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西安失利，孙传芳江西大败，冯玉祥由甘入陕。此时的张作霖的心情很微妙：喜忧参半。
喜的是北方从此没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礼，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有人出面反对了。忧的是从此他必须亲自面对蒋介石的北伐军了，能否抵挡得住还很成问题。
吴佩孚从汉口逃走的第二天，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要以“援吴”为名派兵南下，首先从吴的手中夺取直、豫两省地盘，然后长驱而入湘、鄂，把奉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了合作“讨赤”之意。
吴佩孚是何等精明之人，对张作霖这套明援暗抢的把戏岂能看不破？于是吴佩孚转告张作霖：本人尚有雄师10余万，只要接济饷械，并不需要派兵来援。
张作霖担心把吴佩孚逼上梁山，只能对北伐军有利，只好变更计划。
1926年9月下旬，奉军强硬开进保定到石家庄一线。住在保定的曹锟，因为不能安身，只好移居郑州。
曹锟到郑州的第一天，就用老上司的口吻告诫吴佩孚说：“你虽善于将兵，但不善于用将。身为主帅，最忌使酒任性。你对诸将动辄怒骂使之难堪，何能责备他们不肯服从命令？你不让他们发表意见，岂不是自己蒙蔽自己的耳目？”
他又声泪俱下告诫靳云鹗、寇英杰、田维勤、陈文钊等：“子玉的脾气虽然不好，但是心地是很好的。军人不服从命令，没有一个能够得好下场。现在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们必须同心协力，辅助子玉才是。”
这些话似乎反映了曹锟对吴佩孚父子般的真挚感情。其实不然，曹锟在由保定支身前，有人挑拨他说：“人人都说吴子玉最忠于总统，其实最不忠的就是他。他以前反对总统上台，后来又反对总统复职，这是因 他自己有做总统的野心。他和张作霖结拜为弟子，现在非把剩下来的这点点本钱收回来自己当家不可！当然，叫他自动下台是办不到的，总统以劳军为名到郑州，他到车站迎接时，立刻把他吹了，然后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专力讨伐奉系，其余一切恩怨都放下不谈，这是总统今天唯一的起死回生之道。”
曹锟听得眉动目张起来，兴奋地说：“对！咱们就这样办”！
接下去讨论到，不能赤手空拳前住，必须筹发一批军饷才能把军队接收过来，至此曹锟哑口无言，而“巧计”也就在为虚话了。
同一时期，无独有偶，奉系方面也有一段“政情内幕”值得一提。
奉系的张宗昌并非真心效忠于张作霖，以前因受排挤，曾经一度与李景林联合组织直鲁联军，打算脱离奉系而另创门面。后来在奉、吴合作“讨冯”的局势下，李景林因见疑于张作霖而站脚不住，他才出卖李而向张作霖大献殷勤。
他自告奋勇要求南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取悦于张作霖，内心并不愿意把他的军队开到京汉路南段充当张作霖的炮灰，却又以曾经败于孙传芳之手，引为奇耻大辱，而时怀报复之心。
张作霖要利用孙传芳去打北伐军，竭力劝张宗昌向孙表示“好意”，张宗昌听了很不服气，但又不敢反对。
他的座上客杨度向他献策，叫他乘机袭取南京以报兵败之仇。杨度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天与其去碰锐不可当的北伐军，不如派人与广州国民政府相约，两路出兵夹击孙传芳。”
张宗昌听得乐不可支，猛地在杨度肩上拍了一下：“对，你真下愧为我的张子房！”便请杨度写信表示归附广州国民政府，而以逐孙后让与江苏地盘为条件，并且决定派自己的心腹参谋长金寿良携函到广东接洽。
不料，这个时候张学良突然来到济南，当面质问张宗昌有无投南意图。张学良劝张宗昌以“团体”为重，不要单独有所行动。又向在座的薛子奇狠狠地瞅了一眼说：“请你告诉杨度，不要乱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这样，杨度在北洋军阀内部“造乱”的计划又一次告吹。
1926年11月19日，张作霖从奉天赶到天津，在蔡家花园召集奉系高级将领会议，商议对策。张宗昌于11月13日了赶到蔡家花园。
19日，蔡家花园会议继续进行，突然一个卫士悄悄走近张作霖，递上一张名片。张作霖接在手里一看，不禁跳了起来：
“当真是他吗？当真是他吗？快快请进来。”
随后进来一位淡眉小眼、宽额尖下巴、嘴上留着两片日本人一样胡子的中年人来，这个人就是坚持反奉联冯、见吴不救的5省联帅孙传芳。他是11月16日，在浦口乘坐一列普通列车，打扮成药材商人秘密来到天津的，只带有两位幕僚和两位副官。
参加会议的奉鲁将领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馨帅，张宗昌一一向孙介绍。
孙传芳是专门来赶这次会议的。他说：“南北之争，古今都是一样，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这是心性不同嘛。如今南方赤贼兴起，对我们北军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只有北军联合起来，才能消灭赤贼。”
“南北打仗，从来都是北方人征服南方人。”张作霖说。
孙传芳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来联盟，而是为北军对付共同敌人。就向与会者表示自己决不回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浙事委托陈仪，苏事委托卢香亭，皖事给陈调元。于是张作霖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我们都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岂肯乘人之危，夺取别人的地盘！”
接着孙传芳低声下气，再三再四表示东南大局静听雨帅主持，同时历数自己误国误民。
孙传芳一番表态，使奉钱将领导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又漂亮，又爽快，真够朋友。”
张宗昌曾和孙传芳有一次大战。张、孙因而相互防备甚深。孙过去一直主张反奉联冯就是和这一仗有关。张宗昌看到声名显赫的孙传芳这样廉逊慷慨，不觉大为感动，也站起来大声说：“馨帅，不要把我张宗昌当作不讲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不得你的允许，决不开进你的地盘。”
张在北洋军中是个最有脾气的人物，他原来是直系的一个师长，后来投告张作霖做了一个宪兵营长，张作霖派他去吉林剿胡匪，因为他不费一枪一弹，就让这群惯匪归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对他另眼相看，升为旅长。1923年秋操时，郭松龄已是奉系中红得发紫的新秀，掌握奉系全部精锐之师。他发现张宗昌带的兵很散漫，因而对张部检查特别严格。
一天演习时，天上下着大雪，把地里收获过的高梁杆根子全部盖上，张的士兵演卧倒时被戳伤不少。张心中不快，回到房里蹲在炕上，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正在骂时，郭松龄忽然推门进来，听到张的牢骚话后，就问张：“你在骂谁？”
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骂任何人。”
郭松龄大发雷霆，指着张宗昌的鼻子骂：“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张宗昌的下属和士兵都想张要发火。
这时，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了起来。大家都认为张会拔枪打郭，殊不知他跳下来，马上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操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
后来郭向张陪不是，张作霖知此事后，对张宗昌大加宠爱。
张后来建立志直鲁联军，拥精兵20多万，在北洋后期成了鼎足人物，但他始终唯张作霖马首是瞻，充当其马前卒。这点又和吴佩孚相似。
在蔡家花园会议上，孙传芳建议为对付南军应统一指挥，组织“讨赤军统帅办事处”，推举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他自己愿率所部听候雨帅差遣。
11月22日，张作霖的军师杨宇霆专程从奉天赶来天津，参加对南方军事策略的制定。根据杨宇霆的建议，决定对南军采取防御，以巩固长江以北为主。联军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为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点，互相策应。
但由于吴佩孚的直系已无力抗击南军，又不肯让道给奉系。与会者认为郑州问题是建立这个铁三角的关键。最后在张作霖等人的坚持下，决定“有必要时可武力南下。”
11月29日，张宗昌建议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张作霖还在半推半就之际，孙传芳、张宗昌两人一唱一和地交口劝进，张作霖也就不再装腔作势而答应下来。其实，奉系已于前一天捏造了吴佩孚宣告下野的假电报，目的在于造成北洋派“共戴一尊”的气氛，以便由张作霖出面来总揽全局。最后众人联名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列名者有吴俊升、张宗昌、净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等。这个列名还不敢冒签吴佩孚的名字，但是净锡山、商震却被冒签。
12月1日，张作霖身穿大礼服，陈设香案，跪祷于天，由秘书长郑廉宣读“告天文”，即在蔡家花园宣布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之职。仪式完毕后，即下令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苏皖赣闽浙5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
12月1日，北方军阀的蔡家花园会议结束。制定了共同的对付南方国民革命和北方国民军的策略和军事战略部署。但由于北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吴佩孚和阎锡山的态度，给蔡家花园会议的决策罩上了一层阴影。
蔡家花园会议结束后，张作霖派张景惠再到郑州请吴佩孚在三个办法中择一而行：一、自己反攻武汉，或者同意奉军假道南下作战；二、请即来京主持“中央政治”；三、或者仿照北洋派元老段祺瑞、王士珍的前例，以上将军的名义主持将军府事务。
与此同时，吴佩孚也在郑州召开会议，讨率应付奉军假道和反攻武汉的问题。
吴佩孚让靳云鹗反攻武汉或者带兵“援陕”，靳口里没说什么，暗中却和魏益三一道，准备在奉军强迫“假道”的时候，正式宣布讨奉。同时暗示“吴大帅”如果愿意下台，他们仍当奉为“精神上的领袖”。
这时汉口报纸不断揭露靳、魏两人与南方妥协以及唐生智通令保护靳云鹗在鹗财产的消息。虽然靳、魏两人仍然否认投南，但是他们了南拒奉已经是不可掩的事实了。
吴佩孚对这些情况看得很清楚，而且他也懂得，如果奉军一定要强迫假道南下，就会把他的军队逼上梁山，他将成为一无所有的孤家寡人。因此一再要求张作霖派奉鲁军分别由秦皇岛、青岛乘舰南下，乘虚进攻广东。这样就可以根本解决，而不必假道京汉、津浦两路现兵。
当张作霖质问他为什么反攻武汉遥遥无期的时候，他竟想入非非地回答说，反攻无期是由于指挥权的不统一。现在北方有“讨贼”和“安国”两个军事系统，讨贼军这个系统在前，应当取消安国军，请张作霖改任讨贼联军后方总司令，这样才能解决指挥权不统一的问题。
张作霖看了这位“盟兄”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还要耍无赖、开玩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便又去电声明安国军的前身为镇威军。并非新起炉灶，反过来请吴担任安国军前方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
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演了这幕滑稽戏之后，又在饷械问题上交起锋来。吴说他的军队衣食不周，因此无法反攻，如果能够得到军饷50万元，马上能够发动，如果得到200万元，就一定能够不战而胜。张作霖则认为吴军尚未出动，谈不到接济问题，必须“战事激烈”，才能“急难相助”。至此，他们无法再扯下去了。
张作霖在任安国军总司令5天后，发表反共宣言，目的是想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便到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改称“大元帅”尝试变相总统的滋味。但是杨宇霆始终认为在军事上没有切实把握以前，不宜有此一举，而张作霖也就踌躇不前起来。
此时北京的顾维钧内阁已经两度表示辞职，帝国主义又有承认广州国民政府的倾向，张作霖感觉到如果北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北政权就将解体，因此电召杨宇霆再到天津来讨论中央政权的问题。
杨宇霆因事不能抽身，在回电中仍然反对直接出面组织政府，却赞成张作霖到北京从事外交上的活动。
12月22日，张作霖召集吴俊升、张作相等在蔡园举行会议，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并排定阁员名单。
这是一个以奉鲁系为核心的内阁，其中内、陆、交三席属于奉系，海、财、教三席则为张宗昌所推荐。这个内阁又是以东西方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混合体，其中靳云鹏代表亲日势力，顾维钧、王宠惠代表英美势力。
名单商妥后，靳云鹏主张内阁用北方各将领公推的形势产生，不由这安国军总司令直接任命，张作霖对此也不坚持。
一切安排就绪，不料，吴佩孚致电张作霖反对靳云鹏组织内阁，仍然主张维持顾内阁。张作霖妥协，决定改组顾内阁。
1927年1月12日，顾内阁改组完成。
这个内阁实际上是为奉系筹措军饷和办理外交的附属机关。从改组完成时起，它就自动宣布征收关税二五加税，自2月1日起实行。
张作霖并不重视这个内阁，他在安国军司人充部另外成立了3个“讨论会”。这是内阁以外的内阁，并且成了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机关，而名义上的内阁却是一个执行机关。
军事方面，张作霖鉴于吴佩孚罢免靳云鹗以后仍然不能控制他的军队，曾向吴表示，拟派张学良带兵南下，以子侄之礼接受前辈的调度，吴当然拒不接受。
至此，张作霖认为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便决定采取两路进兵河南的计划。
张作霖又派吴的老对头赵倜为河南宣抚使，随军南下，叫他招降吴军。至此，奉吴合作的局面彻底地破灭了。
2月8日，张作霖发出了进兵河南的电报。当天吴佩孚也打电报极力阻止奉军前进，可是张作霖哪里还肯听他的话。奉军第十军于珍部突然开到彭德来，齐燮元的卫队被缴械。又继续开到新乡来，当地驻军王为蔚之一部也被缴械。
2月中旬，浙江局势又起了变化，张作霖决定调动吉、黑两省军队入关，以全力保持长江以北的地盘。将江浙问题交给张宗昌处理，奉军则专负解决河南之责。
阎锡山见北方奉吴两系大势已去，便派人到汉口向南方表示诚意，又派晋军大将徐永昌率兵进驻娘子关，宣称“保境息民”。至此，奉、吴、阎的“三角讨赤联盟”完全瓦解了。
正当奉系宣传入豫各军取和重大胜利的时候，前方军事忽又混沌不明。随后得知，投降奉系的毅军忽于16日由中牟自动退却，靳军乘势在中牟、开封之间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攻，即于当天占领开封，次日占领中牟。奉军前敌总指挥于珍、毅军总司令来振标、河南巡抚使赵倜都夺路而逃。
24日，靳部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亲乘铁甲车反攻郑州，已攻至豫丰纱厂附近，忽被奉军的炮弹击中，高与同乘者都被打成肉泥，靳军的攻势才被遏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