虚席以待。”
在那种场合，朱德处理不当，他和家人就有生命危险。便点头答应了他们。
1922年9月。
正是初秋时节。上海连续下了几天雨，外滩显得格外的阴郁和潮湿，像是被一层薄薄的雾雨网住了。朱德踏上了停靠在外滩码头的那艘法国籍“安吉尔斯”号邮轮，到异国土地上去学习知识，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呜——。汽笛长鸣。“安吉尔斯”号缓缓驶出了黄浦江。朱德凭靠在栏杆上，默默地向这座一度使他神往而现在又使他失望的大城市告别。黄浦江的秋景是动人的，明清时候，“黄浦秋涛”一直被誉为上海的八景之一，每年阴历8月18日，在陆家嘴一带可以看到“银涛壁立如山倒”的景色。今天，朱德丝毫也没有观涛的兴致，而是在苦苦思考着自己的理想和中国的前途。
“安吉尔斯”号驶到了公海上。朱德第一次见到烟波荡荡的大海。以往，他以为大海是一个诡谲多变的怪物；眼前，却是一片黄滔滔的浊浪。风不大，海面上荡澜着一朵朵银白的浪花。海燕贴着水面低飞觅食，海蜇像一把把肉伞似的在海水中飘浮着……孙炳文走过来，轻轻地在朱德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关切地问：“玉阶，想家吗？”
朱德摇了摇头，两眼依然傲视那海天一色的神秘世界。朱德是同孙炳文结伴同行的。他与孙炳文是挚友，5年前，他在滇军中担任团长时，就和孙炳文熟悉了。
那一年，朱德的部队驻守在四川省南溪县，孙炳文是回乡探亲时慕名前去拜访朱德的。孙炳文毕业于北平京师大学堂，比朱德大一岁，曾经担任同盟会京津分会文牍部长，积极进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活动，后来因为预谋刺杀原摄政王的事情败露，被袁世凯政府缉捕，潜回四川，以教书谋生。朱德敬佩孙炳文的博学和言谈，初次见面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聚谈。五四运动以来，朱德正是在孙炳文的帮助下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知道俄国正在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那时候，他同孙炳文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救国，他们两人都认为，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孙炳文又同他一起踏上了奔赴欧洲大陆的航程，他对自己的选择更加充满信心了。
海水渐渐地呈现出暗绿色，海洋好象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的草原。“安吉尔斯”号航行在南洋的海面上，驶入了新加坡等国的港口。在朱德的脑海里，南洋曾经被看作一个富裕的地方。那时候，有些人一度把南洋看作是天堂，成千上万的华侨来到南洋经商、“挖宝”。今天，当朱德踏上这块土地时，才知道有许多来自祖国的人在矿井里、在大种植园里、在风雨溽暑中，干着当地人和白人都不愿干的苦活，祖国同胞在他们用血汗建造的摩天大楼和宫殿般的住宅的阴影下，过着贫困和污浊的生活。严酷的现实仿佛使朱德又置于上海这样的城市中……
“安吉尔斯”号在新加坡停靠了一天。这个“英联邦”的成员国位于马来半岛南面，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是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朱德注意到，这个一度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地方，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海洋上的航行是漫长的，也是寂寞的，可是朱德的思维一直很活跃。他回忆停留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除了拜访孙中山，他还见到了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个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胡汉民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曾经两次到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评议部评议员、书记部书记、南洋支部长，当时任中华民国政府的总参议兼书记长。由于胡汉民曾经策划了粤、桂、滇等省的起义，参加了广州黄花冈起义、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朱德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朱德在上海见到胡汉民时，认为胡汉民“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人物。”
汪精卫当时担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是国民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一名重要人物。朱德抱着一种对知识分子很尊敬的心情去访问汪精卫，见面以后，他很快就失望了，他认为汪精卫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
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之后，朱德更加想到欧洲去寻求革命真理了。
洋面上漫起一层淡的薄雾，掀起了无数三角形的波浪。海风吹响着桅杆，一阵接一阵地刮过去。在海风和巨浪的“护送”下，“安吉尔斯”号驶到了印度。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大国。朱德在一座座高耸的宫殿之间，看到了布满在黑暗的小巷里的贫民窟，看到了无数赤身裸体的苦力在灼热的阳光和皮鞭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贫穷和被奴役的黑人又映入了朱德的眼帘。这引起了朱德的深刻思考。朱德对孙炳文说：看起来，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充满了贫穷、奴役和苦难，中国并不是唯一最悲惨的国家。在漫漫航程中，朱德默默立下誓言：要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奋斗终身。
“安吉尔斯”号在法国的马赛港靠岸了，朱德和孙炳文踏上了这个以法语为国语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自从1789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曾经先后建立过五次共和国和两次帝国，1871年3月18日，法国工人阶级举行的武装起义，曾经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现在，当朱德亲临这个传闻中的近代科学的天堂时，他发现法国工人阶级虽然比中国工人穿得好、吃得好，但同样被资本家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烟刚刚熄灭，法国是战胜国之一。当朱德以军人的敏锐踏进欧洲大战的旧战场时，发现这里并没有留下战争胜利的喜悦，人们把灾难作为谈论战争的一个主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下子打垮了三个王朝，作为战胜国的法国也元气大伤。在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四肢残废的士兵、寡妇和孤儿在游荡……
朱德和孙炳文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里住下了。起初，他们想去游览欧洲大陆上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美丽宁静的塞纳河，雄伟壮观的凯旋门，这些闻名世界的名胜和风景对于朱德和孙炳文多么有吸引力呀！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德得知有一批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旅欧共产党组织，连忙四处打听这个组织的情况。当朱德得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时，再也无心游览巴黎的美丽风光，急急忙忙乘火车前往柏林，去找周恩来。
朱德和孙炳文到法国以后，为什么要到德国去找周恩来？原来，周恩来只在英国留居了近两个月，就回到法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流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很容易找到，各种不同的思潮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是非常能启发人们深入思考的。周恩来在法国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经过深入思考，周恩来终于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傅钟等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周恩来最初提议把这个组织称之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确定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次会议还选出了3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当时，周恩来住在德国柏林南郊的一个小镇上。朱德得知周恩来在柏林时，就急匆匆地赶去了。在旅途中，朱德忽然想起了在上海与陈独秀见面的情景，那一天，朱德轻轻地叩门，等待，又敲门，又等待，好一会，房门才开了一条缝。朱德看到，门缝中有一张略显疲倦的黝黑的面孔，连忙礼貌地凑上前：
“请问陈先生在家吗？”
那张脸上，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朱德，语调格外沉静：“你找陈先生有事？”
朱德满脸含笑地说：“我是从云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和陈先生谈，请你转告陈先生一下。”
门随即开大了，朱德面前是一位穿着一身陈旧而笔挺的绽青色绸袍的中年人。他笑了笑，表示歉意，说：“我就是陈独秀，你请进。”
朱德跟随着陈独秀穿过一段狭窄昏暗的过道，走进陈独秀那间零乱地塞满各种书籍的房间，陈独秀指了指书架旁那把旧藤椅，和气地说：“请坐，不知你有什么事情要同我谈？”说着，他拉开写字台前那把木椅，稳重地坐下了，两眼凝望着朱德。
面对这位崇仰已久的共产党的主要人物，朱德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思考片刻，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寻找共产党、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愿望。
起初，陈独秀十分认真地听朱德讲解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他当他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脸色骤变，双眉蹙在一起。陈独秀片面地认为，这位“军阀”一定是在滇军里混不下去了，才来找他另谋生路的，对于朱德提出想参加共产党的请求显得很冷淡。
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以后，陈独秀说：“我可以坦率地对你说，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无数的艰难困苦呀！”
“这没有什么。”朱德立刻豪爽地说，“只要中国的百姓能够得到解放，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昌盛，我个人吃苦也甘之如饴。”
陈独秀点了点头，忽然抬高嗓门说：“参加共产党，就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你是一名行伍出身的旧军人恐怕还要有一个脱胎换骨般的思想转变呀！”
朱德笑了，言语格外恳切和真诚：“当然，我要与广大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起共同战斗，是需要进行思想转变。但是，我申请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已经思考很久了，请你们相信我的决心。”
陈独秀点燃一支烟，一边抽一边默默地思考。他喷出来的烟雾中似乎有无数个问号：这个来自云南边疆的一旅之长，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共产党呢？他狠狠吸了一口烟，两眼凝望窗外，字斟句酌地说：“朱先生，这件事是不是以后再说？”
一阵难忍的沉默。
朱德把冲到喉咙口的话又收了回去，他没有再说什么。他感到意外，他敲叩了革命的大门，但这扇门却对他紧紧地关闭着，难道像他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就没资格参加革命？
他没有失望，当他走出那间沉闷的斗室时，迎面射来一束耀眼的阳光时，他兴奋地抬起头，仰望无限广阔的蓝天，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
今天他要在异国的土地上去寻找周恩来，周恩来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了，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他拒绝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消散。
列车进入柏林时，已经黄昏了。火焰一般燃烧的晚霞遮掩了半个天空，地线上显得更明亮更清湛了，半圆的月亮渐渐地露出一张金黄的脸。朱德和孙炳文一起来到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轻轻敲了敲一幢楼房的门。
门很快就开了，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人很有礼貌地问朱德：“你们找谁？”
“我们找周恩来。”
“我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作了自我介绍以后，热情地把朱德和孙炳文领进屋，一边沏茶一边说：“坐，快坐下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朱德见周恩来热情而又诚恳，心中的疑云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俩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朱德诉说，当他听到朱德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时，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愿意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11月，朱德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同孙炳文一起，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朱德离开哥廷根市，回到柏林，开展组织新建的国民党支部的工作。那时候，朱德已经能用德语会话，能够理解专业性很强的德语学术讲演了，因而他又承担起了新的工作。
自从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后，国共合作的进度加快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却千方百计地阻止国民革命的进程。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批受国内反动派怂恿和操纵的官僚、地主的子弟开始组织青年党，与国民党左派相对抗。为了大造革命舆论，与这些官僚、地主的子弟进行有效的斗争，朱德开始创办和发行一份中文周刊——《明星》。
办刊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宣传工作，朱德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主办这份油印的刊物上。有时候，朱德写文章、刻蜡板、操作油印机，弄得衣服上也沾上了油墨；有时候，朱德又去写邮寄姓名、地址，包扎，贴邮票，送刊物，从发行主任到零碎的杂活，朱德样样都干。这份刊物，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旅欧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1925年7月，朱德带着三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横渡波罗的海，前往列宁格勒。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这是朱德的一个心愿。
朱德到达苏联以后，很快来到莫斯科郊区的莫洛伙夫卡村，参加共产国际在东方大学举办的短期军事训练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把旅欧总支部先后到达莫斯科的几十个人编成一个队，由朱德担任队长，在东方大学学习军事。
东方大学的许多教员都是由共产国际选派的知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职业革命家和游击战专家，各门课程要求都很严格。朱德在军事上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课上课下，朱德都能熟练地掌握课程内容，融会贯通。有的同志学习上有困难，朱德总是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为他们“开小灶”，许多人称赞朱德是“我们的实际教官”。
课余时间，朱德还同大家一起操练步枪、迫击炮，投掷手榴弹，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军事技艺。
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朱德曾经提出，回国后将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于2月下旬在北平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朱德与房师亮等人一起，在5月18日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船返回中国。三年半过去，朱德将军对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中国革命应怎样进行等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