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简介
李金初，1939年6月出生，湖南张家界人，中共党员，土家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中学高级教师。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1974年至1987年任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1987年至今任十一学校校长，并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和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央教科所兼职研究员。被北京市教委聘为德育专家。
主要著作有《改革、选择、发展---我的办学思想与实践》，主编、参编出版物数十本，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践了学校国有民办制。主要荣誉称号有：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新世纪中国改革百名优秀人物、世界成功人士、首届全国中学十大明星校长、北京市中学模范校长，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987年，李金初上任，在他的带领下，十一学校：
1988年，“挤”入了北京市中小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校的行列；
1992年，“推”出“五自主”，开始探索投资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1995年，“创”出“国有民办”的理论，进一步探索办学体制的改革。
这就是李校长指挥十一学校演奏的三部曲。也正是“挤”“推”“创”这三部曲，使十一学校步出低谷，成为在北京、乃至在全国都享有盛名的特色校。李金初也因此成为名校长，毫无疑问，李金初最大的名气就是把一所普通校变成了名校。李金初因十一学校而大展宏图，十一学校因李金初而出名。
从“小九九”到“大九九”，算出一所名校来——
北京市十一学校：从普通中学到京城名校
十一学校是在周恩来、罗荣桓、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亲切关怀下，由中央军委于1952年创办的，为纪念新中国诞生而命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1960年增设初中，改名为“十一中学”；1962年为避免与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混淆，改名为“十一学校”；1964年学校移交北京市教育局领导；1972年春始办高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在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示的引导下，在北京市和海淀区教育行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全体干部、教师以育人为根本，以教学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以管理为保证，锐意改革，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使学校获得长足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道路上进行的成功的实践和探索，使十一学校从一所普通中学成为北京市内外的知名学校、明星学校。改革开放后的20年，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时代：一个解放的年代、改革的年代、大发展的年代。中国走向世界，又和世界一起走向未来。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创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教育理论则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灯塔，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十一学校的办学实践。“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指明了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硬道理。十一学校在大胆和成功的改革中获得快速发展，先后获得“全国民主管理先进学校”、“市普教系统先进集体”、“市先进党支部”、“市师德建设先进群体”、“市德育先进集体”、“市艺术教育金帆奖”、“市体育模范学校”、“市电化教育先进学校”、“市红旗团委”、“区全面发展，办有特色学校”、“区教学质量优秀学校”等荣誉称号，北京五中进行的两项教育实验——“综合活动课”和“英语分层教学”，分别获得了北京市普教系统“八五”教科研成果奖和“胡楚南教学优秀奖”。1999年，《运用电教手段，推进素质教育》教学成果又获北京市政府奖。学校成为国家教育部、中央教科所、全国初中教育委员会和海淀区教委等各级各类教育课题项目的实验学校。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取得，与十一学校领导和教师敢于改革，敢于超前，大胆探索，成功实践息息相关。
一、以办学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必然要同社会多种因素发生相互作用，其中，它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尤为重要，两者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经济决定教育，教育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生产必然作用于教育的发展规律及其内在运行方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然受制约于社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转变，即实现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应的，教育上，全部非国有学校都转变为国有公办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次办学体制改革。受制约于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教育的宏观管理及内部运行同样是计划模式：自下而上层层完全服从。这种教育的运行模式在完成其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之后，逐渐走向封闭的、机械的、狭窄的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邓小平理论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带到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迅速出现和壮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荣，我国经济上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有的20年持续稳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和生产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经济体制在改革、在发展，教育必须改革，才能发展。十一学校真正的、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是从1988年开始的。突破口是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当时市、区的改革试点校中并没有十一学校，学校是看准了时机，“挤进去”，成为试点校的。为时四年的第一轮改革，明显地激活了学校内部管理机制的活力，基本解决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办法是减员增效，实行“满工作量”的聘用，实现人才资源的“高利用率”。凡因周课时和周教案之和达不到18个单位，或教学工作量与非教学工作量之和不相当于上述工作量，不予聘用。结果是，全校教学班由原来的44个增加到46个，而教职工由226人减为198人。同时，实行“评聘分开”的原则，对个人的考核评价与国家职称脱钩。学校按照市、区、校三级学科带头人和校骨干教师的标准进行评价，每年一次。所以，三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是流动的，只与前一年的工作绩效有关。我们按教师对教师全面职责的承担能力及各项工作的绩效得分，将教师重新评定为“三类七级”：普通合格教师、骨干教师（一、二、三级）、学科带头人（市、区、校三级），结果与教师收入挂钩，从而打破了职称的终身制，强化了竞争意识。在这一轮改革中，有两个观点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学校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步发展”，这是对“集体利益再小也大，个人利益再大也小”观念的扬弃，鲜明地引入了物质利益驱动机制；二是“生活上可以照顾，工作上不可以照顾”，这是对“包起来”观念的改变，从而保障了学生的发展利益，旗帜鲜明地引入了竞争上岗的机制，同时又保证了改革的稳定进行。第一轮改革使学校管理摆脱了“滑坡机制”，学校发展因此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学校发展的根本问题。十一学校是“自费”改革，即结构工资在国拨工资基础上的增加部分由学校“自筹”解决。这已表明：所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都从国家那里获得是十分困难的，这是穷国办大教育的实际。教育发展首先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就不能充分的办好教育。教育的低投入只能以教育的低水平为代价。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投资体制，实现多渠道投资。在国家财政投入之外，大力发展民办学校，并将部分公办学校进行转制改革，使更多的学校能够直接面向社会吸纳社会的教育投资，这就是办学体制的改革。
二、改革育人模式，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
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提高民族的素质，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因此，办学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办学活力必然要引入到教育、教学领域，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发现，适应过去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传统教育，其教育观念、方式、制度、体系在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要求的人才方面，出现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具体的表现为：
第一，人才培养标准的过分驯服性。建国后，我国教育主要受影响于前苏联教育，而且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加之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以我国教育模式只能长期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指标、计划是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其顺利执行必须以下对上的服从为前提。教育为计划经济培养人才的首要品质是服从、听话，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听话的班干部是好干部。一个人的能力可以有大有小，但不驯服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提倡做“驯服工具”、甘心于“做一块砖”。教育的任务是把学生培养得越乖顺越好。这种育人思想和育人标准至今还占有相当大的地位。而现代教育的首要作用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便为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尽早为每一个人提供‘生活通行证’，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理解他人、从而参与集体事业和社会生活”，这“不仅要鼓励首创精神、集体劳动和协同作用，而且还要鼓励个体经营和企业精神”。（参见联合因数科文组织救育丛书《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央教育科学出版社第68、69页）因此，我们的教育应鼓励学生主动发展、积极奋斗的精神。
第二，教育环境的封闭性。计划体制是自我封闭的体制。其设计是相当严密的，它要求在不与外界有任何能量交换的条件下可以存在和运行，因此对外它是封闭的，特别是中国的计划体制，恶劣的国际环境和革命战争年代长期被国民党封锁而在各个根据地建立起的各自完备的小社会的经验，更加严密的把自己封闭起来。国家对外封闭，农村与城市基本隔离，学校也像小社会，学生被限定在狭小的学校里，安置在几个教室里。外部的大千世界再奇妙，学生也什么都不知道，这种封闭性的教育，不一定导致学生文化科学知识基础不扎实，相反，由于特别安心于学校课堂而会增加很多学习书本及反复练习的时间，因而，会在掌握书本知识和解题能力方面表现更优秀。但是，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做事能力、交往能力、生存能力的培养呢？我们的学生如同温室里的花朵，一旦走出教室便难以适应外界的严寒。今天，不走出学校，明天就很难走向世界。但是，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环境仍然具有过分的自我封闭性。
第三，教育方式的僵化与保守。计划经济体制对外界变化的反应是迟缓的、滞后的。因为是“全国一盘棋”，各生产部门只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在“听人摆布”，因而不可能单独作出灵活机动的反应。由于追求体制自身的稳定，因而其思想是倾向保守的。反映在教育上，是缺乏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机制。“保姆式”、“警察式”的教育方式因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其保守、僵化与封闭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因为，现代社会是创造的社会、开放的社会、改革的社会，而封闭保守的教育环境和方式是不可能培养富有创造性、富有开放眼光的人才。出现以上不适应性的原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对教育政治的平反，而缺乏对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如何在内涵上获得科学的发展的深入研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孕育和进行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实际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教育不是这样，教育的“拨乱反正”是回到“十七年”，又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计划体制下育人模式的局限性不仅得到全部保存，而且在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中得到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正式提出了7年，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实际已进行了20年，今天，改革封闭的、保守的、僵化的育人模式是我国教育获得革命性发展的主要突破点，因此，办学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办学活力必然要引入到教育、教学领域，对传统教育的育人模式进行改革。
