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娣一边嘴里念叨着，一边背起山菊恐慌地去找村医。
六十岁的老村医戴上花镜，仔细瞧了山菊双脚上一片一片豆粒大的小水泡。他吃惊地说：“这闺女脚上起的好像是黄水泡，这种疱疹毒性大。她怎么会这样子？”
刘娣说：“嗨！别提了，别的也没有干啥呀！就昨天她光着脚丫跑菜园子拔了几颗葱。菜园子里，雨前浇了不少大粪汤子。”
村医说：“咿咦，坏事了。她脚八成是感染了。可了不得呀！我先给她涂上点药水。如果明天不减轻，那赶紧弄公社卫生院看看。”
刘娣听后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浑身软的像一滩稀泥，好一阵才定下神来。她忙又背着山菊，两条腿颤悠着往家里走。
七月的闷热，常常让人夜晚都无法睡觉。大部分社员都在院里或树底下支张床，铺一张草席休息。一弯月牙钩在了天空，劳碌了一天村民，一只手总是拿个小蒲扇，一个劲地忽扇着风，熬着这难耐的炎热。
到了下半夜，小山菊躺在草席上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刘娣起身用手一摸，山菊的头滚烫滚烫。她忙进屋，点亮了煤油灯，把山菊抱进里屋，先让她喝了几口水，又用凉毛巾敷了敷脑门。此时鸡叫刚刚三更，外边还黑蒙蒙地。李金一看山菊这样子，急忙又去找村医。
也就是两袋旱烟的功夫，村医就急匆匆地到了。他为山菊先量了体温，当他拿出体温计一看，吓愣怔了。“乖乖，四十度。”村医又看了看山菊的眼睛说：“她的白眼球蜡黄蜡黄的。我先为她打一针退烧针。这闺女恐怕得了急症，赶快弄她去县医院吧。公社卫生院恐怕也治不了这病。”
李金老两口吓愣怔了。这一时上哪里去弄钱呀！家里只有几块钱，刘娣顿时急哭了。李金在屋里直打转转，村医说：“不中，先去我家拿点钱吧，救她命要紧。”
李金无奈随村医去了他家，老村医把近几天看病收入的二十几块钱，全部借给了李金。李金急忙回头又敲开了两个邻里家的房门，东凑西凑总算凑到四十几块钱。天也大亮了，老李夫妇和大儿子拉上地板车抄乡间近便道，颠簸着向三十里开外的县城走去。
大约跑到了一半的路程，突然地板车一个轱辘刷的掉了下来。车板突然一倾斜，小山菊滚到了地下，只听她被摔得吭哧了两声。刘娣急忙抱起山菊，很幸运，只是小脸磕在了地上，划破了一点皮。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倒霉透了。原来走得匆忙，板车轱辘没有上紧造成的。按好了车轱辘，李金和大儿子替换着继续往前赶路。
又走了一段黄土路，山菊说：“妈，我想喝水。”
哎！走得匆忙，只带个空茶缸子，也忘了带瓶水。
刘娣说：“山菊先忍一忍，快到县城了。”
三个大人拉着山菊几乎是一路小跑。经过城南一片红薯地时，刘娣说：“她爸，咱挖几个小红薯吧，又挡饿又解渴。”
李金说：“哎！像什么样子？咱这不成了盗窃集体财产吗？”
“这不没有办法吗？走得急，连瓶水也没有带。”刘娣看了一下四周，无奈用双手扒开了地垄沟，挖出来几个还没有成熟的小红薯。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偷着弄公家的东西，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无人看见，刘娣脸上还是火寂寥地发热。她用自己的衣襟急忙擦了个小红薯说：“山菊，先啃几口吧，到城里再给你找水喝。”小山菊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妈，中。”
可能是打针起了作用，小山菊渐渐退了烧。他们也呼哧带喘地赶到了县城医院。
山菊大哥赶紧挂了急诊号，正赶上是位老医生坐诊。老医生看了看山菊脚上的水泡，又翻了翻她的眼皮，问明了情况后说：“这孩子可能是急性肝炎，赶快做个化验再做最后确诊吧。但必须要住院治疗，千万不能在耽误了。”
李金说：“医生，您给开点药，俺们回家吃药中吗？”
“不中，要真是急性肝炎，就得住院治疗。准备好伍拾元住院费。”医生说。
一家人一听更是心急如焚，一共兜里只凑来四十几元钱，这可咋办呀？这下又难住了他们。
李金只得央求医生了：“医生您帮帮忙，先让俺丫头住下。我这就回去筹钱。”
说话间化验结果出来了，上面清楚地写着：“急性黄疸肝炎”在老医生热心的帮助下，小山菊先住上了院。山菊大哥当时就坐车去临县他姑姑家筹钱去了。
山菊姑姑家住在半山坡上，那里生产小麦，水稻。每年山菊的姑父都会利用空闲时间去山里采点草药。姑姑又是大队妇女主任，就只有一个憨表哥，所以姑姑家条件在农村那还算说得过去。当姑姑知道山菊生病住院时，吩咐姑父把缸里仅有的百十斤小麦卖掉，她又借了几个，一共凑了五十块。第三天山菊大哥拿着姑姑凑来的钱回到了医院，续交了住院押金。在亲人与大家的关心下，小山菊的病情一个星期后有了明显的好转，脚上的水泡泡也不再痒痛，一双大眼睛有了微笑的光泽。一家人总算松了一口气。这在那个动荡与贫困的年代是多么不容易呀！刘娣眼睛里又有了热辣辣的泪光！
由于几天的折腾与煎熬，再加上每天基本上只吃两顿饭都是算计着来的，李金瘦弱单薄的身体支撑不住了，在医院里眩晕了起来。刘娣赶紧去街边的小饭堂，花两毛钱买了一大碗胡辣汤。李金喝下后才算慢慢缓过劲来。
小山菊重新活泼了起来，看着熬红了双眼的父母，她灿烂的笑着，甜甜的喊了声：“爸、妈。”
这种急性肝炎必须一次性根治，起码需要在医院治疗半月一上。如果病情稳定，才可以回家。但出院后，必须继续注射两个月的青霉素才能彻底治愈。李金先赶回了家中。他瞅了瞅上月刚分到家，全年一家六口人的三百多斤小麦，长叹了一声。无奈，只得拿出二百斤小麦为山菊筹集药费，往后的日子只能熬到跟前再说吧。
夏日的夜晚，满天的星斗！李金躺在草席上思索起来。他万没有想到，回到家乡靠种地这几年生活也会如此糟糕。这该怪谁呢？还是怪自己命运不济。看看这几个越来越大的孩子和这个一贫如洗的家，李金心里像无数针扎着一般难受。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李金带着卖麦子的几十块钱又去了县城医院，为山菊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又给开了两个月的青霉素注射剂。小山菊就这样出院了。回到家后，这段日子再艰难刘娣也会用换煤油、咸盐、洋火、挤出来的几个鸡蛋，隔三差五给山菊煮上一个补充营养。在亲人的关爱下，小山菊三个多月就恢复了健康，活泼的像个小天使！因为这场病她没能赶上秋季新入学，只能等到下一年了。
清洌洌的寒风迎来了1969年的新年。大地满眼的苍凉。黄土坡坡上没有飘下丝毫的雪花。新年本是欢喜的日子，可从社员们浑身上下都看不出一点欢喜。那老榆树上的大喇叭倒是从早响到晚，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那个年代，把个种地的农民也搅乱了。学生娃们也不好好上课，每个星期必须去两次田间地头，高举红旗，唱着革命歌曲。
这两年村里倒是热闹了，村头的大喇叭一天至少放两遍，一边大喊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边又在鼓励“抓革命促生产。”那更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雨一样摇撼着亿万农民。社会次序一反常态起来。
时间老人阻挡不住岁月的步伐。日出日落中，百姓的日子要一天天往前过。临近腊月二十六了，大队革委会的几个造反派带领学校的几个年轻老师，民兵和一群红卫兵，高举大旗押着几个老地主和老校长正在逐个村游斗。地主们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后边年轻人振臂高呼着，把这几个人一圈圈地游街示众。领头的年轻人高声喊着：“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封资修。”他上蹿下跳的样子引来了无数村民的围观，也让老实巴交的农民有种恐慌不安的感觉。
当游斗到李家洼时，李金看到了自己的大丫头也在游行队伍里，气得他火冒三丈。小山菊高兴大喊起来：“大姐，我也去游斗。”她兴高采烈跑进了红卫兵的队伍里。李金一把把她拽了出来，并训斥道：“小丫头家你胡闹什么？”小山菊被父亲的训斥给镇住了，尚小的她，天真地站在原地瞪着一双大眼睛看起了热闹。
李金又紧跑几步追上了大丫头，把她叫到一边说：“你一个丫头家家的，胡闹啥？不怕人家笑话你？”
“爸，这是革命任务！人人都要热烈响应嘛。再说了，我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大丫头甩开李金的手又回到游行的队伍中。
那一阵阵刺耳的高呼声，把个大年的味道闹的无影无踪了。
到了腊月二十八，刘娣满脸惆怅起来。这个年可怎么过呀？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一点喜庆的样子。于是她找来了一张红纸准备剪个小窗花。这样也算沾点年的喜庆。她随手拿起剪子和红纸，笨拙地剪了两副大公鸡贴在了窗户上。她自己看着苦笑了一声。刘娣又进屋看了看缸里仅有的二十多斤小麦，准备蒯出来两瓢，用石磨碾一碾，蒸锅花卷馍馍给孩子们吃，这个年也就算过去了。至于荤腥吗，就不要再想了。正在她犯愁时，大丫头拿着两块钱工资高兴地回到家：“妈，我发工资了。总算有割肉的钱了，可以包饺子过个年了。”
刘娣高兴地说：“大丫头，大队给你发工资了？我正愁咋过年呢。”
“嗯，妈，叫我爸去集市上割猪肉包顿饺子吃吧。”她兴奋地在屋里转了一圈。
忽然大丫头看到了窗户上刚贴上去的窗花，急忙很严肃地说：“妈，谁让你剪这东西呢？现在可不中，让革委会的人看见了那可了不得。”这丫头还没等刘娣弄明白咋回事，三两下就把窗花撕下来了。
刘娣气着说：“你这丫头，一个窗花碍谁事了，还讲不讲理？”
大丫头压低声言又说：“妈，你不懂，听我的，以后可别剪它了。”
她把两块钱塞给母亲转身走了。刘娣嘴里叨咕着：“这是咋了？一个窗花也碍事，真是怪了事了。”
刘娣看着大丫头离去的样子，又看看手里这两块钱，长叹了一口气。她从这两块钱里拿出了一块钱，准备让老伴去集市上买斤猪肉，年三十掺上萝卜，包顿饺子一家人吃。
第二天吃罢早饭，刘娣说：“她爸，你去集市上割斤猪肉回来，年三十包顿饺子好过年。”
李金在鞋帮上磕磕烟袋锅，长出了一口气。揣上刘娣递过来的一块钱，随村里赶集的几个老哥们，顺乡间小路来到了公社的集市上。
狭窄脏乱的街道上来了好多庄户人，可仔细看看买东西的不多，看光景的倒不少。猪肉六毛钱一斤。李金瞧了一会，最多的一个老哥买了三斤肥猪膘。大多数村民只是买了一二斤猪肉。李金手攥着这一块钱思量了一下，还是觉得用这一块钱买二斤猪肠子油合适，拿回去在大铁锅里炼吧炼吧，炼出的猪油可以留着来个客人炒萝卜，也能多香几次嘴。剩下的猪油渣，掺上罗卜又可以包饺子吃，还是这样比较划算。想到这里，李金就用这一块钱买下了二斤猪肠子油。他拎着白花花的猪肠子油在集市上转悠了一圈，几个老哥们一吆喝，拎着手里仅有的一点年货，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大腊月里风有点刺骨，几个人冻得呲牙咧嘴的，缩个脖子，高一声低一声走在路上。正好晌午李金也到了家，他进门时又在门框上刮刮鞋底上的粘泥，喊了声：“我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