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滇军里的一位朋友悄悄走到朱德面前，神秘地一笑，说：“玉阶，我妹妹来信了，她到师范学校读书去了，今年18岁。”
朱德瞄了对方一眼。他知道这位朋友出身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是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不知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还是触动了哪一根敏感的神经，他说：“能到师范学校学习，不容易嘛！她叫什么名字？”
“萧菊芳。”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本世纪初叶，中国的姑娘一般不肯在结婚前同未婚夫见面。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婚事是由萧菊芳的哥哥帮助操办的。当时，朱德的父母远在四川省仪陇县，他们甚至不知道朱德结婚的详细情况。
婚后的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朱德和萧菊芳只有星期天这一天时间能团聚。这时候，他们俩人总是有说有笑，亲密无间。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在率领部队行军作战的风雨岁月中，朱德同萧菊芳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即使是在昆明，朱德也往往是白天忙碌一天，夜晚才能回家同妻子相会。
1916年初，身为第一军第三梯队团第六支队长的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开往朱德的家乡四川，参加泸州、纳溪大战。萧菊芳当时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大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当朱德和朋友一起骑马到泸州西面的南溪去时，他的朋友三番五次地说：我妹妹聪明过人，但也很任性，这几年有不少亲戚朋友给她提婚，她都拒绝了，一年一年地拖下来，今年已经21岁了。21岁，当时算得上老姑娘了。他的朋友是希望朱德见到陈玉珍时多个心眼。其实，他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在朱德看来，陈玉珍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令人尊敬。朱德特别欣赏陈玉珍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朱德注意到，这个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的姑娘，很早就接触了革命运动。他同陈玉珍谈话时，感觉到对方读过许多书，爱好音乐，他俩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还有一时说不上来的许多共同的地方。
朱德同陈玉珍面谈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把小家庭的里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保柱蹒跚学步时，朱德回家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清晨或者傍晚，每当朱德有空吹箫、拉胡琴时，陈玉珍也会在一旁弹一首《牧羊曲》，那曲调欢快、悠扬；当俩人弹、拉起《小夜曲》时，人们常常可以听到一阵阵清亮的琴声，悦耳的箫声，那乐曲是多么甜蜜、亲切……后来，他们又开始学习风琴、吉他等乐器。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时，朱德的薪俸比较高，陈玉珍手头也有些积蓄。俩人虽然都很节俭，却舍得买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来款待客人。这些客人大多是当地有自由思想的人，他们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及其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夏天，当朱德忙碌一天回到家里时，陈玉珍就抱起琵琶，来到幽静、清香的小院里，在皎洁的月光沐浴下弹一首朱德爱听的曲子。每当这个时候，朱德也会拿起一把胡琴，乐滋滋地来到玉珍身旁，很自然地和着玉珍演奏同一支曲子。
月亮出来了，星星出来了，泸州城静静地躺在星星和月亮的怀抱里，像婴儿睡在母亲怀里那样安宁和香甜。随着朱德和陈玉珍的演奏，黄莺也在枝头轻鸣，蟋蟀哼起了小调，小院里的一切都融化在欢乐之中，朱德和陈玉珍也忘记了自己，沉浸在甜蜜的乐曲之中。
朱德的寓所里也有激烈争吵的时候。“五四运动”前后，许多青年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经常聚集在一起，对书报杂志上的一些新思想展开辩论。当他们来到朱德家里时，朱德和陈玉珍很自然地加入了争论的行列，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争论。在这种形式的争论中，朱德和陈玉珍萌发了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要发展工业和文化等思想，也丰富了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朱德回忆起这一时期的生活，颇有感慨地说：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致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他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当然，旧的封建势力把我们说成是放荡不羁；其实我们都是最规矩的……全中国都在谈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我们在泸州的学习小组也不曾想象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仆役、苦力和盐工。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朱德独自一人在书海里徜徉，有时候他和陈玉珍一起走进书屋，各看各的书，谁也不干扰谁。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为民族英雄岳飞的爱国行动喝彩，为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的英勇斗争精神而深受鼓舞……
护国战争结束时，蔡锷已经病入膏肓了。蔡锷被抬到朱德的司令部附近的住所时，虽然卧床，还常常把秘书长参谋长叫到床边，研究重建四川的规划。朱德劝了他几次，蔡锷总是微微一笑，依旧坚持工作。
蔡锷在泸州停留的那几天，朱德时常陪伴在蔡锷的身旁。由于蔡锷的病情日益恶化，他们之间说话不多，但朱德却把对蔡锷的尊崇和爱戴倾注在细致入微的照料之中。
8月下旬，蔡锷准备赴上海，再东渡日本治病。码头上，朱德握着蔡锷的手，依依难舍。蔡锷声音嘶哑地说：“此次东瀛，费时又费钱，是否能够痊愈，难以预料。古人说，武将不惜死，我能够看到护国战争的胜利，也算满足了。”
轮船渐渐远去了，朱德还久久地伫立在码头，他多么希望蔡锷能早日病愈归来呀！
时间仅仅过了3个月，正在四川南溪训练部队的朱德突然得知蔡锷在日本病逝，禁不住失声痛哭。
悲哀之际，朱德提笔写了一副挽联，寄托对蔡锷的思念。朱德写的挽联是：
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
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太难言。
蔡锷的遗体不久运回上海，在上海举行追悼仪式以后，安葬在他的故乡湖南长沙岳麓山。这一年，黄兴将军也病故了。
经历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后的朱德，已经彻底对用老的一套军事斗争办法谋求革命胜利而失望，他接触到了当时世界最新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理论，还听说中国的上海就有一个共产党，于是有意地去搜集这方面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