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最早兴办地方官学的，当推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文翁为改变蜀地文化落后于中原的状况，亲自挑选了10余名聪敏有才者，派到京城，有的随博士学习，有的学习法律。他节省府库开支，购买蜀中特产赠给博士以表酬谢。几年后这些人学成归蜀，文翁均予以重用。他又在成都建起学舍，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入学，免除他们的徭役，弟子学成后，从中择优选拔录用。文翁平时巡视各县时，让高材弟子随行，代为传达教令，以此给弟子增添荣耀。于是各地吏民争先恐后遣子求学，甚至不惜出重金谋取弟子资格，蜀地劝学重教的风俗从此形成。汉武帝即位后，推广文翁兴学的做法，“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西汉末王莽执政时，于3年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国一级设“学”，县、道、邑、侯国一级设“校”，各配备经师2人。乡一级设“庠”，乡以下的基层单位“聚”一级设“序”，各配备《孝经》师1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发达，班固《两都赋》中赞颂“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正是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写照。
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是郡国文学掾史。文学官多由学者名流担任，除作为郡国长官的学术顾问外，在有地方官学之处，也从事教授诸生的活动。汉代碑刻文学中有许多关于地方官学的记载。例如《蜀学师宗恩等题名碑》文中，除列有文学掾外，还有《易》掾2人、《尚书》掾3人、《诗》掾1人、《礼》掾2人、《春秋》掾1人、文学孝掾（疑即《孝经》掾）1人，有专经教师从事教学的分工，已与太学相似，当然只是在文教事业发达的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规模。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从事礼教活动的中心场所。如韩延寿在颍川（今河南禹县）“修治学宫，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李忠在丹阳（今安徽宣城）“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射，选用明经”。卫飒在桂阳（今湖南彬县）“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都是以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仅为其次。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偏低，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朝廷对地方官学也没有考试升迁的专门措施，因此各地有志于求学上进的人，均力争赴京城太学去学习深造，或投拜于有学术造诣的私家大师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